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汉学家孙诒让精于考经证子，光绪十年以后转而关注内忧外患，讲求经世致用。他弘扬家学传统，博采西学新知，阐发《周礼》的现实意义，使之成为维新理论，标志着清末古文经学的经世走向。其经、子之学和经世活动，均体现了道器并重的思想特征，折射出清末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孙诒让基于古文经学和道器并重的经世之学，如同其经、子研究一样，在清末民初具有范式意义。

关键词：孙诒让经世之学《周礼政要》道器并重

孙诒让（1848—1908）宗奉古文经学，擅长经、子考据，但又是通经致用的一代宗师。目前论者对其学术成就多有论述，对其办学事业亦有高度评价，[1]但关于其经世之学的渊源、形成和特色尚缺乏专论，而一些具体情形仍需再加考辨。[2]本文从家学渊源、学术流变和社会变迁评析孙诒让的经世之学，以期深入探析晚清经世思潮的发展。

一、家学渊源

清代前中期，浙东史家辈出，而浙南相对逊色。瑞安（今温州）孙希旦于乾隆二十七年举于乡，四十三年成一甲第三名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与修《四库全书》，开清代浙南学术之先河。孙希旦学宗程、朱，深研《三礼》，擅长小戴《礼记》。他取宋、元以来诸家著述，推衍其说，撰《礼记集解》50卷。“首取郑注孔义，芟其繁芜……于名物制度之详，必求确有根据”。“至其阐明礼意，往复曲畅，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则尤笃实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3]。孙希旦卒年49岁，《礼记集解》生前未刊，拟治《周礼》《仪礼》皆不及成书。后来孙衣言感慨：“我瑞安自入国朝至乾隆，时逾百年而先生始为登朝官，遂由甲科入词馆，骤以文章、学术折服其辈行。当是时，先生名动海内，天子、宰相皆奇其才，方思有以用之，而先生卒矣，是殆先生之命也欤！”[4]孙希旦是瑞安另一支孙氏——盘谷孙氏景仰的学术资源，且其治学领域启发后人。

盘谷孙氏的第一代学者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其二十六世祖孙振铎卒于嘉庆十四年，是为衣言兄弟的祖父。[5]孙振铎26岁补县学生，乡试不售，家居好学。衣言之父孙希曾，少时读书郡城。其父病卒后，家道中落。“遂舍举子业，谢绝交游，折节为俭啬，力务农，早起晏罢，课僮奴治田事”。曾集《四书》语以自励，曰“但愿润身不润屋，虽无恒产有恒心”[6]。“益以读书科第望诸子。衣言兄弟方四五岁……即口授之经，所以督课之甚严密。及衣言兄弟粗解文义，即为之择师，虽家无余赀，而于修脯独无所惜”[7]。

孙衣言，字克绳，号琴西。孙锵鸣，字克昌，号蕖田。衣言未仕前已显露经世关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他感愤穆彰阿专权误国，作《志愤诗》12首纪其事。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深得房师曾国藩赏识，由编修入值上书房，与修《宣宗实录》，独编《夷务书》百卷。孙锵鸣早在道光二十一年已成进士，道咸之际官广西学政，上《请罢斥穆章阿疏》，斥之为秦桧、严嵩。又深感广西盗匪充斥，风雨欲来，一再疏陈地方情形。咸丰三年，锵鸣学政任满，请假回乡，旋奉命会办团练捐输，咸同之际升侍讲、侍读学士。同治三年被勒令休致，晚年掌教地方书院。

北宋以降，温州理学不绝，永嘉县有“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俱以道德性命传程、朱之学”。南宋平阳县林湜等人“从游程、朱之门”，学有渊源。[8]南宋薛季瑄、陈傅良、叶适等人否定董仲舒以来“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儒学信条，主张“崇义养利”。他们学术源于程、朱，但不满其性命之学，也反感陆九渊的心性空谈，而注重事功、实用。“其宗旨在躬行实践，由明体以达于用，文章风节，皆卓然有所表见”，[9]世称永嘉学派。该学中绝于元、明，清初隐而不彰，至晚清则随瑞安孙氏而引人注目。

