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最著名和被引用最多的史前考古学家，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最早的倡导者。柴尔德对西方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大多数欧洲考古学家视其为史前欧洲文化史的权威专家；在美国他被认为是他所处时代第一流的文化进化论者，在拉丁美洲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最主要的支持者。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不同于苏联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阐释框架，这种阐释框架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但他提出的很多概念、理论被后世史前史家广泛借鉴与引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理论中复苏。大卫·哈里斯认为，柴尔德的工作和生平实际是史前史这门学科兴起过程的集中反映。
一、柴尔德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的研究转向
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起源、人类发展进程及原始社会的研究。19世纪后半期，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均变论”、前亚当时代人类化石的发现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突破了神学创世论对人类史前观念的束缚，使史前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丹尼尔·威尔森（Daniel Wilson）、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爱德华·泰勒、摩尔根等撰写了一批史前史研究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到这一时期的史前史研究成果，他们相信人类历史进步的普遍性，这与达尔文、摩尔根、斯宾塞以及泰勒的思想相近，同时与18世纪普世原则的遗产有共同性。在1845年至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使用了“史前历史”一词，并认为人类的史前时代确切存在，而不是神学或者纯粹思辨的想象。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史前史了解比较少，在批判思辨的历史想象时，他们产生了史前历史如何过渡到历史的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德国人认为，凡是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做任何解释。” 1876年恩格斯撰写《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一文，这篇文章参考了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也借鉴了地质学家建立的时间序列，描述了史前时期人类形成的情形。1874年至1882年，马克思对史前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约翰·卢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并做了大量笔记。恩格斯以马克思的笔记为主要依据，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前史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苏联学者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苏联考古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弗拉迪斯拉夫·拉夫多尼卡斯（Vladislav I. Ravdonikas）的带领下，苏联考古学家试图赋予考古资料社会价值，以便它们能够被用来对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苏联考古学家设定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发生在史前期的演变。斯大林时期学术思想受到牵制，在尼古拉·马尔（Nikolay Marr）的影响下，苏联考古学家的史前史阐释被限制在单线的社会进化论框架内，拒绝文化传播论与族群迁移论。斯大林对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的强调，使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研究目的是重建资本主义社会前的社会形式和阶段，因而苏联史前史研究主要呈现为原始社会史研究，这也影响了中国。
在西方世界，柴尔德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史研究，并采用了不同于苏联的阐释体系。这种差异跟柴尔德身处西方世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有关。柴尔德是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1年至1913年他在悉尼大学读书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以及黑格尔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哲学家的作品，从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1914年前往牛津大学读书后，柴尔德成为牛津大学法比亚社团（后改为社会主义团）的骨干，并与拉贾尼·帕姆·达特（Rajani Palme Dutt）租住在一起，成为密友。达特是英国共产党的理论领袖与创始人之一。1917年柴尔德返回澳大利亚后，积极参加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和工党运动，并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约翰·史都瑞（John Storey）的私人秘书及发言人。1921年史都瑞去世，此时柴尔德正在伦敦宣传工党政府的政策，因对澳大利亚政治失望而留在了伦敦。身处伦敦的柴尔德投身于史前史研究，成为欧洲史前史研究的专家。这一时期柴尔德跟英国共产党保持良好联系，向他们的期刊《每月劳工》供稿，但他自始至终未加入共产党，虽然他的共产党伙伴视他为自己一员，外界也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20世纪20年代的柴尔德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时期他并未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史前史研究中，而采用了文化传播与文化进步的史前史阐释框架。在《追忆》中柴尔德写道，他对欧洲史前史最初的想法是用“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用活动的人（Actors）与迁移取代政治家与战争”。柴尔德的史前史研究始于牛津大学时期，在亚瑟·伊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与约翰·迈尔思爵士（Sir John Myres）的影响下，柴尔德由古典语言学研究转向史前考古学研究。1915年他在《希腊研究期刊》发表了《明洋陶器的起源与日期》，这是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25年柴尔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史前史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以下简称《曙光》）。《曙光》将区域文化的考古资料证据放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背景下考察，意在从考古资料中提取出无文字记载的社会信息。《曙光》将欧洲大陆学术界考古文化的概念引入英国，促进了英国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1926年柴尔德又出版了《雅利安人：印欧起源研究》（以下简称《雅利安人》），《曙光》探讨了从东方传入欧洲的物质文化，《雅利安人》则展示了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如何利用“东方传入的物质文化”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1928年柴尔德整合他在爱丁堡大学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史前史的讲课稿，出版了《最古老的东方》，将近东与印度出土的丰富考古学资料合在一起，从文明史的广阔视野进行观察。柴尔德认为近东是文明的摇篮，近东文明通过一条可辨别的路线，向西传播到史前黑暗混乱的欧洲。1929柴尔德出版了《史前时代的多瑙河》，将多瑙河视为区分近东和欧洲天然的分界线，他相信经由多瑙河，史前时代的新技术向西传播。
