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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自侵华后就不断展开对北平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工作。日伪政权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日语教育、留学派遣等培养和塑造亲日顺民，其中学校教育是主体，社会教育在殖民侵略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宣传组织机构，对新闻通讯社、报纸杂志出版社、广播电台的新闻宣传控制，粉饰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派遣日本文字工作者和利用沦陷区文人创作美化殖民统治的文学作品，并纵容色情文学的泛滥来消磨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意识；通过电影、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文艺宣传手段为侵华战争服务。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文化侵略也随之消亡。

关键词：抗战时期；北平；日本；文化侵略

日本对北平的文化渗透工作从日本侵华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彻底占领北平后升级为全面、系统、有组织、有目的的文化侵略活动。日伪当局在进行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的同时推进“非中国化”、“去中国化”的文化侵略，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到修改教育内容，推行日语教育和派遣留学生，其目的无一不是要塑造亲日的顺民。从设计宣传策略到控制宣传机构，其用心不外乎是要操纵新闻舆论，传播侵略思想。从对文学创作的诱导到对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的创作干涉，也彰示了日本人妄图全面控制北平文化的险恶用心。本文力图通过展示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活动，揭露日本文化侵略的本质。[1]

一、塑造亲日的奴化教育

自日本占领北平后，侵略者即建立和控制了城市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和日语教育等都以奴化和殖民化教育为中心,完全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早在 1935 年 11 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唐山成立时，即在其“政府”中设有伪教育厅，由王厦材任厅长，其后又由刘云笙、武学易相继接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以伪教育部作为其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由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汤尔和兼任伪总长，黎世衡、方宗鳌先后任伪次长。华北各级伪政权设立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是伪政府系统推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机构。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在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下设立了教育部,负责管理伪临时政府辖区内文化教育行政事宜,由汤尔和兼任教育部总长。伪教育部下设总务、文化、教育三局,其中教育局掌理大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事项。可见,凡是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社会文化等事项,均在伪府教育部管辖范围之内。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不久,就于1938年4月5日发出《训令》,明确规定其教育方针为:彻底取缔党化排日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禁止男女共学;奖励体育;组织学校少年团;采用新定教科书;对中小学职员再教育;刷新女子教育;指导监督外国学校等。1941年10月7日,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在教育人员讲习会上说:“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反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华北伪政权颁布的《各级学校实施训育方针》规定八项内容,其中主要有:(1)“尽力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2)“根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全世界之和平”;(3)“善用我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4)“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精义为依归,屏弃外来之功利主义”;(5)“注重人格之修养,品德之陶,宜使学生有以国士自许之志向,俾将来能以担负复兴东亚之责任”。[2]

在确立了教育指导思想和管理机构后，日伪开始了恢复和整顿各级学校的工作。华北日占区的官办学校有初、中、高三级学校之分。1938 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令伪政权开办各类小学。1939 年日寇华北方面军在其“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中提出“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到 1939 年，整个华北敌占区已恢复完全小学 1248 所，初等小学 20356 所，幼稚园25 所，合计共有学校 21629 所，约占战前时期的五分之一。[3]中等教育将重点放在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高等教育则侧重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教员和医务人员方面,其目的在于培养供其驱使的技术人员和进行奴化教育的师资。同时,为了给伪政权培养各类高级人才,满足日伪殖民统治需要,伪临时政府成立后相继在北平设立了“新民学院”、“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陆军军官学校”、“外国语学校”等院校。除新建一些院校外,伪临时政府还接管改组了一些原有的国立大学,如取消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大学”,由钱稻荪任校长。开始时设有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后又增设文学院、法学院,学制为四年。伪北京大学各学院于1938年5月开学,但投考学生很少,各学院学生至多不超过七八十人。北平一些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些有外国背景的大学得以继续办学,但处境也颇为艰难。此外,还有私立中国学院、天津工商学院等高校及省立河北师专、山东日专、北京体专等几所专科院校，也是艰难办学。

