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反割台运动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殖民侵略斗争的一部分，这是在中国史观指导下对这场运动性质的基本认识。以往台湾学者也没有异议，如梁华璜认为：“乙未抗日是，在清廷无能、官绅逃亡之下，由刘永福熔合内地兵勇与台湾的义民（军），共同抵御外族的反侵略战争。”但是，近二十年来，“台独史观”在岛内甚嚣尘上，使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乙未反割台运动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2015年9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及数字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所谓“翻转1895——乙未之役120年档案特展”，公然宣称要“翻转”既有“‘民族抗日’的单一史观”，要“展现自牡丹社事件以来，台人或抗日、或合作、或投降的多元史料”。主办者强调：“从前国人对乙未之役的认知，多半只有民族抗日观点，但在求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岛民不是只有抵抗而已，仍有许多接受日本统治的商人。”甚至说：“过去只宣传一种历史，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中研院特设此展，企盼展示历史上的多元观点，跳脱以往‘抗日者才是英雄’的框架。”显然，主办者所谓“翻转”是用“多元”的障眼法，否定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而认同接受日本统治的“合作”与“投降”。这样的“翻转”便落入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皇民”史观窠臼。

关于乙未反割台运动的历史认识，尚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台湾人民应对乙未割台的主流是抗日，而绝非民进党当局所宣扬的“与日本人合作”。诚然，乙未割台之际确实有部分民族败类如辜显荣、李春生等主动与日本人合作，成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带路党”。但这只是反割台运动大潮流中的一小股逆流，不是主流。马关和议割台消息传到台湾，在籍工部主事、全台义勇统领丘逢甲以“全台绅民”名义上书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痛陈誓死抗日保台的决心，有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丘逢甲在这里号召“全台绅民”誓死抵抗日军接收台湾，当然不包括辜显荣、李春生之流等少数败类，但这代表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共同心声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台民发布布告宣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可见台湾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

另一方面，乙未反割台运动的主体不只是台湾人民，而是两岸官绅与军民的合力。为了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独史观”论者往往片面地看待历史，比如关于乙未反割台运动的论述，只讲在地台湾人抗战，而不及其他。吴密察认为：“乙未抗日保台战争的主力，可以说是台湾的当地居民；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战争。”事实上，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朝调动了湘、淮、闽、粤各省军队赴台守御。正是在清朝官员的组织与领导下，清朝驻台军队、台湾义勇和民众并肩战斗，顽强抗击入侵的日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史篇。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各方势力促成下组建“台湾民主国”，树起了抗日保台的大旗。其他清朝官员如俞明震、陈季同以及台湾知府黎景嵩，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杨泗洪、吴彭年，新楚军将领杨载云、李维义，台湾士绅丘逢甲、林朝栋、许南英，义军首领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林昆冈，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加入这场抗日保台运动之中，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这个时期的武装抗日力量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台湾本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留在台湾的原来的驻军（主要是刘永福所部军人）。”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原题《甲午战后反割台运动及相关问题辨析》，摘自《台湾研究》2025年第5期，包思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