各位代表：

中国史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首先，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出席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这是对中国史学会工作的巨大支持，也体现了对全国史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与热情鼓励。我代表中国史学会，代表与会的史学工作者，对陈奎元副主席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第八次代表大会距离上次代表大会刚好五年。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已经完成了代表大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现在代表第七届理事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大家审议并提出批评意见。

五年来的工作汇报

中国史学会是群众性的民间学术社团。它有着光荣的历史。今年10月，我们将要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重大纪念日子。中国史学会筹备于1949年7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成立的少数几个学术团体之一，在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历史学家的推动下，它曾推举代表出席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参与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大活动。60年来，除了“文革”期间外，中国史学会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学术活动，按照中国史学会章程，大体上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秉承中国史学会的传统，第七届理事会在团结史学界，推动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前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第一，中国史学会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旗帜鲜明，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歪曲历史，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侵略。中国史学会为了维护历史真实，维护国家利益，在一些场合驳斥了为侵略者开脱罪责的言论。2005年4月5日，中国史学会配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首都史学界抗议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歪曲历史教科书座谈会，中国史学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发表谈话，谴责了日方歪曲历史真实的荒谬言行。

2005年10月，为了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抨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纪念亚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座谈会，邀请来自中国、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历史学者与会，座谈亚洲各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中国史学会负责人做了题为“正确处理历史认识问题，构筑亚洲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的发言，指出：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社会应该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反省1945年战败的历史，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放弃长期形成的对亚洲、对中国的蔑视甚至敌视政策，学会与亚洲各国和平共处，这样亚洲各国才能更好的发展起来。以上活动，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集中表现为否定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渲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歪曲历史真相，主张“告别革命”，在史学界和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中国史学会与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关于近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讨活动，与会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绩，对一段时间以来在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谬误、危害和根源。这对于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中分清是非，正本清源，对于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读者的误导，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讨论会的文章，汇编成《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

读者对研讨会及其论文集的出版有较高的评价。许多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的批评。但是，对整个学术界来说，这种批评是自发的、零星的，尽管也发挥了一些澄清是非的作用，但较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言，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尤其《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发展到自觉的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其中四位作者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对话，对历史虚无主义做了适当的评论。中国史学会与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还联合召开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学术研讨会，讨论和分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领域中一些倾向性问题。这些努力，对于引导学术界和大众的认识，对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汇报会上讲话，在谈到史学研究时，他指出：以中国史学会为代表的史学界，我院史学片的各个研究所，阵地意识比较强，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占上风的。如果出现了错误言论，总有人能站出来进行抵制和批判。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史学界没有丧失，这是可喜的。我们不能高枕无忧，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要让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史学事业和树立的优良学风，在我们手里折损、贬值。

我们感谢陈奎元同志的支持与鼓励，中国史学会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第二，中国史学会通过举办学术讨论会在推动历史学界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方面做出了努力。中国史学会与各地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联合主办学术会议，积极推动学术研究活动，是一个传统。本届理事会在这五年期间，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大略说来有：2004年9月，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威海市政府主办的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3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省林则徐研究会联合主办“林则徐与近代中国——纪念林则徐诞辰22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5年9月中国史学会与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世界历史工作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论坛；2006年8月，中国史学会、南通市人民政府和南通大学主办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2006年9月，中国史学会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06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考古所联合举办的纪念尹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6年11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几次会议的举办，广泛联系了海内外学者，推动了学术研究工作，尤其对相对偏远地区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如2005年在银川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西部各省和东部各地的历史学者，共同关注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问题，探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很有启发作用，西部省区的学者们反映甚好。

第三，在培养青年学者，加强青年学着与老一代史学工作者的联系方面也做了工作。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是中国史学会定期举办的青年学术例会。大体上每届举办一次。2006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武汉联合主办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80余名青年学者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市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次讨论会围绕“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这一会议主题展开。本次会议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的学科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深度。会议还特邀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原副会长龚书铎，以及章开沅等老一代学者与会，就学风建设、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和青年学者进行交流对话。与会青年学者都非常珍惜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不仅紧张有序地参与学术讨论，还主动积极向前辈学者请教，与同辈交流，均感对自己的学术成长深有裨益。

