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亦写作厓山）屹立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数千年间海潮出入，曾为镇戍要地。1279年在此发生的崖山之战是南宋与元朝的海上决战，最终宋军战败，残余势力被元军全部消灭，标志着宋王朝的灭亡。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海战，它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并受到史学者的关注，饶宗颐、王曾瑜先生等皆有论证。但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既无史实、又无史事，更不是历史学的观点，为什么在舆论和大众传媒中会被冠以“长期以来历史学界有一说”、“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认同此说”？甚至在网络上引发过多轮打着研讨历史旗号的论战。真实的崖山之战怎样与虚假荒谬的“无中国”说扯上关联？宋元易代本是一次王朝更迭，为何被曲解为中华文明的终结？这种错误观点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来源、立足于何种非理性的思想土壤之上？我们需要用历史学的方法搞清其来龙去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史实廓清历史虚无主义，更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除相关秕言谬说的根基。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王朝生灭相替、疆域伸展变化，“中国认同”、“天下一统”的观念在数千年间持续濡化且逐渐内化为中华各族儿女的集体共识。无论是汉族还是边疆诸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积极继承“多元一体格局”，接续“中国”谱系与历史。在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实体中，身处不同时代、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各族人民，都以中国为家园、认同“华夷”共为中华的思想，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自觉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符号。十至十三世纪表面上是辽、宋、金、元多个政权的分裂、对峙时期，实际则是各民族多向互动交融的重要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日益增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形式的“无中国”说都是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出现的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面对歪曲历史真相、否认中华文化延续性、割裂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言论，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主动对其进行抵制、揭露、驳斥的使命。只有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有效应对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诸如“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错谬和负面影响。

 

　　一、说法来源：被“植入”和“塑造”的伪历史观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最早引起大众热议是在2011年前后。当时一篇名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华夏文明的沦丧》的网络文章在豆瓣、天涯、百度贴吧等平台被大量转发，作者无考，内容以“大宋哀歌”的笔调渲染崖山海战的惨烈，并附以南宋灭亡相关的事件、时间和多位史学家对宋史的高度评价，最后偏激地将元明清与“华夏”划开界限，抒发自己的忧患之情。看似是历史爱好者，实则片面、囿于个人情感，对于古代史各阶段的描述、史料引用、观点罗列都是道听途说、望文生义。但是这篇文章能否认定“崖山”说是中国网友的发明，完全出于国内的狭隘民族观和大汉族主义者吗？该文的“底气”和“缘起”来自何处，是作者读史书或者中国史学成果的感悟吗？

 

　　事实并非如此。网文里关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海啸》一书的大段引文透露出线索。他强调这是“日本历史学家”“史诗般”的描绘，但实际上，田中芳树是日本的科幻小说家，他的《海啸》是一部以南宋末年为时代背景的文学著作。该书1997年出版，后被译为中文发行，封面、首页、正文、宣传文案里多次出现“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直接表达。作者还在后记里写道：本书是经过大量资料阅读、请教过多位学界人士后写成的一部“历史”。这些煽动性的文字与自说自话的操作对中国的读者无疑产生了蛊惑作用，是把错误观念披上历史外衣进行植入。当网络热文高呼“唐宋在日本”， 可知伪历史观的毒害已深。

 

　　但是，田中芳树对中国史的观点又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舶来”的“历史中国”书写能受到全盘吸收和追捧？朱维群先生在《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中指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潘岳先生在《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里曾深入剖析“崖山”说出现的来源，指出这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究其根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兄弟手足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被植入与塑造的“崖山”说实质上是割裂中华文明、掩盖中华民族大家庭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否定中华民族共同体。

 

　　1. “崖山”说并非宋朝遗民之情

 