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史研究。在1930年出版的《青铜时代》中，柴尔德对贸易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不仅扩散机制产生了兴趣，在理解社会怎样运行及变化的基础上，柴尔德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相信金属是第一种不可或缺的商贸货物，金属工匠是依靠社会剩余供养的全职工匠。1933年柴尔德去亚洲旅行，参观了伊拉克与印度的考古遗址，在这里感觉自己的《最古老的东方》已经过时，继而又创作了《最古老东方的新认识》，于193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观运用于结论，并提及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访问苏联后，柴尔德正式思考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史研究。在这次访问中，柴尔德参观了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博物馆，结识了一些苏联考古学家，获得了苏联考古学的知识。此时，苏联的考古学正经历变革，目的是符合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基本理念是理解和重建他们的社会。苏联历史学家将历史分为前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社会五个阶段。正如柴尔德指出的，这是根据生产关系进行的分类。
柴尔德在考古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提供史前史研究框架的最好的方式。1935年访问苏联后，他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模式的潜力，然而柴尔德并不完全支持苏联的理论，他尤其反对苏联宣传的狭窄进化论，并强调传播在物质文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36年出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是一部奠定柴尔德学术地位的作品。这本书展现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进行的。1942年柴尔德出版了《历史发生了什么》，这是一本典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解释框架的史前史著作，以“历史发生了什么”为题意在阐释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信仰。柴尔德认为，史前史与历史是人类适应环境或调节环境以满足需要的连续过程。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演进模式，但不同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柴尔德不仅强调演进是内部的经济进程，且强调“扩散”是主要的变化机制。1944年柴尔德撰写了《工具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是为年轻的共产主义伙伴而作，其中运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术语，主要论述了青铜时代及石器时代人们为获取食物而制造工具、工具产生后不断发展完善、人类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转变的故事。二战期间，英国与苏联成为盟友，两国交换观点与信息更加容易，柴尔德广泛阅读了苏联史前史书籍。在《追忆》中，柴尔德写道：“后来，在简短的间隔后，我重读苏联史前史家的作品，在这段时期内对苏联同情的态度，不仅使我获取了考古群的有用信息，这主要因为我个人的兴趣，而且也受到公众意见与国家意见的赞同。在这种氛围下，我甚至欣赏这些偏离的后来标记为马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二、柴尔德史前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柴尔德参与了苏联的考古学实践与史前史研究，但并未完全采用苏联式的史前史研究模式，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展开研究。萨利·格林指出：“戈登·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常常与当时‘正统的’（‘Orthodox’）马克思主义不同，部分是因为1913年他就研读了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并且总是参考原始文本而不是后来的解释，部分是因为柴尔德有选择地接受他们的作品。”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最开始被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等一些学者误解为机械唯物主义，柴尔德在《史前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做了解释：“丹尼尔博士在《为史前史辩护》一文中将我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的倡导者，但并没有解释后者内涵，只是表明该形容词应该被理解为贬义词。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史前史观是物质决定论与唯物主义的，但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机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决定论的，是因为它假设历史过程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或者神秘的偶发事件（Happenings），而是认为所有组成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并能构成一种可理解的模式。”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史研究是一种基于信仰的理论自觉，他没有像苏联同行那样受到政治的过多干预。事实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当局对柴尔德的态度审慎且小心，因为他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竞争者，就像托洛茨基一样。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被苏联学者重视始于1947年阿尔塔莫诺夫（Artamonov）的支持与引荐。
