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印度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以下简称“国家教培委”）修订了第三版历史教科书，删减了莫卧儿王朝的部分内容。印度独立以来，国家教培委教科书已经对争议最多的莫卧儿史部分进行了数轮修订。如何书写莫卧儿史也成为当代印度舆论中争议最大的历史编纂话题之一，但争论双方使用的话语并不匹配。第三版套教科书的批评者指责部分历史学家贬损印度历史、伤害民族感情，完全是“左派宣传”。但是，为第三版教科书中的莫卧儿王朝史书写的辩护者，如参与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和莫卧儿史专家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等批评印度国内的反对者和主持修订教材的印度政府偏袒宗教社群主义（Communalism）和种姓主义。那么，站在印度之外的中国人如何在具体的研究议题和话语环境中界定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该如何评估其对印度历史研究和国民教育的贡献？

 

 

 

得益于中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印度的历史编纂和史学史重新在中国学界获得关注，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印度的影响。综合上述研究及克里斯托夫·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西尔维·吉夏尔（Sylvie Guichard）、克日什托夫·依瓦尼克（Krzysztof Iwanek）等学者的研究可见，尽管世俗立国的理念在独立后的印度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史学家依然需要面对宗教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党执政更替导致的人事变动，而无论印度的学院派史家，还是他们的研究均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

 

 

 

然而，缺乏对非英语和第一手材料运用是当前中国学界研究的不足之一。英语自19世纪以来逐步成为少数上层精英的通用语，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印英语母语者约26万人。另据一则2021年的报道，全印约26%的学生就读于英语媒介学校，其余74%的学生就读于印地语等非英语学校。因此，将目标局限于英语文本必然导致忽视相当部分的印度人历史认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这不仅削弱印度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更无形中重复了殖民学术以“理性”“文明”名义贬低地方知识传统的错误。此外，如果对印度史学的研究止步于对个别成名史学家的成果探讨，不尝试与使用第一手史料的印度史学家直接对话，将难以继续深化对印度历史书写、编纂。

 

 

 

因此，本文将聚焦以下研究对象和问题，以期补充现有研究关于独立后印度历史书写、编纂和研究的更多讨论。第一，为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独立后印度的政治和思想语境，本文研究对象不限于在英语学界知名度较高的学院派史学家著作，而将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但对公众印度史认知影响较大的文学、大众文化和政论中的历史书写纳入其中。第二，本文除采纳左派史学家的观点外，也将结合政治史对印度教右翼政治的研究，以思考为何曾一度抵消宗教民族主义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未能全面扭转印度各界对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认识。第三，本文将重点关注近年来印度国内史学争论最激烈、最政治化的北方穆斯林王朝史，尤其是莫卧儿史研究。

 

 

 

 

 

 

在分析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及其成果前，有必要梳理现代印度政治生活中广义的左翼政党，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各类知识生产。在现代印度政党政治的语境中，左翼力量包括印度各共产党组织以及不同程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其他政党。印度从海外建立党组织并逐渐向国内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依托城市知识分子开展活动，并受到苏联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影响。印共和国大党原本在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立场一致。但是，二战期间印共受共产国际指示支持英国将印度卷入二战的决策使其饱受民族主义者批评。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共内部就是否与国大党合作、是否参与议会政治等问题争论不休，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印度还存在印共之外的左翼政党力量，其中尤以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等左翼人士于1934年在国大党内成立的国大社会党（Congress Socialist Party）影响最大。1948年，国大社会党脱离国大党成为独立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1952年，社会党与农工人民党（Kisan Mazdoor Praja Party）合并，组建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1955年，人民社会党分裂，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Rammanohar Lohia）及其支持者另组统一社会党（Samyukta Socialist Party）。此后，统一社会党人又先后组建了反对国大党的印度民众党（Bharatiya Lok Dal）和老人民党（Janata Party），并在1977年首次取代国大党执政。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许多反对党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曾于1988年短暂执政的新人民党（Janata Dal）此后又分裂为多个小党。