孙衣言治学长于考据，又讲求义理，擅长诗文。所撰《咏致经堂》等文，“力辟世儒汉、宋门户之见”。曾在京师“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常以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学”[10]。他曾补辑《永嘉学案》，又搜集薛季宣、陈傅良、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叶适等人的著述及孙希旦《礼记集解》《尚书顾命解》等，编为《永嘉丛书》刊行。孙锵鸣“讲求经术，互勉躬行，以宋时永嘉诸儒之说为宗”[11]。他校勘了孙希旦的著作，并编纂地方文献《东瓯大事记》《东嘉诗话》等。又推重浙东史学，“独寻黄、万、邵、章、全之坠绪，以永嘉往哲之旨为归”。于顾炎武、王夫之、魏源、冯桂芬的著述“亦时时称道”[12]。

孙氏兄弟推崇永嘉学派，整理、刊印其著述，但如果仅从此追溯其学术传承，则难免失之偏颇。他们既不像永嘉学派侧重于经史研究，又不像永嘉诸儒排斥宋学。其阐扬永嘉之学的底蕴在于讲功事、重实用，与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派理学完全契合。他们身处咸同之世，身临大厦将倾之局，学术上比较务实，对治平天下的儒学各派及非儒学资源较为包容。孙锵鸣官学政时，曾刻朱子《近思录》等书，分发生员阅读，以宋学陶养士人。咸丰初年，大理寺卿倭仁、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奏请恢复康熙朝的殿前日讲，遭部议驳回。时任广西学政孙锵鸣上疏：“清晨献替，言政事而不及义理，论时务而未遑稽古也。今举行日讲，则鉴古知今，互相参证，心法治法，一以贯之矣。”[13]可谓与曾国藩声应气求。

孙衣言尤其认同经世派理学，曾编纂交游文字《师友集》，手抄曾国藩所作《孟子要略》序跋二文，编入该集。又赞誉曾氏心系国家、关怀天下的“大丈夫”气概，推崇其“文章之恢奇浩瀚，学术之广博精微”[14]。他学术上兼采汉、宋，而重视理学资源，被俞樾誉为“理学名臣”[15]。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因上疏主战而被贬出京。随着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崛起，孙衣言重入官场，任安徽庐凤颖道。同治七年署江南盐法道，后擢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光绪三年移任江宁布政使。两年后，因未遵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命，被内授太仆寺卿。不久，称病辞归。

孙衣言宗宋学而不空谈性理，兼采汉学而不忘经世致用。他指出，“今天下皆知读经，皆宗朱子，然自取富贵利达外，若无用于经，此岂朱子之教也哉！”而汉儒“守一师之说，可以终其身。而一言一篇之所得，常可以持身决事，然则今日之所谓宗朱子者何耶？”[16]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是顾炎武生辰，同人集京师慈仁寺，孙衣言“摄祭事”。他认为，祭祀顾炎武，旨在唤醒士人关心国事民瘼，“当思所以无愧于先生，岂徒以为相从饮酒，修饰故事而已哉！”[17]他也不满汉学家沉溺于文字训诂，光绪初年致书门人黄体芳：“近来言经学者，专于文字训诂用心，恐非经之本意，且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异同攻击，徒长轻薄，百年以来功名气节，不及前代，未必不由于此。大贤有志当世，似当观风气所趋，挽其既弊，不可更扬其波。”[18]

综上，孙氏弘扬永嘉学派，却未自画畛域。无论是对永嘉之学，还是宋学、汉学，或顾炎武的经学，孙衣言并无门户观念，而重视其致用、实行之学，这是瑞安孙氏的家学传统。他们融入到晚清经世思潮，但如何讲求经世之学？沉浮于宦海的孙氏兄弟尚无专论，只是到了孙诒让才丰富、发展起来。

二、经世思想的形成

孙诒让的经世之学大致经历了准备、疏离和形成的过程。他8岁随父读《四书》，还读了《周礼》，一定程度上受宋儒经世思想的熏陶。据年谱载：“时衣言方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因于四子书外，先授诒让以此经，藉为研究薛、陈诸家学术之基本”[19]。实际上，薛季宣的《周礼释疑》已佚，“无由考其体例”。陈傅良的《周礼说》亦佚，“故有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说各四篇”。宋、元文献多载《周礼说》即此12篇。南宋乐清学者王与之的《周礼订义》以阐释义理为主，共引宋人旧注45家。后来孙诒让钩稽《周礼订义》等书所引《周礼说》的零散文字，认为《周礼说》于“名物度数，琐屑繁碎者，亦多考核，似不止于论纲”，“格君心”等四篇外当“别有一集”[20]。孙氏基于自身专长，从相关文献中猜测《周礼说》另有考据篇章，可谓自成一说。但考核《周礼》并不是永嘉诸儒的学术重心，其主要影响也不在此。

