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1日-13日，由中国史学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史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与会代表140余人。围绕“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这一主题，与会人员对考古、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历史教学、史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展开了充分研讨；会议特别约请国内知名史学期刊负责人就改革开放以来刊物的发展状况做专题报告。讨论所涉及的问题综述如下。

 

 

　　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探讨。

　　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李文海（人民大学）指出，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不能排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僵化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把曾经出现的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认识当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学已经取得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唯物史观指导。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我们要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的内容和方法，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李红岩（《历史研究》编辑部）认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住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就把握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具体说来，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必须鲜明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地倡导和支持跨学科研究与学科交叉研究，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深化相关认识。汪征鲁（福建师范大学）就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历史认识主观性的核心是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一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 缓慢地演化、更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迄今的八十八年里，其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或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转换。当前亟待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观照历史研究。

　　对于历史学科建设存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与会学者作了深刻剖析与批评。李文海针对史学界存在的浮躁学风提出批评，并提倡严谨而不保守，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学风。他还就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提出意见，指出，目前从事历史普及工作的大都是非史学专业的学者，由于专业上的隔膜，他们在传播历史知识时常常存在不少硬伤，或为了吸引公众注意，表述轻浮，哗众取宠。李文海呼吁史学工作者在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传达给大众。把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传统和正确认识国家发展的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高校学科评价体系的功利主义的政策导向，助长了历史学科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不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而史学界对于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缺少热情，甚至冷漠，也对学科建设构成负面影响。因为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与突破，往往会成为史学发展的有力推进器。邓小南（北京大学）指出，学术机构的评鉴体系、研究经费的资助方式，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课题项目的增多，引导学人注意力向学术议题集中，青年学人也获得通过项目学习实践的机会。而在学术管理贯彻“奖勤罚惰”意旨、研究人员急于有所贡献的同时，也使精深大气而有持久生命力、深厚影响力的成就难得出现。历史学原本需要学人冷静沉潜而不适于剋日计功。“工程”式、“团队”式的集中投入，在带来突出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实质性的长远建设。

　　如何推进学科建设，学者们就各自擅长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陈春声（中山大学）强调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历史人类学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社区历史以及社区与超越社区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追求打破划地为牢的学科分类，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努力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这无疑极大的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从学科发展角度阐述中国禁毒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不能脱离于时代，毒品史和与禁毒史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宏斌提出，中国禁毒史的学科体系应进一步完善，视野应进一步拓展。他指出：加强整理和发掘禁毒史资料；研究视野下移，关注民间社团的禁烟态度和作用；运用跨学科方法加强毒品传播问题的研究。这是今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李学勤（清华大学）介绍了清华大学的简牍整理与研究情况。2008年7月中旬，通过校友捐赠，清华大学抢救入藏了一批流失境外的古代竹简，这批竹简属于战国中晚期，应出土于当时楚国境内。竹简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与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残部，这批竹简以书籍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发现了许多篇《尚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但多有差异，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清华入藏竹简中还发现一种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事件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左传》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并有许多以往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这批竹简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尚难于估量。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作了系统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三个部分。2002－2003年进行预研究，摸索出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获取了一些重要的线索。2004年夏季，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2006-2008年，探源工程进入第二阶段，研究的年代范围设定为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空间范围是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研究成果表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2000年各地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一枝独秀，其他地区相继衰落，逐渐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整体特点。究其原因，主要于经济基础方面的差异：周边地区的各文明起源中心都很难在文明化的进程中获得坚实的支撑，而中原地区以多元化的农作物种植和多品种家畜的饲养未突出特点的经济模式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适宜的环境条件也有利于这种经济模式的持续。王巍指出，目前工程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费不足，尤其对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课题的支持力度明显偏小。他建议改变运做方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设立“中华文明研究与宣传工程”，动员全国的学术界和宣传战线的力量，全面研究并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中华文明。邓小南综述了近五年来的宋史研究。她认为，近年来宋史学界在学术队伍建设、学术资料建设及学术沟通方式的建设上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政治制度史等具备传统优势的领域，核心议题不断生发出新意，讨论内容趋向丰富厚实；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牵动力较强的聚焦式议题，正在形成集体性的研究方向，并且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话题。围绕专题，宋史界同人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学术对话；在议题多元的基础上，逐渐有所聚焦。议题的“聚焦”与视野的“拓宽”，并非对立：视域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促进了讨论的深入。在强调学术视野、学术规范的大背景之下，以往自说自话式的研究方式开始淡出。不仅海峡两岸有密切的互动，而且与日本学界、欧美学界都有比较直接的沟通。黄朴民（人民大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进展及特色做了系统介绍。他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以新文献的出土和刊布为契机，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开拓与密切为动力，新问题不断呈现，研究空间得以拓展。其成就体现在：1、相关研究成果丰硕，著述宏富；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和资助提供助力；3、新资料的发现与利用为研究注入生机；4、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打开更宽阔的视野，成为国际性的学术主题；5、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不同学术理念的磨合，而逐渐形成了新的学术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筑起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流派。他还总结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特色：过去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得到了有力的加强；新见迭出，传统观点受到挑战；日益重视对历史上普通大众思想文化的考察；沟通古今，注重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现实社会活动提供借鉴与服务。

