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他是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了8年多外交部长，在他担任总理长达26年的时期内，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始终与他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外事活动和斗争，无论是双边的或多边的，党的、政府的或民间的，几乎无一不是由他亲自参与或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外交之父”的称谓，对于周总理来说，可谓名副其实。

数十年来，广大干部和专家学者对周总理倡导或参与倡导的新中国外交思想理念、政策方针，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等等，已有大量精湛的论著。对于周总理亲身参与或指挥进行的外交实践，如军调三人执行小组、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周边国家的边界谈判、亚非欧14国之行，以及中苏、中美、中日关系等等，也有许多深情的追忆。

在这里我只想对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外交风格，进行一番梳理，以加深领会他对我们一贯的教导，并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和我的同行们。

钱其琛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时，曾经给外交风格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外交风格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并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不同类型的国家，奉行不同的外交政策，也具有不同的外交风格。

例如，大国往往会是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小国则容易委曲求全，无可奈何。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大国，执行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平等的外交政策，自应有与之相适应的外交风格。周恩来总理具有超凡的才智、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斗争经验、儒雅的风度、精湛的领导艺术，他的外交风格当然更是独具特色。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贯彻于周总理的所有外交活动之中。在原则问题上，他一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同时，他又特别善于灵活地运用光明磊落、公开合法的手段，弥合分歧，克服困难，取得斗争的胜利。在这里，我可以举出几个重要的具体案例。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除苏、美、法、英和中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

周总理率团出席了会议。在讨论朝鲜统一问题时，美国代表国务卿杜勒斯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进行破坏，企图使会议一无所获。周总理沉着应对，在会议面临破裂之际仍然做出了最后努力。他建议与会国共同达成一项协议，声明将为朝鲜统一问题继续努力。

显然这是一项极其合情合理的建议，为重开会议留下了余地。西方国家如英国、比利时等多数代表都接受了这一建议，唯独美国代表以需要请示为由加以拒绝。在这次会议上，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周总理的灵活态度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许，美国则更加暴露了其破坏达成协议的真面目。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可以说是周总理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典范。万隆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有亚非国家参加，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坚决反对，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甚至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爆炸事件，企图谋杀周总理。

会议开始后，有少数国家，其中一部分明显受到美国的指使，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共产党、新中国、苏联大肆攻击，横加指责，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些国家甚至担心会议开不下去，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中国代表团，看我们的反应。周总理此时镇定自若，不动声色。预定他在4月19日下午作大会发言，他就利用当天中午休会的间歇，亲自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下午复会时，他让我们首先分发了他原定讲话的书面稿，登台讲话时，念的是他的补充发言稿，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有同吗？有。有异吗？也有，但可放在一边，不必强求一致。像石破天惊似的，会场的气氛立即开始发生变化。周总理又就会上一些人提及的具体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确实有许多华侨在海外，但我们决不干涉他国内政，只要求华侨遵纪守法，与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最后周总理总结说：我们这里不存在“竹幕”，有的是别人施放的“烟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大家亲自来中国看看。

周总理发言时，台下聚精会神，鸦雀无声。话音刚落，一片掌声，经久不息。会议上空的乌云顿时烟消云散，重现了光明。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经这样说，是周恩来总理挽救了会议。

会议重归正道后，接着讨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问题，并讨论准备最后发表的会议公报稿。讨论中，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如：公报稿中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些国家的代表就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概念，说这是共产党的词汇，要求改为联合国宪章中使用的“和平相处”，周总理表示，这并无二致，可以这样改。也有人不喜欢“五项原则”，把五项扩展为七项、十项。周总理认为，这也无伤大雅。在大原则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于这些细枝末节均予机动灵活的处理，推动了会议的进展。后来被称为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事实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扩充。“求同存异”这个概念，就是首先在万隆会议上产生的。

不妨再举一个案例：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乒乓球队已有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时任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的后藤钾二当年1月底就专程来华邀请中国队参加，他认为世锦赛没有中国参加，就不成其为世锦赛了。

1958年周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曾提出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三原则：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后藤钾二来华后，我方有关单位与之商谈时，照例要求他承认这三个原则，后藤表示同意，但要求将三项次序改动一下，先写二，然后再写一和三。我方有关单位却坚持不同意更改，随后问题提到了周总理面前，总理狠狠地批评了有关单位，指出：后藤钾二并非日本政府，能接受这三项原则已不容易，这是主要的，对其局部性要求，我方可予同意。正是由于周总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指示，双方商谈很快达成协议，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功地参加了第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代表团不去或去不了，其后中美之间“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也就无从谈起了。

不卑不亢，礼尚往来

这是周总理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来我国访问，作为我方接待方针提出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对我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的敌对态度。

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想与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与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台湾海峡及远东紧张局势问题。两国政府也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然而历时15年，谈了135次，大至台湾问题，小至记者互访，一个协议也未达成。