第四，积极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强与国际史学会的联系。中国史学会是国际历史学会的国家会员，历来支持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2005年7月，国际历史学会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举办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代表团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校和军队学者。这是1980年中国史学会组团，作为非会员国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及1985年以来中国代表团作为会员国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来，第六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史学会组团出席这次大会，取得了三项成果。第一，中国学者全体出席了中国史学会主持的“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专题讨论会和“东亚模式的现代化”专题讨论会，这也是此次大会期间唯一一个以国家为主题命名的讨论会。讨论会准备充分，发言学者都提供了论文英文文本，在会场散发了论文，准备了投影，全部发言用英语。与会各国学者大约80人。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科卡和秘书长罗伯特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了祝贺，秘书长还提出要专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报。第二，中国学者出席了其它各场会议，进一步了解了各国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如全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人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第三，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在大会期间还专门安排时间与国际史学会主席、秘书长、司库等人开了座谈会，讨论加强与国际历史学会的联系问题，表达了中国史学会希望在北京主办2007年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的意愿。由于我们的努力，国际历史学会在悉尼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2007年在北京召开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2007年9月，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历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此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帕塞特出席会议并致词。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海鹏主持开幕式并以《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为题，从宏观的角度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前景等。讨论会上有9位中国学者向国外同行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现状，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纂修工程两个重大项目的进展和成果。此次学术讨论会使各国历史学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概况，增进了各国史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院士回国后，特别在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专门撰文详细介绍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指出中国史学家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各国史学家们的高度注意，目前中国在所有历史科学领域正在进行的大量工作以及获得的成果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加强与国内史学工作者的联系。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对一些学术会议如广西钦州市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的召开发送贺电；参加一些科研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所庆，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中心成立仪式，出席复旦大学历史系80周年系庆；2006年春节期间，以中国史学会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召开北京地区史学界老同志迎春联谊会；在一些前辈史学家辞世后发唁电表达慰问。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各单位会员的联系，交流工作经验，2008年12月中国史学会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历史学30年暨中国史学会单位会员座谈会”，来自全国35个单位会员派出的4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设3场学术报告会，由各省市代表向大会介绍本单位会员5年来的工作成绩及经验，通过交流，加强了各地和不同专业学者的相互了解，交流了学术发展状况，也为中国史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六，编辑出版工作。本届理事会工作期间出版了三期《中国史学会通讯》，记录理事会工作、学术会议、对外交流和各地史学会工作情况，已经印发给各位理事。为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会长会议决定组织国内学者编写反映有关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史等各学科以及清史编纂的学术历程的书稿。这部书稿题为《中国历史学30年》，已经在200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2000、2001年卷在近日内出版。

第七，其他方面工作。这里，有两件事有必要提出来向各位报告。一是参加民政部2004年组织的全国民间组织评奖。中国史学会被评为“全国先进民间组织”。民政部在2004年12月召开的表彰全国先进民间组织会上宣布，此次有546个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全国先进民间组织”称号；全国民间组织共有36万个，其中带中国字头的就有1800个。中国史学会所以能获奖，主要是缘于它在学界公认的历史地位及重要作用，同时也由于秘书处对这项评奖活动比较重视，按要求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文字报告，由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科研局推荐。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百余个社团中，同时获奖的只有三个。

另一件事，是2006~2007年间，先后两次作为“被告”出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司，涉及到合作单位以及上百万经费往来。由于中国史学会向法院提交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该合作单位在发生经济纠纷以前就已经与中国史学会解除了关系，法院最终判定中国史学会胜诉。但是，两次出庭，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此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史学会作为一个民间社团性质的法人单位，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有文字记录，作为档案资料妥善保管。史学会之所以在未请律师的情况下胜诉，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了翔实的文字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五年工作，还有许多不足。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拨付很少的活动经费，中国史学会没有其它经费来源，也没有脱产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中国史学会与各个单位会员之间的联系，与国内史学界的联系，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由于经费困难，《中国历史学年鉴》长期得不到经费支持，加上其它原因，2002年以后各卷没有完成编辑工作。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点遗憾，需要继续努力。

五年来的工作体会

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要体会有如下几点：

第一，史学会是群众组织，民间社团，没有任何权力，在我们的学术界，在我们的社会，还有没有它的活动空间？从中国史学会历年来的工作看，从本届理事会五年来的工作看，我们体会到：中国史学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可以配合党和国家的大局做一些事情；在推动历史学发展、繁荣和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有很多可做的工作；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在社会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中，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方面，在正确的舆论导向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在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方面，可以发挥其他组织难以替代的作用。总之，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一项有着广阔活动天地的事业。

