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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海 张宏旭: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逻辑的三维考察

作者:张士海 张宏旭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21-10-11 字体: 打印
作者:张士海 张宏旭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21-10-11 打印

 

 

历史穿过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走过风雨征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结束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成功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荣光。这份荣光的伟大,在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持,在于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在于党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与弘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并不是单向机械的,而是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各种因素交互作用过程中得以生成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机理。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交织耦合是其理论逻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镜鉴交互融合是其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实践发展中坚持目标导向又把握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是其实践逻辑。

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交织耦合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起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使当时为中国前途命运而迷茫探索的新青年看到了救国图存、解放人民的曙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在历经新旧思潮交锋、种种道路探索后所做出自觉而坚定的选择,这一选择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开启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新画卷。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关键在于其能够吸收发展先进思想,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场域,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矛盾进行了彻底批判,并形成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行动指南。科学真理因其前瞻性而不惧历史考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鲜明印证了这一点。第一,科学阐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第二,深刻揭示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并据此预见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然发展的更高形态。第三,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本质,指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自身无法调和并阻碍社会发展,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旧制度,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第四,庄严宣告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并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所做出的社会行为和客观活动,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交互作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人类社会生活时的普适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长期性曲折性的科学预见,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真理光芒。由此可以说,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适合中国、唤醒中国并能强大中国的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是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支点。民智未开是百年前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道路上的痼疾,唯有依靠革命才能清除。以文化力量助力革命,就需要在承袭民族传统心理的基础上进行观念革新,这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趋同性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引领力的价值基础。在思想内蕴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信奉“民无不为本”的民本思想,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集体主义,倡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思想,弘扬“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昭示“世界大同”“美美与共”的理想情怀,更推崇“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共同体价值等传统理念。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都与共产主义具有价值趋同性,能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价值指向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未来社会发展表现出类同的美好愿景,它们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类”属性。马克思主义以追求人类解放与共产主义为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的美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异曲同工。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美好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接地气、得民心。越是符合民族特点,越是适宜民族发展的政治形式,越具有生命力和前途。百年前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政治力量中竞争胜出,依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和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坚守,而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这份坚守培植了丰厚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华民族血脉中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诚信、守礼、谦和的处世之道,敬老、孝亲、勤勉、节俭的齐家之风,海纳百川、大同包容的民族胸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追求等文化基因,深刻融入艰苦卓绝的建党实践中,从而为伟大的建党精神的生成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源于先进理论的指引。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立党、兴党、强党的艰辛历程提供了理论支撑,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信仰灯塔,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起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植根于5000多年华夏文明并历久弥坚的精神财富,不仅成为流淌在建党先驱们血脉中的精神基因,而且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坚韧的精神纽带,为建党精神生成提供了逻辑支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交织耦合,才使跨越国度的科学真理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得以焕发强大生命力,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并由此推动中华民族行进在民族复兴的正确的道路上。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在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镜鉴交互融合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提供历史根据。历史总是向前发展,向着文明进步迈进,谁阻碍历史发展,谁就会被历史淘汰,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各种势力就要被革命、被推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面临危亡之局,人民身陷贫困之境。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以人民心为心,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新道路,站出来领导人民救中国、求解放,这就是共产党建党的初心,也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建党精神的历史由来。可以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语境中具有必要社会基础的历史演进过程。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是“酷爱革命的疯子”。最初,他们都曾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悲惨的命运,但鉴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下走向解体,清政府的顽固保守和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中国多种阶级力量在反复比较各种主义和探索多种救国之道中发现的却是现实的残酷。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又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的官僚资产阶级、患有先天“软骨病”的民族资产阶级,注定在近代中国救国图存的历史洪流中只能是昙花一现。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其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内在逻辑就在于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不变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与宗旨的新阐释、再强调。建党精神凝聚着无数革命先辈对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深刻认知和切身实践,例如:李大钊呼吁青年“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的赤诚之心;周恩来坚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崇高信念;聂荣臻入党志愿“非一人之自足安乐,而是选择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的人民情感;钱学森坚定信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雷锋愿意永远做一个螺丝钉;孔繁森坚持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人民情感;疫情来袭时党员医护队伍的逆向而行的民族气节等。可以说,“政党的特质是靠精神塑造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把我们党涵育成一个深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强大政党的沃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梦想源于人民又必须依靠人民来实现。鸦片战争以来,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为这一梦想做出了艰辛探索,但只有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领会了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建党与党建的不懈探索中将人民至上理念融入伟大革命实践,构成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密码,并在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道路上孕育、发展、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提供历史镜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历经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4个“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汇入世界革命潮流之中。1919年3月7日的《真理报》明确指出:如果第一国际预测了未来发展并指出了其路径,第二国际聚集和组织了100万的无产阶级,那么第三国际则是进行公开的群众性行动、采取革命性措施的国际。正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论指导,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为初创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现实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指引,也为建党精神的生成明标定向。列宁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明确强调:“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科学的人民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共产国际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有与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才能凝聚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也只有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才能有底气有能力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以说,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镜鉴。纵观国际共运的兴衰可知,误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忽略历史客观规律,脱离人民群众,丢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失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因此,科学理论的坚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根植人心所向、民意所指,依赖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正是建党精神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担当,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反观历史,将现实与历史辩证结合,坚持干“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实事、正事、大事。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正因对初心赤诚地坚守与践行,我们党才能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源于历史的积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对民族复兴所进行的呕心沥血的探求,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国内历史根据。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伟大尝试和宝贵成果,以及在指导中国革命实际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根据。正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镜鉴交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时时前行、时时反思,以积极姿态和科学方式开辟了中国特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