在控制官办学校和遏止私立院校后，日伪当局首当其冲的是要把控教学内容。1938年3月1日,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以教育总长汤尔和为委员长,由汪怡、周作人、鲍鉴清等26人组成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日本文部省图书编纂官藤本万治、督学横山俊平等亦参与其事。“教科书编审会”议定以清除“排日”、三民主义等内容,倡导“日满华亲善”、“复兴”中国固有道德及儒教,鼓吹实学等为“编纂方针”。同年5月4日,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定规程》,同年9月又颁布了《修正教科图书审定规程》,其中规定“学校用之教科图书,依本规程须经临时政府教育部之审定,其未经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但小学教科书应完全采用编审会自行编纂之课本” 与华北伪政权的施政理念相适应,新编教科书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名义下大肆推行封建复古主义,强迫中小学生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以封建伦理道德训育青少年。新编教科书竭力鼓吹“新民主义”、“中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谬论,妄图泯灭中国人民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把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塑造成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民”。由此,原来教材中的民族主义、民族英雄不见了,地图上中国东北四省变成了“满洲国”的疆域,日本国歌、《卿云歌》(伪临时政府“国歌”)、《新民青年歌》、《大圣孔子赞歌》等成为学生必唱的歌曲,课堂上,校园里,到处弥漫着复古、亲日的气氛。一些地方甚至连学校授课办公时间也采用日本时间,“以期入学儿童更兴亲日之感”[4]。

为了让沦陷区民众能够认同日本的统治，1939年6月,日本“对华中央机关”——兴亚院颁订《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详细规定了在中国占领区普及日语教育的根本方针、要领等。为贯彻《普及日语方策要领》,兴亚院内设立了普及日语对策本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内也设立了日语普及部,负责对日语教师的培训,指导、监督各地的日语教育,调查分析各地日语教育状况。在日本侵华当局的督促指导下,华北伪政权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行日语教育。如设定日语为中小学的必修课,规定课时和教材；广设日语学校,向成人推广日语；强化日语师资培训；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增进学生学习日本语兴趣；办日语检定试验,督励师生重视日语学习。

为了进一步加强日伪合作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为华北政权于1942年8月14日出台了《留日学生出国暂行办法》，1943年1月28日出台的《留日自费生甄别试验办法》，同时拟订了《留日自费生甄别试验委员会组织规程》，1940年春组织了“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委员会”，1943年8月13日伪华北政权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办事处制定了《华北留日公费生公费支给规则》。通过制定留日规则，严密筛选合格的亲日留学生，日伪政权妄图培养完全效忠于日本的走狗。

北平沦陷区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由伪政府教育部门和新民会等伪组织共同负责。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各种文化或职业补习学校等为中心机构,图书馆、文化宫、博物馆、剧院、电影院、体育场等也是重要的社教机构。

二、服务于战争的新闻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情报委员会提出《关于北支事变的宣传实施纲要》,强调对华实行思想战、宣传战的重要性。1938年9月,由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的内阁情报部向负责思想宣传的各级机构、组织下发了《对于支那事变的宣传方策大纲》的秘密材料,部署了对内、对外、对华宣传的策略和注意事项。1939年2月,内阁情报部出台了内容更加全面的《关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宣传方策大纲》。从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的一年间,日本政府先后三次在首相官邸举行秘密的“思想战讲习会”,邀请军部和政府情报部门的官员,举办专题研讨讲座。[5]出台了思想战的指导方针和研讨了实施办法后，日本即开始在北平逐步推行。

为了实现对北平沦陷区民众思想意识的统治和奴役，日伪建立了三套相辅相成的网络宣传系统。首先是日本方面组织的以日本内阁情报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局、华北方面军报道部、北平地区日军特务机关所构成的日本情报搜集和发布机构。其次是伪组织主导的以汪伪政府宣传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宣传局、伪北平政府宣传处及相关情报部门组成的伪政府宣传系统。日军统治系统是主导北平宣传方向和内容的领导力量，伪政权则是辅助力量。此外，还有伪华北宣传联盟、伪华北新闻协会、伪华北新闻资财协会、伪华北广播协会、伪华北报道协会等伪专业团体组织，这些协会组织是日伪的积极配合力量。三方势力在北平地区形成一个严密的宣传统治网络，对出版业进行严密监控。