　　近年来，围绕“崖山之后”进行讨论的人日益增多，这里面既有认识到其危害撰文批驳的历史学者，如姚大力（《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葛剑雄（《读万卷书·崖山之后》）、张邦炜（《应当怎样看待宋元易代》）、罗玮（《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等先生；亦有以此为噱头，积极炒作、贩卖历史悲剧情怀来博取关注的状况，将“崖山之后无中国”等同于南宋遗民心声，把“明亡之后无华夏”假托于明末士大夫之口。甚至从文字的相似度上把“崖山”谬论归结于明末清初士人钱谦益的诗作《后秋兴之十三·其二》：“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这里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其一，明末之人的诗不能代表南宋遗民之情；其二，钱谦益个人或他的一首诗不能代表同时代人群的民族史观、王朝归属感与民族文化认同；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并不是从这首诗开始扬名、传播，从钱氏创作此诗到该说被热议，中间的数百年间没有史料记载其引起强烈的共鸣或争鸣。不能仅凭字词的类似，就把现代人的话语归于古人，以证明该说法由来已久、本国产出。钱谦益的诗句无疑有借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之史抒发自己对明朝灭亡的伤怀，里面的“不属中华”的观点确实反映出他对民族问题认识的狭隘与局限。可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个体而否定当时整体史观向前发展的客观事实，“天下一家”、民族交融是主流；也不能把古代的“华夷之辨”与今天伪历史观“中华文明在宋代后断绝”划等号。

 

　　面对南宋的灭亡、元朝的建立与兴起，时人的情怀与心境、认同究竟如何，应当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首先，士大夫群体如文天祥等尽管抗拒投降元朝为官，但也承认和接受宋元易代的事实，认可从南宋到元朝是新朝取代旧朝。以宋朝旧臣谢枋得为例，他誓不出仕、甚至绝食而死，对前朝有强烈的忠君思想，可他同时也道出：“大元制世，民物一新”，王朝更迭、历史向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再如宋元之际的儒家学者郝经，在面对正统与华夷问题时直言：“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表明无论华、夷，只要认同、继承和践行中华传统文化、华夏典章制度、“大一统”思想，就有资格获得治理天下的政治合法性。其次，历经从宋入元，共同步入“大一统”新时期的不仅有士大夫，还有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农、工、商各群体，以及不断融入的边疆诸族。对于他们而言从宋到元的变化早已开始，整个辽宋金元时期各民族的文化互鉴、经济交往持续发生，史料保存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量事例。如果把崖山海战之后无宋朝理解为王朝结束的一个具体时间点，那么对于广大民众而言，长时段的生计维持、社会发展、边境安宁更为重要。王朝兴亡、相替乃寻常，不变的是“中国”、“中华”依旧。所以，过分沉浸在宋亡的悲壮之情违背了历史研究客观、理性的精神，枉顾了考证问题应全面、长远、“视线向下”的基本要求。

 

　　2.东洋史学界“遗毒”：割断中国古代史

 

　　既然“崖山”说不是宋朝遗民之说，那么它究竟发源于怎样的观念与理论呢？前文所提及的田中芳树小说及史观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潜伏其下的是20世纪日本东洋史历史学家的“遗毒”。对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及意义素来为我国治史者重视，其带来的启发、协助、争鸣乃至贡献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作为时代的产物，身处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周边国家持续侵略和扩张时期的东洋史研究而言，从兴起到发展并不是纯粹为了学术，而是掺杂、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里服务于政治和战争。严谨地甄别相关的研究者、论著、理论、派系，才能防止“蔽与一曲”，多维度地看待问题。

 

　　在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史，其代表人物包括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宫崎市定等，以及他们影响下日本战前、战后（二战）的几代学者。其中，白鸟库吉等一批史学家服务于日本殖民侵略，提出并鼓吹“日满一体”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晚期的历史，以“学术研究课题”为名进行政治宣传；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作为“京都学派”的突出人物在学术界获得过赞誉与诸多成就，“六朝贵族论”、“唐宋变革论”等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但在他们大量的著述、理论里存在着复杂的政治意图，主要是从中国古代史的早期与中期入手，为日本侵略“洗白”、混淆中国人民的历史观。貌似精致且有体系的思想之下，内藤湖南的“文化侵略理论”、宫崎市定的“主权侵略理论”都是在把日本侵华“美化”成“以跻于世界最强之林”的文明替换中国的“软弱文明”。

 

　　围绕南宋被元朝取代这一史实，东洋史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大做文章”，看似考证历史、实则“兜售”个人的错误理念，意图将中国古代史割断、否定中华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同一性与一体性特征。换言之，内藤等人笔下的宋元史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辽、宋、夏、金、元朝。

 