柴尔德史前史研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采用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柴尔德坚持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肯定感性世界的真实性。柴尔德关于实在本质及历史过程的哲学观念与马克思的观念十分相近。他不承认在历史进程之外存在任何现实，因此同马克思一样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他强调现实的可变性，这是促使柴尔德选择唯物主义或者现实主义（realist）的重要因素。柴尔德研究的史料是考古遗迹与遗存，是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他将遗物与遗存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一种是交往实践。柴尔德在《历史的重建：考古资料的阐释》中指出：“我们最熟悉的人类行为结果的遗存当然是人类制作或者改变的被称为人工制品的事物。这些事物一方面包括工具、武器、装饰品、护身符和雕像等，也包括房屋、院落、城堡、运河、矿井和墓葬等。”“一枚在法国中部的猎鹿者洞穴中发现的海贝不能称为人工制品，因为它从来未被人为加工过。但是，它出现在法国中部这样一个距它最近的自然产地也有几百英里的地方，就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枚贝壳的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考古现象。”柴尔德研究的史料是客观物质性存在，其研究出发点是客观现实世界，这不同于纯粹的文本分析。他将“考古学文化”看作人群活动的物质表现，将文化视为器物类型的集合体，墓葬、建筑、器物、装饰品则赋予了文化物质实在性。柴尔德认为，史前史的文化代表了社会，这些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任意联系的无生命的类型集合。文化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包括人文的与自然的）长久的物质表现，它能够使一个社会存续与发展。
柴尔德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其文本中，可以轻松找到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类两种活动方式的描写，即人的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人类创造了自身》与《历史发生了什么》两本书构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时，明显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不吃饭就无法生存。因此，除非其成员能获得足够食物来维持生存繁殖，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由此柴尔德杂糅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与发展理论，构筑了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的画面。柴尔德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适应者，不一样的是，动物面对自然的压力选择进化肌体以更好生存，而人类是选择了制造工具与使用工具。人类借助的外在工具包括物质生产工具，也包括非物质的交往工具——语言。当然，人脑的形成与手的解放是人类能够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前提。在此基础上，柴尔德用考古证据阐释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继而指出人的活动处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中。他认为，人类通过发明发现更有效的工具和工艺流程控制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肯定这种技术发展是整个历史条件的基础，制约人类其他活动。唯物史观断言历史变化的可能性取决于谋生工具的变化，即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柴尔德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成性的进步过程。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生成性的进步并不是抽象的法则，而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柴尔德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构建了人类由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演变的过程。柴尔德指出，考古学研究确实揭示了所有事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发展与趋势，并揭示了正在实行着的积累与进步。在《人类创造了自身中》，柴尔德发展了尤根森·汤姆森（Jurgensen Thomsen）的三个时代系统理论，结合摩尔根与马克思的观点，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规定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五个阶段。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中，柴尔德将蒙昧、野蛮、文明的概念运用到五个时代的发展阶段中，更详细地论证了人类的进步过程。柴尔德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进步，主张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场标志性革命，由此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知识革命的理论。柴尔德所讲的革命是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革命，是在积累基础上实现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一转变过程是缓慢的，革命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技术和思想）的飞跃，这与苏联强调的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治革命不同。事实上，柴尔德不赞同苏联基于生产关系划分的世界历史分期，他认为技术模式比其对应的社会模式更可靠，因为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变革观的核心经济矛盾。
柴尔德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遵循社会演进的辩证法则。芭芭拉·麦克奈伦认为，柴尔德的现实性观点中没有辩证法的位置，其摒弃了一切宗教和非宗教的超验法则。这种解读是偏颇且不全面的，柴尔德在史前史研究中充分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现象。柴尔德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历史观将历史从超验主义和对外部法则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历史》一书中柴尔德写道：“对于辩证的哲学来说，没有事物是终结、绝对与神圣的。它揭示了事物与事物内部的短时特征（Transitory），除了连续不断的生成与过去的过程，除了无休止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没有事物在辩证法面前可以长久……接受历史是一个生成性过程的历史观，承认它不受制于任何由‘无’强加的外在法则，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是无序的，历史科学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判断是外在的。”柴尔德将唯物辩证法用于具体的历史证据分析中，构筑了历史演进的统一性，用辩证的法则排除了神等超自然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柴尔德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类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质的变化，由量到质的转化表现为“革命”。