　　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张海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梳理，他指出，将1840鸦片战争至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已为大陆多数学者所认同。他进一步呼吁学界统一认识，形成完善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必定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的科研与教学。张星星（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则全面介绍了新时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进展。他指出，专门从事研究、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的成立，使学科队伍有了保障；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比较系统地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为开展国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拓展并丰富了国史的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以共同发展。报告者还对共和国史的发展趋势作了分析与展望。他指出，应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中国现代史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中独立出来，作为隶属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以利于国史研究的独立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强国史学科建设，完善国史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学科史研究，切实推进国史学科定位的清晰化和学科体系的完备；应当努力拓宽国史的研究视野，克服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研究、偏重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倾向，加强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研究；深入挖掘国史的档案文献，加强对公开档案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以更加全面、细致、严谨的实证研究，推进国史研究的创新。

　　在中国民族史领域，李治安（南开大学）介绍了新世纪以来的蒙元史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1、海格尔、克鲁纳斯和伍德等质疑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杨志玖、蔡美彪、罗依果等撰文反驳，论战激烈。2、《黑城出土文书》、《至正条格》等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绩斐然。3、蒙元时期诸族群文化的交互影响，蒙古人、色目人汉化与部分汉人蒙古化的并存、相互激荡，构成了多民族文化的涵化和互动。4、对直接治理边疆政策与吐蕃政教合一、活佛转世的反思。霍巍（四川大学）对西藏考古的重要发现作了评述。一是史前考古证明至少在距今1万至5000年前，西藏已经有了早期的人类，其活动的足迹已经覆盖了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二是西藏高原自从有人类活动伊始，所体现出来的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便与中原黄河流域华北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表明西藏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是吐蕃墓葬考古材料十分清楚地揭示出唐代吐蕃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四是作为西藏古代文明核心的吐蕃文明，一方面继承了自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以来已经开始孕育的自身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吸收外来文明的先进成果加以融合改造。吐蕃文明不同时代可能受到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所接受的文化因素也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但在其基本构架和主体因素方面，却始终保持着她的传统和基色，其中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已经深深带有中原文明影响的痕迹。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于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出现了翻译出版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著作的高潮。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是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世界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全面、准确和深入；历史认识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不再存在着所谓的研究“禁区”，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别史、断代史、专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综合性的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明显提高，重视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论描述，努力揭示史料中所蕴含着的深刻的历史内容；世界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刘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对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动态作了全面介绍与评析。他指出，美国史学在研究方法、价值观念以及研究领域和内容方面都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丰富的史学形态都体现了较强的实用性和现实感：其一，美国的专业史家乐于将专业知识向历史学界之外的读者与听众普及，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电影、历史文化景点等迎合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其二，美国史学的现实感还体现在对现实中很多重大问题的回应，如贫困、失业、经济危机等，都能从历史中获得启示。

　　步平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相关问题加以阐述。他将中日历史问题对话的空间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层面―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判断；感情层面―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学术层面―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这三个层面往往相互交错，这是中日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作为历史学者应该思考：能否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确认在哪一层面进行共同研究，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及其局限。熊月之还系统介绍了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进展。上海城市史研究近年来出奇的繁荣，表现在：1、研究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2、一些以前不研究上海史的西方著名汉学家，最近十几年也转而从事研究上海史；3、西文世界的重要史学刊物非常注意刊载有关上海史的研究论文；4、上海史或上海问题成为海外中国学术会议的议题中心。

