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余载，从《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到《中国通史》，再到《中国通史简本》《中华史纲》，蔡美彪先生用自己一部部呕心沥血之作，诠释着一位历史学家的主流价值与家国情怀。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史料相结合，渊博与专精相结合，天才与勤奋相结合，是他一生学术的真实写照。

今年是我的授业师蔡美彪先生诞生九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新闻发布座谈会，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举办庆祝蔡美彪先生九十华诞元史学术研讨会，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自1991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蔡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室，在蔡先生身边工作。虽然一年后即调入中央机关，但仍然与蔡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参与了一些他主持的学术活动。这里将我感受较深的往事和我对蔡先生治学的理解写下来，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

一

据我所知，蔡先生早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即致力于辽金元史的研究，1947年以来陆续写文章发表。1949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1950年兼任助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当时，艺风堂、柳风堂及北大旧藏拓本近三万张，未经整理编号，都堆放在蔡先生工作室的书架上，可以随时检阅。

识辨元碑是一件很苦的差事，需要把拓片铺在地上，跪地伏视，或者悬挂在书架上抄录。蔡先生从中拣出白话碑文拓本，与已知金石书刊录的碑拓汇编注释，编为《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书，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又加修订再版。修订版没有增加碑文，但增补了拓本图影，增加了题解，最重要的是重写了碑文的注释。蔡先生说，他平生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元代白话碑集录》（初版，1955年），最后一本书也是《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2017年）。修订版《集录》是他的收山之作，修订版和初版之间相隔已有六十余年。

蔡先生的另一显著成果是对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元世祖时，吐蕃僧人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改制成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拼音字母，元代称为“蒙古国字”或“蒙古字”。1930年，苏联学者龙果夫（A.Dragunov）依据所见蒙古字碑文进行古汉语研究，称其为“八思巴字”，为当代学者所沿用。

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得到陈寅恪先生惠赠的英国收藏抄本《蒙古字韵》的照片。这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的字书。蔡先生又在北大文研所陆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碑拓，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馆藏元至元刊本蒙古字《百家姓》。罗先生和蔡先生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做了整理和考订，编为《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年出版。2004年，蔡先生把罗先生校勘《蒙古字韵》的遗稿和他所编的八思巴字字汇补入本书，作为增订本再版。

关于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研究，1941年苏联学者包培（N.Poppe）的名著《方体字》奠立了基础。包培在书中阐明了八思巴字音写蒙古语的构制体系，使八思巴蒙古字成为可以识读的文字。但包培当时所据文献只有四篇碑拓，资料有限。蔡先生长期从事八思巴字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即201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收集了二十四篇碑拓和若干文物，资料大为丰富。所做的工作仍是对碑铭的注释，但侧重在汉译词汇的考索和历史文献的求证。即考释不再限于语言的辨析，而涉及历史学、文献学，扩大了研究范围，深入挖掘了八思巴蒙古字多学科的价值，成为这些学科可资利用的史料。20世纪以来，苏联、法国、波兰、匈牙利、日本等国都有学者关注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蔡先生把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二

蔡先生常说，学术研究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尽选择容易写作、容易发表的课题。要面对学术界未解决的问题，攻难关、做难题。蔡先生的文集《辽金元史考索》中收入了多篇解难攻关之作。试举数例如下：

辽史问题多材料少是公认的难题。蔡先生关于辽史的一组文章，从“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到“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独辟蹊径，从契丹氏族部落的形成与演变的探讨，对辽代从建国到亡国的历程做了深入的剖析，使一些疑难得以通解。

辽金史料中的“阻卜”或“阻”历来不得其解。王国维提出“阻卜”即鞑靼之说，曾引起学界的争议。蔡先生在辽代哀册和金代碑文中发现鞑靼的记载，与史料互证，撰为《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一文，为“阻卜”即鞑靼提供了确证。此文在1947年创稿，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学原》杂志和北大《国学季刊》发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许。

辽金元史的“乣”和“乣军”也是长期争议费解的难题。蔡先生对三朝有关纪事作了纵向的考察，又对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称谓做了横向的比对，经过缜密的考证，撰为长文，确认“乣”应读如“札”，是对边疆部民的泛称。进而对乣军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文中提出成吉思汗的封号“札忽惕忽鲁”即是乣军首领。