 

 

 

由此观之，印度缺乏有力的左翼政党，即便相对统一的印共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和矛盾。左翼运动的碎片化对国情复杂、文化多样的印度传播及本地化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不利影响。即便如此，除党组织的政治宣传外，以印共党员作家为骨干的进步知识分子依然组建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All-India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和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并在开展面向大众的文艺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历史研究有自身的学科专业门槛，由于史料传承和历史书写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加之英国19世纪以来建立的殖民史权威支配了殖民时代专业的印度历史研究，故印度知识分子缺乏与殖民史学抗衡的本土史学。因此，反对英国殖民史学支配的印度学者和思想家，或选择前往法国、德国等国学习，绕开英印帝国史，或走向殖民帝国史的另一个极端，即以非历史主流的宗教文化史书写取代帝国史研究。不过，无论是“大印度”民族—帝国史，还是宗教文化史，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别。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历史书写研究的结合需另辟蹊径。

 

 

 

尽管不乏西式精英，但西式教育在北印度印地语区的渗透程度相比加尔各答、孟买等首府城市相对较低。这固然对通过英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挑战，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1925年印共坎普尔会议便有北方干部尝试将共产主义等理念转换为更加本地化的表达，但更加成功地融合当属印地语进步作家、佛教史研究者罗浮洛·桑克利迪耶那（Rahul Sankrityayan）的《从伏尔加河到恒河》（Volga se Ganga）。这部有小说色彩的著作尝试将唯物史观与印度历史语境相结合，不仅在标题上体现苏联和印度关系，更直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该书首版后很快售罄，也是印共历史上少数将民族语言知识分子的著作翻译为英语的情况。但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书写终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印度政府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打击也限制了这种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转化为更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独立后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主要是另一个知识谱系的产物，即接受过严格史学学术训练、主要以英语开展学术研究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

 

 

 

 

 

 

位于今印度北方邦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是印度的莫卧儿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重镇。以该校得名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阿里格尔学派”（Aligarh school）是下文探讨的重点对象之一。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1875年、旨在推进西式现代教育的穆斯林盎格鲁—东方学院（Mohamma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因此，不妨借鉴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前身的名字，将印度这种有自身特点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

 

 

 

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以提升印度穆斯林教育水平为己任，但其师生构成并不限于穆斯林。得益于穆斯林学者世代传承的印度—波斯语史学和伊斯兰知识，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在莫卧儿王朝史的北方穆斯林王朝史研究方面形成了学科特色。印度—波斯语史书多以穆斯林王朝统治者的军事政治活动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疆域内的风土人情。至莫卧儿王朝中期，印度-波斯语史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历史主线叙事。其一为“伊斯兰征服”叙事，即将印度史视为自先知穆罕默德以来伊斯兰教不断拓展影响、消除蒙昧的一部分。其二为以“国家”（daulat）为主体、更世俗化的历史叙事。后者尤以阿克巴的重臣阿布-法扎勒·伊本·穆巴拉克（Abu‘l-Fazl ibn Mubarak）编写的《阿克巴纪》（Akbarnama）为代表，重点关注莫卧儿君主与分裂势力的矛盾冲突。相比“伊斯兰征服”叙事，这种“国家史”视角可更好服务于如阿克巴那样希望有效驾驭信仰不同的贵族和臣僚，进而巩固统治的君主。此后，沙·贾汗编年史《帕迪沙纪》（Padshahnama）的作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拉合利（Abdul Hamid Lahori）、《精华选集》（Muntakhab-al Lubab）的作者哈菲·汗（Khafi Khan）均受阿布-法扎勒影响。殖民史学在构建“英印帝国史”的过程中也曾学习、借鉴了印度—波斯语史学。

 

 

 