第二，学会事业的开展，离不开广大会员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得到了全国35个单位会员的积极支持，得到了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广泛支持，得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力协助。理事会提议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圆满举行。上面提到的各项学术活动，都是在各地史学会、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与支持下成功举办的。在此，我们谨向五年来帮助过我们工作的所有单位和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第三，学会事业的开展，离不开奉献精神。中国史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报酬，参加学会工作的同志在各自单位都有繁杂工作，有的同志身体不是很好，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以志愿者的奉献精神积极认真地完成了本届理事会提出的，或者委托的各项任务。这种志愿者精神，这种打义工的精神，是中国史学会长期坚持的精神，也是中国史学会的工作长期坚持不衰的可靠保证。我们希望这种志愿者精神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继承、延伸和发扬。

第四，学会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一个团结民主的领导班子。本届理事会团结、和谐，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学会章程，一切按规定的程序办事，会长会议作出的所有决定，都经过了充分讨论。事实证明，和谐的气氛，经常沟通，集体商议，集思广益，能有效地避免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有利于学会事业的发展。

树立良好学风与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中国史学会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则

同志们！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今年还要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与我们的祖国一同经历了风雨，也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时代的发展使得今天的历史研究与三十年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的研究领域更为广阔，我们思考的问题更为广泛，研究方法更为多样，我们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愿提出一些看法，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第一，树立良好学风与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这种情况反映到国内意识形态上，更具体说反映到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就一般意义而言，多元化对开阔学术视野，活跃学术空气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和肯定多元化对史学研究的有益方面。但同时，这也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分辨和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在目前史学领域的多元化中，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将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割裂或对立起来；二是不对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整理，不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生搬硬套某种“新”理论，创立“新”说。这两种倾向有时还互相影响甚至合为一体。我们认为，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不能排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僵化的思想体系，从诞生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不断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的百年间，经历了曲折过程。我们不能把曾经出现的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认识当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学已经取得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唯物史观指导。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我们不拒绝吸收其他思想中的有益内容，不拒绝各种学派有益的研究方法，我们还要用这些有益的内容和方法，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历史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我国史学一直有尊重历史实际、追求历史真实的优良传统，任何缺乏史实依据、背离历史真实的作品，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空中楼阁。我们反对浮躁的学风，提倡严谨而不保守，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

第二，如何对待祖国历史和文化遗产。我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重视和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在传统文化热潮中也听到了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如将儒家思想作为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大加赞扬，鼓吹要让儒学“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宣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改以儒学为指导思想；说什么“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有人甚至提出要“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儒教作国教”。提出这些主张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但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对待祖国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却时有所见。我们认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采取文化复古主义。夸大传统文化的意义和缩小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样都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尊重。党的17大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应该努力践行这个方针，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总结百多年来，特别是6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软实力。这是当今社会的需要，历史学的发展在其中应该担负重要的责任。

第三，学术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阔的世界眼光。”因此，作为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史学研究，也要十分重视史学与广大干部群众的结合，重视史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重视史学的普及工作。近年来，借助于现代社会的电视和出版媒体，一些历史讲座和历史知识书籍很受大众欢迎。这是一个很好、很值得欢迎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例如，目前从事这个工作的大都是非史学专业的学者，或是其他文化人士。由于专业上的隔膜，他们在传播历史知识时常常存在不少硬伤。有的为了提高收视率，不尊重历史，表述轻浮，哗众取宠，引起了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质疑和忧虑。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是否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基人之一的翦伯赞先生在61年前发表的《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一文中有精辟说明。他指出：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历史知识的普及是互相扶助，互相推动的关系，没有深入的研究就不会有准确的历史知识，而历史知识的普及又激发了研究工作。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问题，即拿怎样的内容的历史知识来普及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等老一代史学家在历史知识普及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们是我们的表率。历史研究是学术事业，但它的成果应当为大众所共享。我们吁请广大史学工作者在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传达给大众。把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传统和正确认识国家发展的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与各位共勉。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难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请各位代表对本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最后，我要在这里对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这次代表大会的会务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从事会务工作的年轻朋友们付出的辛劳，我代表与会的全体代表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