 

 

　　在现代学术建制中，学术期刊建设对促进学术繁荣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此次大会还特别约请国内知名史学刊物的负责人就期刊发展状况作专题报告。李红岩阐述了《历史研究》的办刊理念，他指出，“创新”是一个刊物的生命与活力所在；史学期刊要引领学术健康发展、不断繁荣，就应在创新上做足文章，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上作文章，在交叉学科与新领域上做文章；不能保守，不要古板地编论文集。他还展望了《历史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向：希望能够引导区域社会史研究与整体史或一般史的对接，避免二者脱节而出现的碎片化倾向，计划以发表笔谈的方式进一步推展生态环境史研究，计划对心态史研究予以引导和支持。通过举办论坛，倡导不同学科间的对话。将着重开展“文学与史学”的对话，围绕“历史记忆”问题展开研讨。概而言之，《历史研究》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史学刊物，将着力于把握学术研究前沿，引领学术风气，规范学术秩序、形成学术趋向。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介绍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的创办过程、编辑工作和制度建设，评析近三十年来《中国史研究》杂志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徐秀丽回顾了《近代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发展历程。她将此期刊的特色归纳为以下几点：开放性与时代性；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大力倡导学术批评。李文就《当代中国史研究》及国史研究队伍作了分析，指出：国史研究仍以个体研究为主，合作研究不多，反映出该研究领域设置的课题数量有限。张丽介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世界历史》追踪学术前沿，关注现实问题，服务于现实社会。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和问题，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加以阐释，就会更清楚、更深刻。为此，刊物积极组织和编发稿件，参与讨论。《世界历史》组稿不拘一格，不以资历取舍稿件，尤其重视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刘军将《史学理论研究》的办刊宗旨概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密切关注国外史学动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光大我们悠久史学发展中的优良传统。这三点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史学。李振宏阐述了《史学月刊》的办刊理念。1、在处理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学术刊物应当承担引领学术发展的责任，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2、在选题原则上，我们坚持贴近现实、服务时代的学术取向。3、在选稿原则上，我们坚持解放思想、鼓励争鸣，重视原创性、思想性，以稿件自身价值为唯一依据的基本理念。

 

 

　　中国高校历史教育现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情况作了介绍。1949年以前，外国史在各大学历史系不受重视，多数学校不发外国史方面的讲义。1949年—1966年。这一阶段，特别是1960年以前，世界史在教学方面主要学习苏联，故所用教材都是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著作。1976年至今，各具特色的世界史教材纷纷出版。齐世荣指出，编写高水平的世界史教材要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1、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绝不能作“文抄公”。2、要有中国学者自己的见解，不能跟在外国学者后面跑。3、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体系。这非朝夕之功，也不可能有一个“定于一尊”的体系。但教材编写必须要有体系框架的探索。郑师渠指出，得益于国家经济投入的增加及观念的解放，高校历史学科教学与科研的互动，有了更好的基础和展现了新的气象，但也不可忽视存在的困窘。其一，教师科研负担过重，导致他们在教学中投入的精力不足。其二，现有评价体系不利于教学。他提出，高校历史教学应走出以科研项目为中心的误区，而应以人才培养为导向。马敏（华中师范大学）认为，近十年来，高校历史学科招生规模与生源质量稳中有升，培养机制与课程设置渐显特色，实践教学与田野调查受到重视，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他同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供需结构失衡；教学方法稍显单一，实践环节薄弱；建设经费短缺，基础条件发展缓慢。他建议，在顺应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对历史学科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各高校应充分依托自身的办学条件和优势学科，不断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更新教师知识结构，着重培养“专门化、通识型人才”。同时，树立“大历史教育观”，拓展学科发展空间，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拓宽学科发展视野。在政策方面，进一步理顺政学关系、推进教师治学模式，创新制度建设、提升历史学科地位，实施专业评估、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控制学科规模、优化专业设置结构，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学科发展条件。

　　此外，陈峰（西北大学）就陕西省历史学的发展状况作报告。他指出，新时期以来，陕西省史学发生了深刻变革。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某些薄弱环节有新的突破；地方史研究明显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