三、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实践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实践发展中把握目标导向又坚持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于实现时代目标的实践诉求。“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以建党为实践基点,蕴含着党的目标指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面临现实革命实践中出现的艰难考验,迫切需要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需要中国共产党形成以历史使命与政党本质属性相契合的精神支撑。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它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被证明根本无法承担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聚焦近代中国各种斗争实践,可以看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使这些斗争缺乏内生动力;没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使这些斗争迷失正确方向;缺乏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使这些斗争不可能最终成功。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成立的目的,就是率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阶级实质决定了其斗争性。共产党进行的一切斗争,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确定为行动纲领。100年前党的一大党纲明确宣告,“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革命需要革命者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共产党员应是“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共产主义者的红色基因天然具有不惧风险、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群众的人民性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不可分割的。坚持人民立场,也就是坚持党性立场。”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就选择了为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而奋斗终身的道路。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王尽美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血战湘江、转战太行、固守塔山、死战上甘岭,无数烈士血洒疆场;陈延年、陈乔年戴着镣铐、踏着血水、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坚定步伐;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龙潭三杰、留守南方的梅岭三章、白公馆渣滓洞的铁镣竹签,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改变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革命先驱为了理想信仰,只要能为民族和人民的未来求得一线光明,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奋斗向前。共产党人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代代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明独有的精神旗帜,这面精神旗帜在革命斗争的锻造中,熠熠生辉、愈发鲜艳;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精神,用革命者独有的风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撑起光明的未来,开辟宽广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历史性延误的现实困境,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揭示为一个具有多重背景展开的实践场域。出于冲破历史困境的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建党精神也就此孕育成型。具体来看,第一,建党精神的生成源于中国人民亟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现实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逐步沦为并开始定型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衰败,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面对沉重的民族困境,胸怀救亡图存民族梦想的仁人志士开始谋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由此,“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与其他救国方案的全面比较中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一系列全新的革命实践活动。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逐步获得奠基。第二,建党精神的生成源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就遭遇了历史性延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整个民族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这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建立一个有着科学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实现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基于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工人群体,开学校、办工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标志着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也正是从此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真正拥有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支撑,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迈出了现实的实践步伐,伟大建党精神也正是在这一时代主题下真正孕育、形成。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源于实践的推动。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基于回应解决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实践诉求,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工人斗争实践,开展了一系列建党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极大努力,为建党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才得以真正在实践发展中孕育、生成。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一个极具延展意义的域题。作为彰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性实践的精神形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与“魂”,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化呈现的不同精神样态,体现着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从理论、历史、实践3个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脉络,做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织耦合中把握建党精神的理论源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镜鉴的交互融合中把握建党精神的历史根柢、在中国共产党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意识良性互动中把握建党精神的实践基点,既可以为深刻理解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也能为新时代更好弘扬建党精神提供方向指引、根本遵循。当前,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下更好地走好第二个百年的赶考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大力量,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根本上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最具引领力实践的当下,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在理论、历史、实践层面把握好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阐释弘扬好建党精神、赓续传承好建党精神,才能在新的征程上更为坚定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才能真正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实践伟力,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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