由此可见，辩证的法则是柴尔德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论依据。柴尔德强调人类生活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发展了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生力量会受到社会传统的阻碍，社会进步需要扬弃旧有存在，实现社会飞跃性发展。这里可以看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规律。柴尔德的社会演进理论既包括把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单线进化论，也认可不同文明的独立演进与文明的交往与扩散；既承认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性，也承认各个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性，这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柴尔德指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前史（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模式，通过观察已经做过或发生的事情来找出与事件有关的一般原则（Principles）。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至少是一门潜科学。科学知识既是实践的知识（Practical）——这是唯心主义者克罗齐分享的观点——这些原则必须为行动（Action）提供规则。但是需要注意，‘行动’包括获取新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拉厄姆·克拉克博士去年夏天在弗利斯顿的发掘证明史前史可以合法地声称是一门科学。欧洲史前史至少部分模式现在已经足够清晰，可以合理预测某些时期在什么地方应该发现什么类型的遗迹。克拉克的发掘证实了这样的预测，但同时，当然，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该模式的了解。”历史学可以称为一门研究人类进程的科学，它应该揭示一种秩序，不像数学法则或静态主题，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就像天文学和解剖学方法一样。柴尔德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唯物的，没有神的参与；第二是客观的，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第三是实践的，实践的历史学实现了历史认识主体到认识客体再到历史主体的转化。
柴尔德在考古资料应用于史前史研究与史前叙事构建方面，遵循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能动反映论。柴尔德认为考古发掘的遗迹与遗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考古资料能提供其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及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在一定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下进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柴尔德认为考古学者的研究任务，是根据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来复原人类世界的形成过程。人类能够有意识的制造工具并通过知识交流与传递，这是考古学存在的前提。考古学记录由发现的有意义的共存关系组成，构建史前叙事的遗迹和遗存必须处于一定场景中，单个孤立事物不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客体。考古学客体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回答历史问题，主要取决于它的场景。在《历史的重建：考古资料的阐释》中，柴尔德写道：“大多数考古资料属于场景中发现的类型实例——或与其他物品一起，或位于其他物品之内，或包含其他物品——这些场景给予我们关于物品功能及物品之于其制造者和使用者的价值线索。”考古资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而也是人类思想的载体，这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历史阐释的立论基础。柴尔德以这些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反过来研究这些考古资料背后的人类行为。柴尔德非常注重实践在史前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要对采集的器物进行分类，甚至准确地描述，一个考古学家最理想的是能够制造它们。”
三、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的影响
柴尔德是研究欧洲史前史的专家，也是20世纪最受人尊敬和读者最多的考古学家。他去世时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悼念。他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捷克文、丹麦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等多种语言。虽然他关于欧洲史前史的大部分解释在碳14测年出现后都被摒弃了，但其理论继续鼓舞着后来的考古学家不断创新。柴尔德对20世纪考古学的三次理论革新——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以及后过程考古学都做出了贡献。他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柴尔德将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其作品基础的前后，他都有效地引领了史前史研究中的政治与经济方法，这种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过程考古学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柴尔德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文化行为产生了兴趣，这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内容。
柴尔德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并没有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柴尔德虽然对其学生有一定影响，但并未形成一个柴尔德学派。事实上，冷战爆发后，身处西方话语环境中的柴尔德处于一种惊恐的精神状态中。在考古学领域，柴尔德发现自己在两个互相猜忌的群体之间孤独地做着桥梁。20世纪50年代，柴尔德同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以及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一起被誉为推动进化人类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接受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阐释。麦卡锡主义出台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被迫中止，持进化论观点的一些学者，为躲避打击转而直接用摩尔根的理论解释社会进步。尽管如此，罗伯特·布雷伍德（Robert Braidwood）将柴尔德的著作纳入芝加哥大学《人类起源：人类学导论》的课程中，培训了一批接受柴尔德思想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比较出名的有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cNeish）与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麦克尼什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柴尔德，并将农业革命理论带到墨西哥中部史前史研究的探索中。亚当斯开创性的著作《城市社会的演变》则试图通过比较近东和中美洲的历史发展来解释柴尔德的城市革命。