成吉思的释义，长期没有确解。较为流行的有“强盛伟大”“强者”“海洋”“勇猛刚强”等。蔡先生从汉人的谥法制度、尊号与谥号、蒙语与汉语等多个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圣武”应与“成吉思”名号同义，“成吉思汗”原义即“雄武之王”。

元世祖时的阿合马被杀案，涉嫌汉人众多。汉文记载不详，但明确记录被处置的主犯是张易、王著。波斯拉施特《史集》记此案的主谋是“gau fin-jan”，汉译“高平章”。历来中外研究者和译者都因此名不见史籍而感到困惑，做过各种推测。蔡先生研究的结果，波斯文g是j的误写，将“赵平章”误作“高平章”。而原文作“赵平章”又是将经历近似的赵璧和张易误混为一人，实为张易的误传，从而解答了多年存在的疑难。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身份，也是多年存在的疑难。有人曾怀疑他是元朝的小官，不能成立。一般称他为“旅行家”，但在中国旅行十七年之久，无法通解。蔡先生依据元朝的制度和社会状况，以及对《马可·波罗游记》内容的周密分析，认为马可·波罗是在中国和邻国经营商业贸易的斡脱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因而回国时成为“百万富翁”。此文用中英文发表，得到中外专家的推许。蔡先生说，学术文章与宣传文字不同，要求探索未知，破解疑难。他在研究中即遵循了这一点。

三

我随蔡先生学习期间，记忆较深的是他对史料的掌握和对问题的洞察力。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木华黎后裔塔思与霸都鲁的关系是兄弟还是父子。《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等传”，称安童（霸都鲁之子）为木华黎三世孙，塔思与霸都鲁是兄弟，元人文献有《东平王世家》可证。但《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称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由于安童世系排序变化，霸都鲁也递减一世，塔思与霸都鲁则成了父子关系。这个世系排列又见元明善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史》在此问题上前后抵牾，并由此涉及木华黎家族其他人的世系排列，导致紊乱。我文章的结论是塔思与霸都鲁为兄弟关系，即《东平王世家》的记载可靠；元明善在过录《世家》时可能出现了误载。

文章送给蔡先生讨教，他指出元明善过录《世家》有误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应着力说明。接着对我说，写证据不足、带有推理性的文章，要充分掌握已有的材料，运用自如。推理时逻辑性要强，不要只讲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方面也要讲，要试予解答，这样容易让人信服。几天以后，即1992年3月5日，蔡先生又给我写了张便笺，说：“黄溍有《宝忠堂记》一文，即为朵儿直班而作，文中有‘然自鲁王父子，下逮东平之三世，易名节惠，悉冠以忠’等语，见黄文献集卷七，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可供参考。”我在修改文章时补入了这则史料，并按先生的意见加强了重点部分的论述。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四辑上。

蔡先生用力最多、费时最长的工作是参与和主编《中国通史》。1953年，蔡先生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转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范文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范老1967年去世，生前完成三编四册。蔡先生担负起这项艰巨工作，续写唐代以后各册。范老编的前四册，线索比较单一，按专题的方式，政治、经济、战争、文化分别叙述，不是绝对地照时间排列。但从第五册开始，同一时期涉及的朝代较多，宋、辽、金、夏并存。根据这个特点，蔡先生改为以时期为限、分别记叙的写法，将政治、经济等结合在一起。这样易于贯通，清晰了然。续编的六册并不拘泥于前四册的写法，六册之间的写法也不完全雷同。第十册清代经济就单独立了一章。按照原计划，共写十册，第十册写到清嘉庆朝为止。后来觉得应将清朝的历史写完。许多学者和读者也建言补上清道光至宣统晚清史。蔡先生又增加了编写第十一、十二册的计划，记叙清王朝由衰落到灭亡的过程。按照通史前十册的体例，要写成不同于通行近代史的晚清史，蔡先生的做法是侧重于清王朝本身的叙述，这样就与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的通行近代史著作区分开来，也从体例上与前十册保持了一致。

作为《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主编，蔡先生并不是把别人提供的初稿拿来即用，而是深思熟虑，重新进行构思，亲自定稿。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蔡先生与我谈起了他的设想。他说《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逻辑关系是：中日战争——变法，列强入侵——再变法，直至民主革命。同时他又说了几点意见——