建立新闻宣传机构的目的在于指导具体的宣传实践。在北平沦陷后，日本迅速开始了对报刊杂志社的抢占和控制，以便宣传有利于日本侵华的内容。七七事变前，日本主要新闻通讯社大多已经在北平建立了分社，如同盟通讯社、东京朝日·大阪朝日、东京日日·大阪每日、读卖新闻、新爱知国民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北平沦陷之后，这些新闻机构纷纷加强报道力量，以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日化统治制造更大的舆论。如同盟通讯社北平分社即增设华文部，专发中文新闻稿件。1938 年初华文部改组为中华通讯社，成为日伪当局的机关通讯社，佐佐木健儿担任社长。华北沦陷区所有敌伪报纸，均由该社供给国内外电讯，其消息来源系由同盟社电台收听东京电报译成中文。此外，北平沦陷时期的通讯社还有电闻通讯社、中闻通讯社、北方通讯社、雷电通讯社、政闻通讯社、经济通讯社、中国通讯社、华北通讯社、亚北通讯社、民兴通讯社、进化通讯社等。

沦陷初期，北平原有四十多家报纸纷纷南迁或停刊，仅余十余家报纸惨淡经营。日本占领北平之后，通过没收、改组或重新创办，在北平建立所谓“新闻中心”，先后出现过的新闻报刊达数十种。日伪当局掌控的报刊杂志刊登亲日言论，提倡中日亲善，颂扬日军武功，淡化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意在从心里层面消解国人的反抗意识。日伪劫夺了原《世界日报》《世界晚报》资财创办了伪临时政府的机关报《新民报》晨刊和晚刊，后又将《进报》《实事白话报》《新北京》等报改组并入《新民报》，日本人武田南阳任社长。日伪又接收原《北平晨报》，更名为《晨报》作为伪市政府机关报。还创办伪治安总署机关报《武德报》，作为对北平、华北各报的统治中心。接收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报《华北日报》和原大报《新兴报》，派日本人渚上清四郎负责，仍用《华北日报》名称出版。此外，由日本人经营的报纸还有《顺天时报》《民众报》《北京党报》等。沦陷前期还有《小实报》《实报》《实言报》《益世报》《立言报》《华言报》《时事快报》等共三十多家报纸。受战争的影响，日伪办报经费逐年缩减，到1940年，北平的报纸减到8家，1944年初减到5家。1944年4月30日，日伪将北平、天津两市残存的中文报纸全部停刊，由伪华北政委会情报局主持创办了华北地区仅有的一份中文报纸伪《华北新报》，开始是对开大报，不久改为4开小报，苟延残喘到1945年8月。该报以“中国人的报纸”自誉，宣扬剿共建国、增产救民、肃正思想、革新生活等主张,美其名曰“报道救国”,一切报道均以大东亚战争必胜为中心,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摇旗助威,在思想和文化上麻痹、奴役沦陷区人民,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区的传声筒,鼓吹中日睦邻友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其新闻宣传攻势已是强弩之末。