在接待尼克松的过程中，我方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个方针。尼克松来访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即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在商讨宣布尼克松访华公告时，美方要求写上尼克松是应中国政府邀请来访的。这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美方要求，我方同意他来访的。

经周总理提议，公告最后改为：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样既坚持了我方从事实出发的原则立场，也照顾了美方需要。

尼克松来访时，除在北京活动外，还要去杭州、上海。美方提出，总统去外地时也要用美方的总统一号专机。我方指出这是十分无理的要求。尼克松从北京去杭州和上海访问，是在中国国内飞行，这与中国的主权有关，而且周总理将亲自陪同前往。我方拒绝了美方的要求，坚持尼克松总统在我国国内飞行，必须乘坐中国飞机。美方只好放弃原来的要求。

美方还提出，尼克松访华期间，需使用美方专机上的通讯设备与国内保持联系。这同样涉及国家主权，我方不能同意。当时我国尚不具备美方的那种通讯设备，但表示可以为此购置或租赁此类设备，美方需要发报，必须通过我方代发，照常付款。

尼克松访华期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文件从北京谈起，一直谈到上海，在尼克松离华前夕才达成协议，所以后来世称“上海公报”。在我方的坚持下，美方同意在文件中写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但是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由于双方立场迥异，最后只能用双方分别叙述各自立场的方式写入文件，打破了一般联合公报只记录共同语言的通例。

在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我方最关心的当然是台湾问题，这是我方核心利益所在，是发展两国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方在联合公报中坚定明确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当时还不愿放弃所谓“老朋友”，不愿明确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几经周折，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措词：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这一措辞虽然差强人意，总算包含了“一个中国”的内容，我方也就接受了，这才使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

不卑不亢，礼尚往来，究其实质，也正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运用。这是接待尼克松访华时，针对特殊对象、在特殊条件下提出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一些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或亢或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绪。现在，要与他们面对面地打交道，办交涉，抱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显然是办不了事的。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要把握好这一点。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从此，要经常和西方国家打交道。代表团离京前，周总理与大家进行了彻夜长谈，其中就强调：在对外活动中要注意不卑不亢。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尊重弱小国家，体谅他们的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一大批原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获得独立。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小国、弱国，有些国家虽然不小，但也是弱国。

中国不仅是大国，而且是文明古国，虽然当时我们还不强，但作为大国，要考虑是否容易自觉不自觉地犯大国沙文主义的毛病。因此，在我国与亚非国家交往中，从一开始周总理就十分注意教导我们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我国在国际上总是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周总理对派往这些国家的工作人员总是谆谆嘱咐：必须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新华社记者高梁1961年即被派往非洲常驻，周总理访问非洲时，他又是随团记者，在他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着重谈到，总理曾多次专门向他交代：在非洲工作，必须看到各国都有它的长处，要向各国的长处学习，一定要杜绝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周总理自己也身体力行，访问非洲时，尊重主人安排，尊重当地习俗，更是创下了许多范例：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亲自驾驶专机，陪同周总理去外地，我们有同志担心安全问题，总理力排众议说：“人家总统自己驾驶，自己坐得，我为什么坐不得。”在摩洛哥时，当地对待贵宾的习惯是，主人要把羊肉送进客人嘴里，总理也欣然接受。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露天大会上讲话时，忽然下起雨来，我们要为总理撑伞，总理断然拒绝，以示对群众的尊重、平等。

关于尊重小国，体谅它们的困难，有两个极为鲜明的实例：

1963至1964年，周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包括西非的加纳。在出访途中，加纳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了，但首都阿克拉形势仍很紧张。总统恩克鲁玛待在他的城堡里，不能外出。

在此情况下，总理的访问是否能照计划进行呢？多数同志从安全无保证、恩克鲁玛也无法接待考虑，主张取消访问。总理则认为，人家遇到困难，需要支持，访问应照常进行。但为照顾对方的困难，可以打破礼宾常规，恩克鲁玛总统不到机场迎接，也不外出，所有活动都在城堡内进行。恩克鲁玛欣然接受了总理的建议，访问照样进行，取得了成功。

另一个实例是此行中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总理往访，按常规，埃方应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但埃方提出要在另一城市阿斯马拉进行。经了解，原来是美国向埃方施加了压力，妄图破坏中埃关系的发展。照理我们是可以取消访问的，但我们体谅埃方的难处，不拘泥于礼节的高低，访问如期进行，赢得了埃方的友谊，并最终推动了中埃建交。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小国、弱国，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遭遇内外压力和困难的情况屡见不鲜。国际上，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事例比比皆是，我国却不仅平等相待，而且还打破常规，以大事小。这样的政策和风格，正是我国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友谊、信任和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话算数，信守承诺