南宋初，浙南学者林椅“以《周礼》为周公经世之书”[21]。陈傅良的《周礼》学也主要针对南宋朝政立言，认为“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见于《周礼》一书”[22]。他们将《周礼》视为可行于后世的经世之学，故孙诒让云：“宋、元诸儒说，于周公至太平之迹推论至详，而于周制汉诂或多疏缪，今所搴择百一而已。”[23]这已表明，他汲取永嘉诸儒《周礼》学的重心不在文字考据，而在经世取向。

孙诒让的《周礼》研究也不能忽视包括孙希旦在内的家学渊源。孙希旦接续宋学，侧重阐释《三礼》义理。孙锵鸣校刊其《礼记集解》时，自称“我家敬轩先生”、“族子锵鸣”[24]。诒让亦云：“家敬轩先生……独辟途径，研精《三礼》，博考精思，于礼经制度，参互研核，致多心得。”其书“兼综汉、唐、宋诸儒”，“择善而从，无所偏主”。“其学求之近代，当与张稷若、江慎修相颉颃”[25]。在他看来，孙希旦的礼学非宋学家可及，而比可肩于汉学家张尔岐、江永。盘谷孙氏对孙希旦礼学的推崇于此可见一斑。后来孙诒让自称“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诒让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而亦不敢抗颜为人师……盖以四部古籍俱在，善学者能自得师，固不藉标楬师承以相夸炫也”[26]。他置重的“家塾”陶养显然不囿于孙衣言兄弟，而包括同姓先贤孙希旦。

然而，孙诒让青年以后的学术视野没有局限于薛、陈诸家和家学，而是以乾嘉汉学的传人自任，进入到清学主流，故一段时间内疏离了永嘉学派及宋学传统。他16岁读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及阮元刻《皇清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27]，最服膺高邮王氏的经子考证，段玉裁的文字训诂，钱大昕、梁玉绳的史学考证。同治年间，诒让在江宁侍父读书，与客居该地的张文虎、刘寿曾、戴望、刘恭冕等汉学家交游，学益大进。时值东南初定，大族藏书散出。孙家乘机收购，建玉海楼收藏。至光绪初年，孙家已有藏书八、九万卷，为一郡之冠，为潜研古学提供了便利。像清代汉学家一样，孙诒让推重郑玄，谓“汉儒经诂，今存者六家，唯郑君《三礼注》最为完备”。但该书间有疏牾，故作《礼记郑注考》上下篇以补正。[28]他立足于古文经学，不像俞樾、章太炎那样涉猎今文经。自同治十一年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后来自序云：

诒让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即授以此经，而以郑注简奥，贾疏疏略，未能尽通也。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撢累载，于经注微义略有所寤。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29]

这里揭示了孙诒让疏证《周礼》的家学渊源和汉学因缘。此时，他没有自觉地庚续永嘉学派，却发扬了乾嘉学派的治经方法。故在《周礼正义》卷帙浩繁的疏释文字中，他没有像永嘉学者那样阐释《周礼》的义理和经世蕴含。

在孙诒让的交游中，张之洞是不能忽视的人物。张氏为同治六年孙诒让举浙江乡试的座主。光绪十四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拟刊“国朝经疏”，曾向孙诒让征稿，但当时书稿仅完成十分之八。至光绪十六年二月间，孙诒让应邀将全部稿本《礼疏长编》数十册携至张氏湖广总督署。此时忙于洋务的张之洞对刊刻“经疏”已无兴趣，却渴求盛宣怀那种洋务能人。一次宴席间，孙诒让“谈《周官》先后郑之学，新成《周官正义》六十余卷”。而座中今文家廖平指陈《左传》“进退亡据”，又云“不信《周官经》，以为司空不掌百工”[30]。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刊书之事也被搁置起来。张之洞的说法是，“鄂中书局久裁，意欲仍寄广雅书局刊刻”。孙诒让于光绪十六年八月初致信武昌的友人，询问书稿是否已寄广雅书局，并表示“倘付梨枣，仍需斟酌，俾臻完备”[31]。但此事无果而终，十多年后，《周礼正义》才由友人黄绍箕、费念慈襄助校刊，由樊棻谋铸成铅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孙、张都宗奉古文经学，而《周礼正义》的撰著、刊行却与张之洞关系不大。