综观日伪政权在北平的报纸、通讯社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利用造谣、撒谎、欺骗的手段，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离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扬“建立东亚新秩序”“东亚圣战”等法西斯主义思想，鼓吹“中日提携”“和平救国”等卖国言论。为了扩大反动宣传影响，采取对日本人奉送、对中国居民“迫订”、对解放区和“游击区”散发的手段，在北平市区各繁华场所建立阅报栏，以招揽读者。据日伪公布的统计资料，1943年9月，北平全市有9个阅报栏，平均每个阅报栏每天有37.6人次阅看；到1944年5月全北平仅残存一份中文的伪《华北新报》时，每天每个阅报栏仅有28.4人次阅看，日伪的殖民宣传受到广大市民的冷落和抵制。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取缔了北平所有的广播电台，各台原有设备被集中到麻花胡同，改装成500瓦、300瓦和100瓦发射机，盗用“北平广播电台”的名义播音。1937年8月28日，日本内阁决定立即新建北平大功率广播电台，并从日本拆运来一部中波50千瓦屏调发射机，以应急用，将原北平双桥电台的长波大功率发报机废弃。10月28日，任命工程师沈宗汉兼任“北平广播电台”台长。1938年1月1日，日伪“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每天定时广播的内容有: 新民新闻、新民文艺、工作报告并举办和平亲日满、反共、破坏抗战的征集活动。伪北京中央广播电台设置的《新民讲坛》栏目中，宣扬“大东亚宣言的真义”“大东亚宣言与大东亚解放”；在《每日演讲》栏目中，讲演“决战之下华北商工”“中日同盟与国人的责任”等；播放《东亚民族进行曲》《保卫东亚》《大东亚总进军之歌》等歌曲。北平沦陷八年期间，伪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垄断了北平的广播，成为宣扬日本侵华，进行奴化宣传的工具。[6]

三、粉饰殖民的文学作品

大批日本作家作为随军记者、报刊的特派员、在华机构的日籍职员、文化使者、现役军人被派到中国。1943年，日本文学保国会频繁派遣作家来中国访问，他们或作长期勾留，或作短暂考察，开展所谓的文艺交流活动。先后到过北京的就有小说部参事林房雄、剧文学部部长武者小路实笃、评论部随笔部干事长河上徹太郎、小说部参事横光利一、评论随笔部常务理事小林秀雄、评论随笔部干事阿部知二、事务局长久米正雄以及真船丰等，这些作家来到北平都不同程度的承担着文化侵略的任务。

号称发行量逾百万的中文杂志《华文大阪每日》在文化宣传上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刊是沦陷时期出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定期中文出版物之一，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主办，由大阪出版发行，并设有大阪、北京、上海三个编稿处．主要负责人为日本人。这个刊物是一家集中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立场、纲领、观念的杂志，在日本的“大陆思想战”中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7]

为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御用文人抛出了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服务的“大东亚文学”，其根本目的是要使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文学艺术纳入日本法西斯的宣传轨道，让文学担当其歌颂日本军国主义，美化法西斯战争，巩固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任务。然而实践结果证明，“大东亚文学”仅仅是一个试图把日本占领区文学统一在日本军国主义旗帜下的宣传口号和组织方式，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文学纲领和创作主张。其竭力对沦陷区的文学进行政治干预，但事实证明了企图迫使沦陷区人民与日本共存共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痴心妄想。

在沦陷初期的北京，文化市场上充斥所谓“煽动色情”的出版物，对于这种“畸形现象”，日伪当局是充分予以注意的，并且将其视为日本军报道部指导确立的新体制还“不活泼”的表现之一。[8]沦陷时期，有为数不多的投机钻营者。他们屈从于日寇的屠刀，将国家民族的前途置之度外，为了一己私利编造荒谬媚敌事仇文字。也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青年，他们收到日伪奴化宣传的毒害，不辨真伪，眩于官方“奖金征文”的名与利，杜撰合乎当局口径的创作。由于符合日伪当局政治要求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各种官方报刊不断以重金为诱饵举办名目繁多的征文活动，成为官办报刊的一大特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伪当局一直未能在北平确立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控制。