阿里格尔的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比卜（Muhammad Habib）是以唯物史观开拓印度穆斯林王朝史研究的学者。哈比卜出生于勒克瑙一个接受西式教育的律师家庭，他在完成本科学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22年起，他于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成为学派代表人物。此时的印度史学界尽管存在以多元文化帝国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但“作为殖民知识体系的宗教社群主义”导致印度历史研究一直难以摆脱宗教冲突论，尤其限制了对印度穆斯林王朝史的客观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的印、穆冲突与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师生分化为支持巴基斯坦建国和反对印巴分治的两派。哈比卜正是在这一时代乱局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哈比卜等反对印巴分治并留在印度的阿里格尔学者，尤其是穆斯林学者来说，如何进一步构建世俗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事关印度国家命运，对独立后作为宗教少数派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群体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阿布-法扎勒的印度-波斯语“国家史”为世俗化穆斯林王朝史的继续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将关注重点由宗教冲突，转向宗教冲突背后的贵族利益冲突。例如，阿里格尔学派历史学家萨迪什·钱德拉（Satish Chandra）发表于1959年的首部专著《莫卧儿宫廷的党派与政治 1707—1740》便深入考察了政治精英内部的现实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帝国走向衰落。1960年，穆罕默德·哈比卜重新在阿芙萨尔（Afsar）的研究手稿基础上校译德里苏丹国时期的波斯语著作《治世之道》（Fatāwā-i-Jahādārī）。如果比较该书的波斯语原文、阿芙萨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哈比卜的校译本可以发现，哈比卜大刀阔斧地对《治世之道》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他基本删去了原书作者齐亚丁·巴拉尼（Ziauddin Barani）对伊斯兰教与国家制度关系的讨论，突出了其并不严格要求苏丹严格按照教规生活的观点，提出巴拉尼主张建立“王法”与“教法”分离的世俗国家制度。对巴拉尼在原书中歧视甚至咒骂印度教徒的观点，哈比卜或大幅删减，或转而用阶级冲突加以解释。考虑到哈比卜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的诠释和删节并非不能理解，但违背了历史研究需要尊重原始史料的基本立场。

 

 

 

相比之下，穆罕默德·哈比卜的儿子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却更充分地发挥出了印度—波斯语史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莫卧儿王朝保留了更多土地税收相关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经济和下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帮助伊尔凡·哈比卜在代表作《莫卧儿印度的农业制度 1556—1707》中重新思考“帝国兴衰”这一帝国史议题，并指出帝国不断调整军功贵族名为“贾吉尔”（jāgīr）的俸地，导致后者过分汲取农村产出，进而引起帝国的衰落。相比其父亲对阶级冲突理论的机械应用，伊尔凡·哈比卜的研究以更加专业的史料分析能力，将阿布—法扎勒以来“世俗国家史”关注“中央—地方”冲突拓展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冲突。

 

 

 

20世纪6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组建国家教培委，重新编写印度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家钱德拉负责11和12年级教材《中世纪印度》。在这部教科书中，钱德拉充分吸纳了他自己的莫卧儿宫廷政治和伊尔凡·哈比卜的土地制度研究等阿里格尔学派学术成果。例如，分析奥朗则布在位期间莫卧儿帝国如何由盛转衰时，钱德拉主张在具体政治语境中理解奥朗则布歧视非穆斯林的政策，并提出了以下与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有别的观点：在印度教徒发动叛乱的情况下，奥朗则布只好对其加以惩罚；奥朗则布在继位战争中需要乌莱玛的支持；奥朗则布重新向非穆斯林征收名为“吉齐亚”（jizya）的税，并非以经济手段迫使印度教徒改教，而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对自己的支持。钱德拉并不认为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原因完全在于奥朗则布个人，在他看来，莫卧儿贵族之间的矛盾、贾吉尔不足和对农民的过分盘剥都是莫卧儿帝国内部更深层次的问题。

 

 

 

