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美国兴起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派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美国部分清史学者和我国大多数历史学者对“新清史”始终持反对态度，从“汉化”、满族特性、内亚史观、具体史实、学风等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和批评。对于有理有据的学术批评，“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以各种方式作出回应，要么表示并不存在观点一致的“新清史”学派，认为批评者没有读懂其作品的本意；要么在“汉化”“帝国”等概念上绕圈子，宣称“新清史”只是在学术视角上与传统清史研究不同而已；要么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把美国“新清史”的观点和中国批评者的观点之间视为“全球史叙事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把中国学者关于“新清史”的观点批评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事实上，“新清史”学者面对批评者的观点，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作出正面而有力的回应，其根本原因在于“新清史”先天就有无法自证的缺陷，与历史学的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背道而驰。

 

　　第一，“新清史”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误读。

 

　　以欧立德的《满洲之道》、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和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的《满与汉》等所谓“四书”为代表，结合濮德培（Peter C.Perdue）、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白瑞霞（Patricia Berger）等人及其学生的作品，美国“新清史”强调非汉文史料尤其是满文史料的重要性，认为清朝的满洲族群认同及其对非汉族群的政策在其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清帝国由长城以南的“中国本土”和长城以北的“内陆亚洲”构成。这些基本观点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强调清朝统治者及其政策的满族特征，认为清代中国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帝国。

 

　　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表明，中国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在多民族相互融合中不断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伟大文明，是始终以“大一统”为政治理念和实践追求的伟大文明，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不断将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的伟大文明，是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念维护、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文明。传统清史研究早已揭示了清朝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清朝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与其他民族在不断融合中因时因地采取各种政策实施国家治理的朝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不断向着“大一统”前进的重要历史时期，是由多民族不同文化向共同文化汇聚的王朝，是中华民族在空前程度上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阶段。

 

　　“新清史”以清代统治者为满族人及其部分统治政策的满洲痕迹为根据，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族”“征服王朝”，在清朝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之间划清界限，将清代从中国历史割裂出来。“新清史”显然没有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思考清代历史，未能正确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忽略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融汇聚和共同缔造、发展、巩固中华文明的客观历史，而是陷入了碎片化研究历史的窠臼，淡忘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精神。

 

　　第二，“新清史”是对历史学求真求是精神的背离。

 

　　美国“新清史”特别强调运用非汉文史料研究清朝历史，尤其强调满文文献与汉文文献的差异，认为满文文献更能反映清代历史实际。“新清史”学者从非汉文材料入手，建构出所谓的“满族民族性”，认为清帝国成功实施强大统治的关键是坚持满族民族认同和维持以“国语骑射”“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满洲之道”，将满族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对立起来。罗友枝认为爱新觉罗皇室的宫廷生活体现出“满洲特色”，清朝与汉人王朝具有不同特性。欧立德强调满洲因素在清朝的重要性，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族群主权”是保持满人有别于汉人的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从非汉文史料出发，构建出清代身份和统治的满族特性，进而得出“清代非中国”这一结论，是“新清史”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学术逻辑。

 

　　然而，清代历史并非仅记载于非汉文史料中，恰恰相反，大量历史载于汉文史料。过分倚重满文及其他非汉文史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做法。如果再以个别史料的只言片语为证，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史料运用上的不科学，必然导致史实判断上的错误。单就雍正和乾隆重视的“国语骑射”而言，“新清史”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大量史料表明，到雍正年间，满族旗人基本丧失了满语听说能力；至乾隆年间，已基本不能用满语交流，关内各地驻防的八旗满族成员通用汉语，东北地区的满族也普遍使用汉语。康熙年间，满洲兵的战斗力已大不如昔，乾隆朝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在高度发达的汉族地区，“国语骑射”长期受到农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而逐渐衰退，最终流于形式。

 

　　历史研究必须讲证据、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新清史”学者自以为从满文和其他非汉文史料中找到了历史真相，却不顾及汉文史料的真实记载，更不愿对非汉文史料的历史语境进行深究，一叶障目，提出一些看似新颖实则有违基本历史事实的观点，与历史学求真的本质相去甚远。

 

　　第三，“新清史”是对历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滥用。

 

　　美国“新清史”学者借用欧洲学者演绎出来的“内陆亚洲”理论，认为满族人、蒙古人等非汉族群具有“内亚性”，长城以外地区属于“内陆亚洲”，长城以南地区才是“中国本土”。欧立德明确提出，应把清朝视作“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柯娇燕认为，清帝国是一个包含满、蒙、汉、藏、回五族的普世性帝国。濮德培认为，清廷统一准噶尔部的本质是清帝国和准噶尔帝国对欧亚内陆霸权的争夺。米华健和邓津华分别讨论了清政府对新疆和台湾的统治，并认为这与同时代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相似。“新清史”的观点很清楚，就是用一套历史话术把清王朝统治下的完整中国一分为二。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直言其撰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西方严肃的史学家没有忘记希罗多德的治史精神。中国史学家自古以来就有“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资治通鉴》）的传统。“新清史”学者套用“内陆亚洲”和“帝国”概念，从清朝统治者的满族身份和清朝实施统一国家、治理边疆的政策出发，把清朝硬生生地划分为两个对立部分，赋予清王朝以帝国身份和殖民统治的形象。“新清史”生搬硬套，理论先行，用价值判断代替客观历史，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提供历史范本，旨在消解20世纪初以来国际学界对西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批评。“新清史”的做法也可以称为“以史经世”，但这是借助对他者之史的歪曲以经自我之世，其背后的考量恐怕已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

 

　　正如“新清史”学者欧立德等人自我揭示的那样，“新清史”在史料选择、概念运用、史实发现等方面并不“新”。与传统清史研究不同的是，“新清史”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研究取向的影响，把学界已有的“边疆”“民族”“帝国”概念杂糅起来，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手法，夸大清朝的满族身份认同，制造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与“内陆亚洲”的二元对立，提出了一些违背客观历史事实、掺杂着主观臆断与价值评判的观点。可以说，“新清史”无非是用一个预设的理论化“新瓶”，装上了一壶违背史实、超出学术范畴的“旧酒”而已，“新清史”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历史学的科学和严谨。

 

　　（作者郭子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4月12日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