四、以艺术作伪装的其他文艺宣传

日本方面非常重视利用电影达到“宣抚”的政治目的，把电影当作“另一种武器”。日伪势力控制下的华北电影事业可以追溯到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电影摄影队在华北、西北等地区进行的“华北文化电影运动”，摄影队打着介绍华北风土人情的幌子四处收集情报，摄制以向日本政府和国民宣传对华侵略战争的电影。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国内的电影制作机构“东和商事”就开始策划《东洋和平之道》的拍摄工作。最初定位于“纪录电影”，后来调整为使用中国演员的故事片，这也是日本电影公司在华北地区完成的第一部故事片的制作。日军侵入北平之后组建的北京地方维持会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仍制定了《审查电影办法》，其中规定应予奖励的电影为: 1．发扬东亚文明;2.促进中日亲善; 3．提倡社会道德; 4．增进民众知识。应予取缔的电影为: 1．宗旨不正含有反动思想; 2．妨碍邦交; 3．有伤风化; 4．违背事理人情。[9]1938年2月，作为“满映”分支机构的伪新民映画协会制作所在北京成立，主要经营电影发行与纪录片拍摄。1938年7月7日华北电影公司成立，华北电影公司是北京第一家日本电影公司，曾组拍摄过由“满映”监制的电影《更生》。1939年2月，由北支军控制的兴亚影片制作所成立，主要生产美化日军侵略的“宣抚影片”。该制作所为了让宣抚电影更容易被理解，专门从日本本土招募了几名漫画电影制作者，创作了《春天的北京》、《东亚的黎明》、《可怕的虎烈拉》、《恶魔的私语》等宣抚电影。1939年12月12日，日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北地区电影事业的控制，以原有的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由“满映”、伪华北临时政府、日本兴亚院，会同东宝、松竹等多家日本电影公司共同投资创设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电”）。“华电”地址设在王府井大街北，而公司位于西城新街口北大街号的摄影场则于年底完工。“华电”创立最初的三年时间内先后摄制了各种类别的电影 100 余部，包括《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进行曲》、《复旦光华》、《协力同心》等影片。1941年2月，“华电”附设了一家表面上由中国人创办的燕京影片公司，该公司以出品戏曲片为主，其摄制的京剧电影《孔雀东南飞》与《御碑亭》取得了成功，不仅对华北地区，而且也吸引了东三省以及东南部省区的观众，从而使得北平也成为电影作品的输出基地，然而其生产的电影都是由“华电”代为摄制的。1942年2月，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曾一度改组，大批日本人成为公司的部门主管。1942年4月，“华电”与“满映”、“华影”联合创办演艺学院，在京、津两地招生，旨在为公司培养电影演员。“华电”还创办了《世界电影报》( 后改为《华北映画报》) ，宣传“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强化治安”、“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内容，紧密配合日军的军事进展。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华电”作为一家日伪控制下电影机构也就自然而言地土崩瓦解了。

电影院是民众重要的娱乐场所，也是日本美化侵略、加强思想监视的重点场所。每部电影上映前，都需由警察局、社会局进行审查，电影公司要将片名、出品公司、主演人、故事说明书，以及影片的脚本、台词、剧照全部报送主管部门，择期指定场所检查影片内容，如有抗日情节，一律强行删去，甚至禁止放映。1938 年 3 月，飞天电影院更名为飞仙剧场，专供日本人观看日本电影。一些电影院被要求每天固定放映一定数量的日本电影。日伪政权还强迫各家影院开展宣传大东亚圣战的“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并加强纪录片的发行，如“陆军航空战记”、“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大东亚战争两周年纪念”等。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电影政策进一步明确，要求电影为“大东亚共存共荣”、“解放东亚”服务。在 1941 年至 1942 年连续开展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军非常重视发挥电影的效力，“运动中既使用武力，同时文化部门也尽全力协助，而担当指导、启发之重责的电影，亦集注全力支援该运动”。“华北电影在治安强化运动之际，是华北文化界支持运动的先锋力量。制作部门忙于制作电影对治强运动进行解说，制作纪录电影反映运动实况，以及制作标语字幕等; 巡回放映部门则致力于强化训练班，巡回放映治强电影，每逢运动，即召集电影院经理会议，对各地电影进行恳切指导。此外，运动期间上映的电影，必须在放映正片前先放映标语字幕，举制作、发行、巡回放映各部门之力向治强运动迈进。华北电影作为华北当地的国策电影公司，其性质及发展目标，在此次运动中愈加清晰，与日本本土电影公司相比，其当地特征更加鲜明化、具体化”。[10]