沉潜于考经证子之后，孙诒让中年以后回到了经世致用的轨道上。他曾受父命参与校刊《永嘉丛书》，受其经世思想的熏染。又长期浸染于理学及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治汉学，而于宋代诸儒未尝轻诋，蹈尊汉卑宋之习”[32]。这是他从考据之学走向经世致用的学术基础。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倒是不无推助之功。正如孙氏父子调融汉、宋一样，张之洞也从汉学立场兼采宋学。同治十年春夏间，孙诒让入京会试，受邀参与龙树寺雅集，“同坐有盛訾宋学者”，张之洞云：“今天下大病在于不学，傥其能学，便是佳士，遑问其为汉、宋乎？”孙诒让“服膺斯语，以为通论”。认为时局如此，当“以保种、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33]。面对内忧外患的剧变，他们凸显了学术的包容性和实用性。随着张之洞成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孙诒让交游网络中的洋务因素也明显增加了。

同光之际，孙诒让仍沉潜于古学，经世意识尚不明显，但不是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才有思想变化。后来他在书札、论著中感叹经史考据无补于世，而其社会关怀却出现于此前。笔者认为，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是其经世意识复苏的机缘。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成为抗法战争的统帅，战事引起了孙衣言父子的关注。当时，清军的福州马尾港战一败涂地，法国军舰沿海北上，伺机侵略，沿海各省戒严。孙衣言曾与浙江提督、瑞安右营都司等筹划海防。孙诒让也与同县绅士筹办城乡团防，增强了通经致用的紧迫感。

故诒让自述：“余少耽雅诂，矻矻治经生之业。中年以后，悕念时艰，始稍涉论治之书。”[34]此处所谓“中年以后”，当为40岁左右，而非甲午以后。光绪十年，开始“悕念时艰”的孙诒让阅读了包世臣、魏源、孙家鼐、冯桂芬等人的著述，《海国图志》笺记130余条，《瀛寰志略》笺记17条。光绪十二年，他批注冯氏《校邠庐抗议》26条，[35]赞同其改革主张。同时阅读了上海《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书刊。十三年，薛福成上疏言修铁路之利，而廷臣议论尚多。孙诒让读其疏，批语云“兴办铁路以开发大陆交通，增进国家文明，最为当今重大而切要之新政”。“又如开矿山、采煤铁、冶金炼钢诸新政，皆与路务密切相关，则兼营并进，亦理所必然，势所必至也”[36]。他阅览时贤“论治之书”，关注时事和改革，经世意识迅速增强了。

但是，将考据学与经世思想相结合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段时间内，孙诒让没有离开科举之路，也没有转移已有端绪的经、子考证。他勤搜图书，尤好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等书，深深地浸淫于乾嘉汉学，疏释《墨子》《周礼》。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他的研究不再囿于校释疏证，而逐渐呈现出经世致用色彩。

光绪十九年（1893），孙诒让撰成《墨子间诂》15卷，并有《附录》《后语》等，次年刊行聚珍版三百部。他赞扬墨家艰苦救世的献身精神，自云“深爱其撢精道术，操行艰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徒以非儒之论蒙世大诟，心窃悕之”[37]。他在自序中指出：墨子于“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该书“可取者盖十之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38]。不过，他的学术思想仍立足于儒家，治平之策也更依重于《周礼》。

孙诒让研究《周礼》的初衷是接续乾嘉学派，详考古代名物制度。《周礼正义》博采汉学家注疏，于古制疏通证明，集清代《周礼》学之大成，但尚未融会近代西学、新学知识。他疏证该书时认为：虽然《周礼》天算之学“远出周初郑诂”，而“后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释周经及汉注也”[39]。因而，书中阐释土矿、金石等物的管理、利用也多囿于经师注疏，不像其后的文章比附西方工艺制造。[40]该书正文几乎未涉及《周礼》的现实价值，经世色彩尚不明显。

甲午之后，孙诒让讲求经世致用的迫切性日益增强，由经师而投身于救亡、维新事业，发现了《周礼》丰富的现实价值。故于1899年自序云：“(周礼)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而后儒“莫能通之”，“至于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诸儒所论多闳侈，而骈拇枝指，未尽楬其精要。顾惟秉资疏暗，素乏经世之用，岂能有所发明，而亦非笺诂所能钩稽而扬榷也”。他继承古文家的说法，肯定《周礼》记载了“周公致太平之迹”，或者说蕴含经世之学。此时在他看来，宋、元诸儒对《周礼》经世思想的阐释还远远不够。这种说法不是沿袭旧说，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历史上，有的学者虽然崇信《周礼》，或者认定为周公所作，但并不认为《周礼》完全实行过，永嘉学派的看法亦然。而孙诒让认为，《周礼》不仅实行过，记载了“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且所载政理契合近代大势。其重要根据在于，“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臮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卝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41]。他疏证了古代的礼制、田制、贡赋、官制、军制之后，注意到《周礼》与西方政教本质相通，《周礼》的经世价值也在西学辉映下凸显出来。