　　第一，在历史概念上窄化、曲解“中国”的含义，只承认“小中国”。内藤湖南在《地势臆说》《支那论》《新支那论》里将“中国”定义为汉族政权，将历史上的边疆诸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隔离开来，极言蒙古族是“外来入侵”及其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以狭隘之笔在中华民族内部制造矛盾。此后，矢野仁一在其基础上创作《近代支那论》直接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叫嚣“满、蒙、藏本来就不属于中国领土”；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里把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完全对立，本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群皆被排除于他所界定的“中国”之外。

 

　　第二，以欧洲中心论主导分期法，将中国古史人为割裂，以“变革”为名掩盖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一体性。日本学界以得西学之先为荣，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虽有独特的视角以及历经近一个世纪、三代学者论证的庞大体系，但在根基上仍是套用西方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一则用欧洲“中世”、“近世”的框架划分中国古史，二是以西方及日本的“贵族”“贵族政治”强行与中国古代契合。由此产出的大量论著、论文表面上繁荣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唐宋及其前后时段的学术探索，实则争夺我国自身的历史学话语权，他们主导的“唐宋变革”“元清非中国”论说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而是政治观点、主权问题。当内藤等人强调唐、宋文化达到中华文明高峰之际，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仍在持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被继承与推动向前；当京都学派及其徒子徒孙全力强调宋代与此后时期的差异时，忽视甚至抹杀了中华文明之下各朝代的共性与演进趋势。

 

　　第三，刻意拉近日本与唐宋文化的关联，以“解毒”说等谬论，为日本侵华战争寻找借口、以“文化传承”的“糖衣”包裹文化侵略的本质。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长期以来睦邻友好，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感沟通不绝。但是东洋史所描绘的古代中日关系“夹带私货”，甚至另有所图。宫崎市定在《宋人所见日本》里写道“最能理解日本人特点的莫过于宋人”，“宋人对日本的感情自然也很亲善”，“日宋之间的亲睦邦交一直继续到宋亡以后”，结合历史上日本对唐宋文化的学习、模仿与吸收，传递“唐宋的传承在日本”的潜在逻辑。内藤湖南更是鼓吹日本文化可以为中国宋以后的“日益孱弱”“解毒”、“革新”，他还提出中国文明之中心将发生移动，而日本将要接受这个“大使命”（见其《日本的天职与学者》）。

 

　　战后，东洋史学的反省很不彻底，包裹在学术外衣里的谬论、误导对中国（特别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欧美学界危害深远，至今仍以不同的面貌时隐时现。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造意”和“植入”无疑是其“遗毒”的衍生物，而对该错误思想进行“推波助澜”之手则来自欧美学界，最为典型的是“新清史”学术流派及其秉承的“内亚性”概念。

 

　　3.欧美史学界“陷阱”：分裂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颇有影响力，并且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出现了代表性学者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欧立德（Mark C. Elliott）、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等，该学派还出版和发表了大批借助档案史料阐述中国古史各领域的“新”著述，讨论的时间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清代的历史。其共同特征据民族史专家钟焓先生总结：他们打着研究“非汉文史料”和“内亚性”的幌子，表面上强调民族特性、提倡以非汉民族（如满族）为中心，实际上是不惜歪曲历史、“制造”学术、抢夺话语权，“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于话语构建”。从90年代初（罗友枝与何炳棣关于清廷“汉化”的论战）至今，“新清史”学派在西方竭力占据中国史“书写”的主导权，研究领域不仅从政治延展到文化、经济、社会生活，还将理论“推广”到蒙元以降，接续了东洋史学对宋元的论断。以“征服王朝”之说片面夸大历史上北方民族“渗透”、“征服”、“破坏”的主导性，故意无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企图打造“内陆亚细亚”的文化本位。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我国学者不断发出质疑、反对之声，但“新清史”学派的参与、支持、追随者众多，不仅在欧美历史学界有拥趸，还在西方人文社科大环境里热度高涨，甚至以“科普”、“新认识”、“历史小说”之名化身为多类型的译著持续不断影响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其片面的视角、扭曲的历史观为“崖山之后无中国”之类的谬论提供了素材与依据。

 