20世纪60年代，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等功能过程考古学家虽然采用政治与经济的方法研究史前社会，但并不认同柴尔德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考古学。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范式只得到少数考古学家的赞赏，布鲁斯·G. 特里格（Bruce G. Trigger）阅读了柴尔德的著作，发现了新考古学中缺少的历史与进化以及理论与数据间的批判辩证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过程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这一理论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影响。柴尔德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再次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因为柴尔德生涯后期对社会与知识关系的研究，勾勒了20世纪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认识论和象征主义的轮廓。美国考古学家马克·莱昂内（Mark Leone）称后过程主义者是柴尔德的后继者。
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在拉丁美洲受到推崇。肯特·V. 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指出，在许多拉丁美洲大学里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其他理论。1986年，即《人类创造了自身》出版50周年之际，墨西哥自治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纪念柴尔德的学术研讨会，这显示了柴尔德理论在墨西哥的影响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左翼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拉丁美洲自觉发展起来。秘鲁的拉尔科·霍伊尔（Larco Hoyle）阅读了柴尔德的著作，并试图将柴尔德的文化演进和新石器时代革命理论应用于秘鲁史前史研究。埃米利奥·乔伊（Emilio Choy）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撰写印加历史，他对20世纪50年代末的秘鲁年轻考古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1966年，埃内斯托·塔比·奥（Ernesto E. Tabío）和埃丝特拉雷伊（Estrella Rey）出版《古巴史前史》（Prehistoria de Cuba），这种苏联式的古巴考古研究影响了一代拉丁美洲考古学家，他们在其中发现了将革命政治与考古实践结合起来的方式。这些学生在构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时也转向了戈登·柴尔德的著作。1968年墨西哥城大屠杀之后，对左翼思想的镇压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结束了阿根廷等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当智利军队推翻阿连德政权时，费利佩·贝特 (Felipe Bate) 和胡里奥·蒙塔内 (Julio Montané) 等几位著名考古学家在逮捕威胁下逃到了墨西哥，墨西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
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就在墨西哥发展起来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西班牙人类学家佩德罗·博斯·金佩拉（Pedro Bosch Gimpera）与胡安·科马斯·坎普斯（Juan Comas Camps）来到墨西哥，为墨西哥带来了欧洲的人类学知识。博斯与柴尔德是同代的史前史家，1928年以来博斯与柴尔德一直有学术交往，并且一起在爱丁堡大学工作过。博斯在墨西哥教授世界史前史和远古东方史，传播了欧洲学派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一代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佩德罗·阿米利亚斯（Pedro Armillas）、安吉尔·巴勒莫（Angel Palerm）等人开始在墨西哥河谷展开研究，这些学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阿米利亚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墨西哥考古学，在他的中美洲课程中最早传播了柴尔德的理论，引发了学生对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理论的关注。何塞·路易斯·洛伦佐（José Luis Lorenzo Bautista）是柴尔德的学生，他于1953年至1954年左右回到墨西哥，重新加入史前史研究队伍中，他非常注重英国学派的发掘技术及柴尔德的理论。他在教授席上和史前研究工作中传播了柴尔德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能清晰地发现辩证唯物主义的线索，这无疑受到了柴尔德的影响。在上述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推动下，柴尔德的理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院的课堂广为传播，柴尔德的框架被人类学博物馆和文化博物馆广泛应用于解释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史前文明。
结语
20世纪西方史前史阐释理论经历了文化历史、功能过程和后过程三个阶段，这三阶段或多或少吸收了柴尔德史前史研究提出的概念与方法。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也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考古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逐渐与欧美考古学的发展道路相背离，形成了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并使这种影响扩展到整个西班牙语世界。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对中国的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通过苏联的原始社会史研究间接传播过来，另一方面是柴尔德理论对夏鼐、周谷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者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界目前流行的史前史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柴尔德20世纪初创立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与苏联原始社会史阐释框架相结合的产物。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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