“新民会”为了拉拢与北平城内民众的关系，宣扬“亲民”思想，将沦陷前的歌曲拿来“享用”。“新民会”将一些歌曲换掉歌词，为“临时政府”所用，而有些歌曲则直接照搬照抄，只不过换掉歌曲名称，冠以“奴化”意义的标签。自1938年开始，直至日本投降，新民会通过《新民报》向民众征集了18首歌曲，这些歌曲的内容多为赞颂“新民主义”、“东亚共荣”、“亲善团结”、“抗击英美”“剿共灭党”等伪政府在不同阶段颁布的政策纲领。1938年3月31日临时政府在《新民报》中公布将萧友梅作曲的《卿云歌》作为“临时政府”的国歌：“临时政府令，临字第四十七号，兹暂仍以民国出院制定之卿云歌为国歌，此令。行政委员王克敏，教育部长汤尔和。”[11]1938年4月1日临时政府《市政公报》承准行政委员会函知“仍以民元制定之《卿云歌》为国歌”。为了响应日军提出“东亚黄色人种为一族、共同抵御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旗号，“新民会首都指导部”将《黄族歌》[12]改名为《黄族青年歌》，于1938年6月9日发表于《新民报》，以供民众习唱。奴化歌曲几乎成为北平沦陷时期的“主流音乐”，“新会”向民众有奖征集歌词、聘请专家配曲到组织民众、学生习唱，可谓花尽力气，不遗余力地为宣扬侵略思想作着宣传，但这些歌曲的质量不高，艺术性较差。此外，按着发表的时间顺序还有：《建军主义》（1938年）、《中日提携》（1938年）、《兴亚体育青年歌》（词作者秋原1941年）、《东亚共荣歌》（1941年）、《新北京》（1942年）等。

此外，日伪政权还以绘画、戏剧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侵略，但沦陷区的文化人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抵抗。

五、结论

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推行的“和平的、渐进的”“文化工作”实际上是文化侵略。在教育方面,日伪政权建立和控制下的教育体系,以奴化和殖民化教育为中心,完全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其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以亲日反共、日中亲善等奴化思想为主题。设立各种日语学校和培训班，广泛推行日语教育，同时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具有明显的殖民化特征。在新闻宣传方面，日伪政权建立自上而下，由政府到社会组织的宣传机构网络，全面控制北平的舆论动态，压制群众的抗日思想。通过掌控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机构和广播电台等媒体，控制新闻宣传内容,传播“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思想，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通过派遣日本本土的文字工作部队和威胁利诱沦陷区文人生产亲日文学作品，同时纵容色情文学等低级腐化作品的泛滥，力图在北平沦陷区营造一种“和平繁荣”景象。通过使用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极力鼓吹日本文化“先进”，“大东亚和平共荣”思想，极尽宣传之能事。然而，沦陷区民众以各自的方式对文化侵略进行抵抗，日本在北平沦陷区的文化侵略随着其战争的失败也迅速在北平消亡了。

注释：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资助青年项目“抗战时期日本对北平沦陷区的殖民宣传研究”和北京市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宣传战：中共在北平沦陷区的抗日宣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关于北平文化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袁一丹《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3 年博士论文; 陈言《忽值山河改: 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 1931 － 1945)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版; 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王向远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学的研究与批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 昆仑出版社 2005 年版)， 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等。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9-600页。

[3] 郭文书等.《河北省志·政府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1页。

[4]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5]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第203-204页。

[6] 《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广播电视志》，北京出版，2006年6月。

[7]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第40页。

[8]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1页。

[9]北京地方维持会编: 《北京地方维持会报告书》下册，第 277 页。转引自汪朝光: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审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10]［日］奥田久司: 《华北的电影史》，孙柏、苏涛主编: 《抗战时期北平电影活动史料集》，第 231—232 页。

[11]《新民报》1938年3月31日。

[12]《新民报》1938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