阿里格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世俗国家史”史学范式冲破了殖民时代以来宗教冲突论的桎梏，为重新理解北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提供了新视角。在这种新视角的驱动下，土地税收等相关史料被纳入政治史研究，并为解释帝国的兴衰提供了新论据。日后，伊尔凡·哈比卜还顺着唯物史观的脉络，进一步发展了对农耕、纺织等领域技术的研究。时至今日，莫卧儿史研究依然在跨学科史料运用方面较其他王朝研究有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里格尔学派的思想解放和务实研究。

 

 

 

 

 

 

创新扎实的莫卧儿史研究为阿里格尔学派赢得了史学同行的尊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成为统编历史教科书的主导思想离不开政府支持。然而，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同，印度独立后主导政局的并非共产党，而是意识形态混杂且日益呈现家族政治色彩的国大党。这也就使得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面对印度政治造成的独特环境。

 

 

 

即便对曾经一党独大的国大党执政集团来说，强化中央集权、压制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党内各地方实力派也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包括阿里格尔学派在内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文化多元的中央集权国家历史的论述产生于这一时期并得到支持，这并非偶然。与之对照的是，普鲁肖坦达斯·坦登（Purushottamdas Tandon）等国大党内反对派也转而支持原本就得到党内保守派同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印共分裂、印共激进派不再与国大党合作后，与国大党政府合作开展历史教育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了另一重尴尬境地。面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印度史研究的情况下，保持与国大党中央政府合作，而非如印共激进派一样转向更激进的大众政治和文化运动就成为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选择。

 

 

 

1972年，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尔·哈桑（Nurul Hasan）出任由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日益绑定为史学研究和成果推广争取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随着印度政治由国大党一党独大转向多党政治，这种绑定反过来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印度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受历史唯物主义启发的世俗帝国史让穆斯林王朝史摆脱了宗教史桎梏，但过分突出阿克巴治下世俗且中央集权的莫卧儿帝国的中心地位也导致了新的桎梏。第一，“莫卧儿中心论”限制了对印度其他区域历史的研究。第二，对宗教史观的担忧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因此完全否认宗教文化在印度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及影响则有违客观治学的精神，更不用说用简单化的经济、阶级决定论解释一切与宗教、文化有关的历史现象。第三，执着使用欧洲史引入的“中世纪”概念限制了印度从15世纪后即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现代性”讨论。

 

 

 

左翼政治的分裂削弱了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大众的能力。印共原本就没有史学组织，即便是能向大众传递进步思想文化的文艺组织在印共分裂后也陷入分裂甚至瘫痪状态。相较之下，得到国大党党内反对派和其他反对党支持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则在拓展基层教育网络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

 

 

 

冷战后的印度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经济基础。1991年，国大党政府正式转向学习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也从“独大党”变成了主要政党之一。虽然历史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亲西方自由主义者间存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隔阂，但21世纪以来，印度人民党成功在国内协调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财团资本之间的矛盾，在国外进一步深化了印美关系，两者在知识领域反而愈发形成合力，逐渐主导了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国家教培委等机构。2014年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进一步以“反国家”“同情恐怖主义者”等标签污名化和打压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会在“左翼学术的最后大本营”尼赫鲁大学制造多次激烈冲突。尽管哈比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然为自己的学术信仰及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发声，但无论学术号召力还是大众号召力，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均已经不复之前的盛况。

 

 

 

 

 

 

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变同时是印度共运史的缩影。印度共产党人面对严密的殖民地国家机器，容易受到苏共和英共的外部干预，而印度社会复杂多样的阶级、语言、宗教和种姓隔阂也从内部削弱了其力量。综上可见，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致力于开展专业史学研究遏制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在印度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保证生存。其最终衰落也是印度独立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印度政治由“社会主义—世俗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结果之一。

 

 

 

尽管如此，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依然不容否定。在学术研究方面，无论上文提到的拉齐丁·阿奎尔（Raziuddin Aquil）、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等在印度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还是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等海外学者，在他们对莫卧儿史乃至印度史研究中都不难发现伊尔凡·哈比卜等阿里格尔历史学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挫败并非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失败。在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和实践依然以各种形式活跃于当今印度，未来可以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和本地化开启新话题。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