这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周总理一再表明：“中国说话是算数的。”1950年当美国武装侵略朝鲜时，周总理公开声明：中朝唇齿相依，中国不会坐视不管，袖手旁观。美国无视中方的严正警告，悍然扩大侵略战争。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义无反顾，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最终迫使美国停战议和。这就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说到做到，绝不虚张声势。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我们也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诺。对于亚非国家的大量援建项目，周总理总是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尽力克服困难，按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并想方设法使受援国尽快获益。

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停止援建项目，撤走全部专家，给中国造成极大困难，我们有理由停止还债并要求苏方赔偿损失。但我们还是勒紧腰带，履行条约义务，还清了苏联的援建贷款。

周总理的诚信外交在中日关系中也有一段佳话。在中日建交谈判原则上达成一致后，周总理曾送给田中角荣一纸“言必信，行必果”的亲笔赠言，以表示对日方的期待。田中当时也回赠一幅字，写着“信为万事之本”。遗憾的是，田中之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并不都是遵守了这个诺言。

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

国与国之间发生偶然的、意外的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事件，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类事件一旦发生，受害方往往容易激动起来，上纲上线提抗议、追责任；惹事方则往往矢口否认，推卸责任。结果本来友好的关系也会弄得很紧张。周总理从来就主张对这样的事必须实事求是，弄清情况，冷静处理，该是谁的过错就是谁的过错，应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是我们的错，我们决不抵赖。该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决不推诿。

“文革”初期，1967年8月发生过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这是极左思潮冲击外交工作最严重的一个实例。事发当天，周总理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防范措施，派了警卫人员和礼宾司的同志到现场注意动静，以防不测。当情况显得愈来愈紧张时，总理还写了字条让人用大喇叭喊话，劝大家退走。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把大火烧掉了英国代办处的楼房。所幸英方无人伤亡，英代办躲在我警卫的岗亭里，被保护了下来。后来英方重修了被烧的房屋，还为此举行了招待会。周总理获悉后，指示外交部的同志出席招待会，自己还接见了英国代办。英方修理房屋的费用也由我方支付。

“文革”初期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驻民主德国（东德）使馆人员发生一起车祸。我使馆认为是德方有意制造的政治事件，但后来查明是我们自己驾驶不慎造成的。总理给予严肃批评，并以解放前在重庆发生过的李少石事件为例教育大家，强调不能主观主义想当然。这再次显示了周总理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反对以偏概全、弄虚作假

外国各界人士访华，除了会谈、会见外，一般都还要参观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这本来是正确全面地让人家了解我们的最直接的途径。但是，有些单位往往只给看好的、不给看坏的，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甚至出现临时布置现场、制造假象等情况。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一经发现，周总理必予批评，乃至十分严厉的批评。总理还经常告诫我们，参观建设项目，一定要好的、中的和差的都看；讲成绩，也必须讲还存在什么缺点和问题。

一次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长江大桥，我们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总理当即补充说，不能完全这样讲，至少我们造桥墩用的沉箱法就是采用了外国的经验。

1971年3月，我国派出乒乓球代表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新华社记者高梁随团采访。他充分报导了我方胜利的战果，却没有报回某一场打输的消息。此时他突然接到总社指示要求立即补报这场输球的消息，并提醒采访的记者们今后注意不要只报赢，不报输。他回国后才知道这是总理提出的意见。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安排了攀登长城。北京2月的天气仍值严冬，十分寒冷，去的前一天还下了雪。我们清扫了道路，这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还布置了一些少年儿童化了装、穿了单薄的衣服在沿途玩耍做游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刻意安排的。总理事后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们的同志，在客人面前，也毫不掩饰地指出那种做法是错误的。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周总理提出这一理念，是在1972年9月中日即将恢复邦交之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态度，不仅中美关系处于隔绝状态，中日关系也无法打开。

根据周总理的设想，长期以来我国对日本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结交了包括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人士乃至卸任首相、大臣、议员等政界人物在内的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其中不少人都曾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他们为发展中日两国民间关系作了大量工作，在推动日本官方改变政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这在日本被称之为“越顶外交”，对日本不啻是当头一棒。日本政府迫于形势，又正值田中角荣就任首相，他于1972年9月访华，终于恢复了中日邦交。

周总理以他的远见卓识，在建交形势刚刚露头之际，就预见到我们原来的那些日本友人以民促官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以后我们将更多地与日本官方和官方人士打交道。他及时提出，我们必须“饮水不忘掘井人”，“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些话不仅是对我们自己同志的谆谆教导，也是说给我们的日本朋友听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按着他的指示做的，与不少日本老朋友始终保持着联系。