（一）书中只用“洋务”和“洋务派”的提法，不用“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编写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提出的，后被大家沿用。实际上“运动”一词不妥。近代史涉外事宜很多，可统称为洋务，但不能专门划出一个洋务运动。

（二）对战争的提法，过去的书中均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等，标准不统一，分别是因战争起因而得名，因干支纪年和因交战国而得名。蔡先生在书中做了处理，使用了“英国入侵”“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也改称“清廷变法”。在一部书中统一了称谓。

（三）书中称孙文不称为孙中山。称孙中山是习惯上的称呼。孙中山姓孙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因他从事革命活动，曾化名“中山樵”，国民党人尊称他为中山先生。历史书应用他的本名孙文。

（四）书中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侵略”这个词。帝国主义说的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后面不宜用“侵略”这个动词。书中统一使用“外国入侵”或“列强入侵”。

这些细节，蔡先生都体察到了，并进行了细微的辨析，体现出一位学者坚持严谨治学独立思考的精神。

四

讲蔡先生主编《中国通史》，还得提及其他两部书，即《中国通史简本》和《中华史纲》。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蔡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中，说他打算编一本《中国通史》十二册的缩写本。原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观点都不变动。缩写本分为六章，让我也参加进来，缩写第四章宋辽金元时期的宋元部分。他提了几点要求：（一）《中国通史》十二册全书近四百万字，缩写成五十万字。宋元部分五万字左右，先不要考虑字数，写起来再说。（二）以政治史的基本事件为主，这方面的内容不要随意删减。（三）社会经济以及战争的过程要大大简化。（四）专用名词要做简要的解释，一般性的内容可以不要。比如理学的内容尽量简化，理学家的著述不必全部例举；文学部分讲清源流即可。（五）本书的定位是通俗本，材料取舍要得当。文字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简化。

蔡先生还对通俗本的书下了一个我认为是很经典的定义：外行人看得懂，内行人不觉得是外行人说的话。让我缩写时先不想字数的事，是怕我有了框框后，束缚住手脚。蔡先生著述论文，脑子里没有框框，思维是开放式的。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蔡先生仍任本书的主编，修改定稿。参加缩写的共五位同志。我自觉这是先生对我的信任，不敢怠慢，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抓紧干。交上的稿子受到先生的好评。这本书定名为《中国通史简本》，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史纲》是另外一部史学著作。2009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出版中国简史的倡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了蔡先生。那一年，蔡先生已年逾八旬，接受任务后当成大事，放下自己手头的其他工作专注于此。两年多后完成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中华史纲》。

《中华史纲》的体例与《中国通史》不同，按照史纲的写法，对历史素材有所取舍，不是对每个朝代都讲政治、经济和文化。用蔡先生的话说，主要讲政治，其他都是补充，“叙事酌取要旨，文字务求简约”。依据史纲的体裁，不引原文，不注出处，不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除外），不列参考书目。《中华史纲》不是简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通史简本》也不是一样的书，这是一部按照蔡先生自己思路新编的学术性通俗著作。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几年来多次再版重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国家和民族代表性的通史著作。蔡先生从1953开始参与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照片看，那时候的他是二十几岁英姿焕发的青年，到2013年《中国通史简本》出版，弹指间过去了六十年，他已是耄耋老人。有时候，我望着先生满头白发和他颤巍巍的身影，感慨万千。在我的眼里，先生的名字是和《中国通史》这部书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范老寄托了对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和心愿，蔡先生竟竭尽六十年的心血躬身实践。当《中国通史》最后付印出版时，先生说：“面对十二册全帙的《中国通史》，总算实现了范老‘完成比不完成要好些’的遗愿。”一句嘱托，毕生的付出。先生说这番话时，又有多少人能体察到他内心的甘苦与酸甜。

蔡先生曾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独立思考，无私奉献。独立思考是方法，无私奉献是精神和行为。先生在史学领域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真实内涵。

修晓波，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曾在吉林大学等高校任教。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教授研习中国古代史。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调入中央机关。

学人小传

蔡美彪，1928年3月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在范文澜编著前4册《中国通史》基础上，蔡美彪主持续编完成了5—12册《中国通史》，完整地记述了从中国远古到清末的历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他专精于辽、金、元历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和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著有《辽金元史考索》《中华史纲》《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