　　与东洋史“遗毒”不同，欧美学界的“陷阱”在于分离边疆和“肢解”中国，将南宋之后的中国整体历史用一条条“界限”划分得支离破碎。其一，概念划线，把元朝、清朝和“中国”对立起来。欧美学者如欧立德妄言“清朝”不是“中国”，他在《满文档案与“新清史”》里写道：“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其二，人群划线，把蒙古族、藏族、满族等孤立于中华民族之外。他们的论著中非汉族往往被认为不是“中国人”，如《乾隆帝》（英文版）里Qianlong “a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乾隆直接被描述成不是中国人。其三，时代划线，把元明清和唐宋彻底割裂开。西方治史者囿于古文释读能力有限、对中国古史整体认知欠缺，常常采用碎片化的研究法，不顾传承与延续，荒谬地认为辽、夏、金、元、清控制了曾经“中国”的土地但没有接受此前的治理经验，通过恶意剪裁史料旨在否认中华历史的一脉相承，完全忽视各民族交融互鉴、和同为一家的历史真相：辽夏金在政治制度上学习唐宋，元朝营造孔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材，清朝皇帝如雍正以《大义觉迷录》倡导天下一家、儒家仁德等。其四，地域划线，以模糊的内陆亚洲作为论证舞台，遮掩实际存在的元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把“中国”的疆域强行定义为汉人聚居区，边疆诸族所处的西北、西南、东北都被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割裂出去。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欧美学者或明或暗地在论述中将中国“大一统”王朝对边疆治理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规训等同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甚至把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开疆拓土翻译为“扩张殖民地”，这是彻底的误解和污名化，故意对我国各族先民胼手胝足共同开拓疆域的史实视而不见。第五，情感划线，全面质疑和否认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认同”。黄兴涛先生曾精辟总结“大一统”王朝下“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可是，欧美学者如柯娇燕为了强行发动“民族主义”理论，高呼是“帝国创造了民族”，偏执地“书写”元、清两朝的统一没有消弭满蒙藏等各个人群内部的认同意识，编织出“非汉民族”自我意识与“中国认同”的对立。

 

　　目前，“新清史”学派号称自己进入“2.0”时代，意为对中国古代史的论证更加全面、广泛、深入、体系化，实则仍是以上五类“划线”恶行的延续。随着这些伪历史观的传播，“崖山”说等错误观点被装饰为“新”史学思路，用最陈旧的“汉人中国”观念引导中外读者，如法国的勒格·格鲁塞《图解草原帝国》有一节标题为《崖山之后无中国》，完全就是以欧美学界之“讹”传讹，但却能成为历史类畅销书，并多语种翻译出版。欧美史学界的系列“陷阱”表面上是在讨论宋、元、明、清的史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动摇与解构现代中国对边疆的主权维系。

 

　　二、去伪存真：“崖山”前后皆中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是被东洋史学“遗毒”植入、西洋史学错误思潮塑造的伪历史观，追溯其源头和发展的历程，充斥着被居心叵测的“他者”“书写”的历史。南宋之后是元朝“大一统”的新篇章，这本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共识，但却在二十世纪经由网络、新媒体在历史“翻案”“重写”的狂热中不断误导、发酵走向是非颠倒。我们既然已从史学史的回顾中明确了“崖山”说的来源是外部影响，就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不仅在史学领域旗帜鲜明地论证“崖山”前后皆中国，还要承担起史学者的社会责任，在整体史观下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讲述符合史实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

 

　　1.大历史观：各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下的“中国”

 

　　“中国”从宋到元是否出现中止，首先应明确“中国”的概念。关于“中国”一词内涵与外延的讨论，从1981年第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至今，学术界已有众多详细论证。中国古代史上，“中国”从未成为某一王朝的国号，但这一说法早在先秦金文、《诗经》、《尚书》中出现，开始承载起地域、文化、政权、正朔的概念。从商周时期的“天下之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央之国”，再到秦汉以后与“天下”一词形随影从，“中国”的含义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由指称相对狭义的京师，发展为广泛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形成于汉族，经由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到四方，被边疆诸族认同与吸纳，是中华各民族之“中国”。李大龙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正是古代中国的众多政权包括边疆政权对‘中国’的持续争夺，不断波及着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同时也将众多的族群凝聚为了中华民族”。这种“争夺”不能简单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对立或分裂，而是意味着从相互接触到互相争取，本质上是一种“斗争融合”。

 