我们对日本友人如此，对其他国家的友人也是如此。国际关系变化多端，一国的国内政局，由于正常或非常的原因，也是不断变化的。一些人下台，一些人上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下了台的人，往往是人一走茶就凉。我们则不同，凡与我们友好或曾为两国关系作出过贡献的人，不管他们下台后的境遇如何，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探望他们，或欢迎他们来华访问。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的人物，在下台或退休后，曾几次、十几次乃至几十次地来我国重访。英国前首相希思便是一例，据统计，他前后访华共达49次之多。

至于那些曾经在我们艰苦岁月里同情、支持及援助过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更是永志不忘。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病重时，周总理指示我们专门派医疗组去瑞士为他治病。他病危时，总理还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从非洲赶去探望。斯诺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的一半埋葬在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总理亲自参加了安葬仪式。这样的情谊能不永垂史册？

礼宾革命，不断创新

“礼宾革命”这四个字是周总理送给外交部负责礼宾工作的同志们的，意思是在工作中不能墨守成规，应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及不同要求而不断有所革新、变化。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们一直把这四个字视为他们的座右铭。

人与人交往有一定礼仪，国与国交往也有一定礼仪。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尤以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访问，即国事访问级别最高，对礼宾工作的要求也高。国际上对礼宾工作并无一定之规，但也有惯例，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又各有各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不是没有外交工作，但那只是如周总理曾经形容过的“草台班子”式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开展正规的外交活动，礼宾工作不可避免地有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不多，我们的接待规格在许多方面可以说都是最高级的。

例如，外宾抵离时，由我国相应的领导人亲自出场迎送，还组织大量群众去机场，或在沿途夹道欢呼。我们举办的国宴不仅丰盛，而且规模也大。此外，我们有时还组织专场文艺演出和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等作为礼宾规格的一部分。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际地位的巩固提高，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也日益增多，我们原来的高规格、大规模的礼宾接待不仅难以为继，事实上也无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们也逐步删繁就简，除非必要，国家领导人一般不再亲去机场迎送，也不再组织群众欢迎，并降低、缩小了国宴的规格和规模，专场晚会和群众大会基本上取消。在这些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周总理在许多方面都起了创导、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宴会座次安排是礼宾接待中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说复杂并不复杂，因为有国际上的惯例，这就是按照宾主双方出席人员的职务高低以及一主一宾、一男一女相间隔的方式顺序安排即可。从礼宾上说，这是完全合适的，我国基本上也采取这种做法。然而说简单也并非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举行国宴，这不但是礼仪，也不仅是让客人领略中国的饮食文化，而且是为让宾主双方得以相互结识、交流了解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因此，在座次的安排上既要照顾到礼仪，也应根据情况分别做适当的调整。这是一项具体细致的工作，周总理从来严谨认真，对此也经常关注，亲自过问。

有一次，一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随行的有不少女士。周总理主持国宴时，考虑到东方妇女较为内向的特点，建议将主桌上的所有女宾连同我方陪同的所有女同志都安排在大圆桌的半边，其他男宾和我方陪同的男同志则一起全坐在圆桌的另半边，打破了一男一女交隔的惯例。这样一改，男的一边可以随意地谈论他们关心的“国际大事”，而女的一边也可无拘束地叙聊她们欣赏的“生活趣事”，收到了热烈、友好、宾至如归的效果。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周总理的另一项创举，就是1971年4月周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其他四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座次安排。1971年三四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方本来只邀请了哥伦比亚等四国代表团在世锦赛后来我国访问。

消息传出后，美国代表团忽然向我方提出，他们也希望来华访问，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周总理要同时接见所有的乒乓球代表团，又想与美国代表团单独谈谈，但不能另行组织一次会见，怎样才能在一次会见中既照顾到其他四国，又能与美国代表团单独说话呢？

最后仍是总理出的主意。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进行的。根据总理的思路，东大厅的座位围成一个很大的椭圆形，分成五段，五个代表团按国名排列顺序分别就坐，段与段之间留一空档，每一段的一端搁一个茶几作为主位，由我方接待人员陪坐。周总理接见时，首先在第一个代表团旁边的主位上就坐，在这里既可以向全场所有五国代表团的成员说话，又可与第一代表团单独说话。然后他起立与坐在第二代表团旁边主位上的我方人员交换坐位，与第二代表团说话。按此程序，按国名次序，美国代表团排在最后，周总理最后坐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旁边。与美国代表团说话自然是总理接见的重点，他以“有朋自远方来”开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美国代表团一位名叫科恩的团员突然站起来问总理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总理做了机智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总理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会见和谈话，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科恩的母亲还专门从美国寄来一支玫瑰花，向周总理表示敬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华，由于正好发生在中美关系即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键时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被誉为“乒乓外交”和“小球转动大球”。

“礼宾革命”虽是总理专门赠给担任礼宾工作的同志们的一句箴言，就其实质来讲，也具有普遍意义。这正是周总理的一贯思想、作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应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增刊，作者钱嘉东，原周恩来同志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裁军事务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大使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