　　将崖山海战及其象征的宋亡元兴置于“中国”内涵下讨论，坚持大历史观，就会发现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大历史”与“坚持大历史观”。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研究古代“中国”意义非凡。大历史观之“大”不仅包括时间漫长、空间广阔，还具有连贯性、联系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发展的眼光，是以传统历史观为理论底蕴，如“通体”的观察法。以此审视“中国”概念，就能明确三个维度：其一，不论探讨哪个时期或断代，都应保持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以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的显著特征为前提；其二，不论出于何种史观、理论，聚焦在某个政权或区域，都应重视全局观与共同性，“部分”、“个体”、“个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是一家、是一体的历史事实；其三，面对古代史上的“曲折”、“逆境”、“分裂”状况，需要正确处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关系，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事物的发展方向，分清主流与支流，挖掘深层次的历史大趋势。

 

　　回到问题本身，宋、辽、金、西夏、元各政权所处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一词既是一种政治选择，也代表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的实际场域。接续隋唐五代十国“和同为一家”的理念，分裂对峙中的各政权在官方与民间层面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一家之美”、“一家之睦”是主流和方向。陈俊达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占据中原地区的政权依据‘中原政权为中国’的传统观念自称为‘中国’”，同时，“中国”作为“文化中心”、“天地之中”、“王道所在”的美称，是边疆诸族政权希望达到的目标。史籍中保留着辽、宋、金、元自称“中国”的记载，如“大辽中国”。北疆各族如契丹、党项、女真等多在祖源上自认为是炎黄子孙：辽圣宗称“朕闻上从轩皇”，西夏李元昊自述“臣祖宗本出帝胄”，《金史》有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大量史料表明，宋元时期“中国”的内涵在丰富、发展和扩大，“中华一家”的意义日益突显。

 

　　2.去伪：盲点之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发酵与传播

 

　　“崖山”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其特征符合历史学者郑师渠先生作出的基本概括：否认历史的价值，尤其对本国的历史的价值缺乏应有的敬意；而且借口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详见其《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由于我国史学者长期躬耕于研究，大部分对于“崖山”说之类的网络谬论关注较少，对海外学界“不同的声音”也往往抱以尊重、包容的态度，即使撰文批驳也是就史事谈史事，追求的是纯粹的学术环境。但这无疑给假托历史借题发挥、制造事端之辈留下了缝隙。以“崖山”说为例，它甚至危害到了青少年历史观、民族观的塑造，曾有研究者对30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是否认同‘崖山之后无中国’”，结果是60%反对、20%认同、14%表示不清楚，其中面对伪历史观不能决断和辨别的学生比例令人担忧。他们为何犹豫、又从何处获得这些错误观点，这值得深思和防范。

 

　　笔者在整理谈及“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文、专著时发现，一些学者引用了一篇名为《崖山之后无中华》的网文，大意是：华夏文明自南宋灭亡而绝的谬论与内藤湖南等东洋学者的理论无关，是来源于南明遗民的诗句且被我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该文章无史料、无考证，发表在凤凰网的历史专栏，作者是不可查证的历史专家“萧让”。如此明显的伪造、虚假信息却有上万阅读和转载量，并被学术文章引用，令人惊心。此外，还有一类现象具有普遍性，即对“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言用而不批，似乎只是一句烘托氛围的话语，比如《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此》《民族文化传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真命题》《秦魂汉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文化的连续与断裂》《崖山之战》等论文，都提及“崖山”说，但是态度模糊，既不言对错、也不说观点，有的以此渲染南宋灭亡的悲壮场景、表达宋后士大夫的哀情；还有的则透露出作者历史观的偏差，如“南宋的灭亡是中原汉族王朝第一次惨遭游牧民族整体灭亡，这就是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法的来历”，这类表述显然是受到国外史学家“崖山”说“标准答案”的影响。上述做法，止步于呈现秕言谬说但不深入分析、反思和批判，无形中反而使伪历史观得到重复和传播，使之获得了更多的“史学”标签。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崖山”说不是历史学的观点就轻视或者放任其发酵和传播，更不能眼见“伪历史学者”借此大做文章而不为所动，应该在大众史学、知识普及等领域严守规范与底线，避免历史的泛娱乐化与盲目跟风。

 

　　3.存真：元朝继承并强化中华民族一体格局

 

　　对“崖山”说的去伪和纠谬关键在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中国”自在民族实体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而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巨大优势。当东洋史学“遗毒”与欧美史学“陷阱”以中国古代的民族史大做文章、污蔑“大陆学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有损学术独立，有民族主义支配的偏见”（参看《“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时，我们既可以从深厚的历史研究成果、理论予以回击，也可以从内部坚定信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中探索规律。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历史上，“中国”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密不可分，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动荡的时期，各民族的向心凝聚始终是主流。“崖山”之前，辽、宋、夏、金政权更迭。白寿彝先生曾总结：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裂和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的意识反映很强烈”，而且辽、宋、金“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崖山”之后，元朝的出现是结束对峙、拓展“大一统”国家基业，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是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所以根本上，“崖山”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没有变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的内涵得到继承与丰富，元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融合最为强烈、封建生产方式空前普及的历史时期，离不开辽宋夏金时期的铺垫与积累。正如陈垣先生所观察到的“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直（女真）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演进无疑是元朝统一与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元朝以元世祖为代表的执政者对“中国认同”与中华法统的维护、对辽阔疆域的有效治理，为各民族的互嵌交融提供稳定的空间、为中华文化的沁润提供百年时光，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关于元朝的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前人已有多角度的讨论。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元朝是中国”，从元明清至今都是普遍共识和长期认知。海外“新清史”或持“征服王朝论”的学者却强行炮制“差异论”，只承认华夏汉族是“中国”，认定边疆诸族为“非中国”，质疑元朝的性质和中华民族归属。这显然罔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进程和元朝的“中国”认同。人群的交往、文化的交流早在元朝政权建立前自然发生。蒙古族在兴起和建立政权过程中注重学习汉文化，以成吉思汗为例，他在东征西伐之际任用精通汉文的臣僚处理文书，督促蒙古官员学习汉文；窝阔台汗重视儒臣，以“戊戌选试”储备人才；元世祖在藩邸时期，多访求儒士，听讲儒家经典与治国方略，命令蒙古族贵族子弟学习儒书。入主中原以后，华风的熏习逐步内化为元代各阶层的“中国”自我认知：朝廷里君臣皆自称“中国”、强调“一家”，如“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百姓以“中国”代指身处的元朝，知识分子行文以“中国之民”表示元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并认为此“中国”与以往各朝一脉相承。随着交融的深入，统治者与中原的接近，汉语、汉文化水平提高，元朝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认同不断发展，具体表现为自居正统，祭祀历代先祖，承续王朝统序；尊崇孔子，发展儒学教育，汲取儒家思想治国理政；“采祖宗旧典”，参用汉法，在继承以往行政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创新。

 

　　元朝不仅是“中国”，还是发展的古代“中国”，它在中华民族史上的独特性在于打破分裂割据时期的疆界限制，将各族人民置于空间统一的国家环境之中，促进了大交流与大融合，使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广泛、更深入，华夏认同与“中国”整体意识更强化。由此延展，我们透过浩如烟海的史料与诗文、绘画、戏剧、陶瓷等不胜枚举的案例，共同见证着崖山海战前后中国的屹立，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停滞、断绝、消亡，还在一路高歌猛进、创造辉煌。

 

　　三、总结：在整体史观下讲述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己的故事

 

　　崖山海战本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借题发挥下编造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谬说，并披着“历史”的外衣经由网络、媒体发酵与传播，造成精神污染和历史观的混淆。作为被“植入”和“塑造”的观念，其根源在于一战以来东洋史学割断中国古代史、为侵略战争找借口的伪历史观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近二十年来沉渣泛起；其生长的土壤则是企图占据全球学术话语权的欧美史学界如美国“新清史”之流长期以研究之名分裂古代“中国”、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劣行。面对层层包装、广泛流播的“崖山”说，我们首先要明确从辽宋夏金到元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华文明从未断绝，中华民族大家庭远远超越海外学界及大汉族主义者“汉人中国”的错误概念。自古以来，中华各族儿女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任何妄想把元朝、清朝从中国历史中分割出去，把边疆诸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孤立开来的行为都是危害祖国团结、与客观史实违背的错误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南，也是相关历史研究的方向、史学工作者的核心使命。“崖山”前后皆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己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并不可怕，终将被铁一般的历史证据揭穿和破除，它留给我们深刻的反省与思考在于，要积极推进三交史研究，以之寻找历史上的案例与证据，全面还原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场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我们自己的古代史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更多地发出声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筑和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