光绪二十七（1901）年，清政府拟试办新政，令中外大臣详议变法事宜。侍郎盛宣怀通过费念慈，请孙诒让代撰条陈。他遂尽十昼夜之力，草拟了《变法条议》40篇，包括“朝仪”“冗官”“重禄”“达情”“宫政”“奄寺”“吏胥”“乡吏”“教胄”“广学”“通艺”“选举”“博议”“广报”“通译”“观新”“治兵”“巡察”“图表”“会计”“户版”“口税”“廛布”“券税”“金布”“券币”“渔征”“度量”“矿政”“冶金”“水利”“教农”“树艺”“保商”“同货”“考工”“考医”“狱讼”“喻刑”和“收教”等目。这些改革条目大抵没有超越戊戌变法的方案，却与洋务派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不失为清末新政急需的良药。

为了论证“变法条议”的合理性，孙诒让引经据典，每篇开端均列《周礼》内容，然后引申发挥，援引西政西俗，将改革纳入“古已有之”“中西无异”的框架。这些变法主张被包裹在厚重的学术外衣下，与其说是新政方案，毋宁说是儒家经世之学的发展。孙诒让于次年改名《周礼政要》出版，可谓名副其实。他试图以古开新，改革时政，却超出了清政府的“新政”框架。盛宣怀心存疑虑，不敢奏上，只能束之高阁。然而，该书在20世纪初年广为流播，影响巨大。事实上，晚清士大夫久受儒学浸染，骤然接受近代西学、尤其是西政、西俗，仍面临重重阻力和心理障碍。当时地方督抚有关新政的奏折均偏重具体措施，缺少儒学依据。孙诒让为传统士大夫理解、接受西学提供了儒学依据，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从嘉庆至咸同年间，士大夫的经世之学大体取资于今文经学、理学和诸子学，古文经学犹如远离尘世的无用之学。《周礼正义》撰成时，孙诒让曾致书友人，自云“此于西人为死学，但以廿年精力所萃，不欲置弃”。“《札迻》四册，亦中土无用之旧学也”[42]。光绪末年仍自谦地说“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43]。他自感“无用旧学”的尴尬，但并不甘心于经、子研究变成无用“死学”。考据之作撰成后的《墨子》自序、《周礼政要》等文，已注重阐释古学的现实价值，均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尝试。

在学术史上，《周礼》是古文经学的核心，也是晚清今古文之争的焦点之一。孙诒让没有直接反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但在其笔下，被康有为、廖平等人看作“伪经”的《周礼》，不仅是周孔真传，而且蕴含丰富的经世价值，经、子之学的思想史意义也随之彰显出来。孙诒让筹划出版《周礼正义》时，还颇遭今文家的责难。而撰著、出版了《周礼政要》之后，是书的现代意义已与《孔子改制考》等今文学著作无分轩轾，其经世之学遂完全建立起来了。不妨说，在清末社会变革中，《春秋公羊传》和《周礼》作为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石，其学术震撼力异曲同工。这是清代经学的里程碑，也是晚清经世思潮发展的标志。

三、道器并重的经世之学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以“闻道”为最高境界。《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历代士大夫阐释道、器关系的言论层出不穷，但多立足于道本器末，其经世思想亦表现为重道轻器。宋明理学家和晚清理学经世派，无不偏重内圣外王，忽略器物之学。孔子“君子不器”一语蕴含多义，而朱熹注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44]朱注将原文引向了重道轻器的方向。而历代科考取士时，科学技术、工艺制造都不属考试范畴，更无论登大雅之堂。清初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经世之学亦偏重于“明道”，而“举其尤要者，曰人才，曰教化，曰风俗，而尤致谨于礼”[45]。黄宗羲认同“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的说法。[46]王夫之认为：“道者，器之道。”“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47]。黄、王置重“器”和“治器”，但与朱子“道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之说没有本质不同，也不可能在学术实践中探研器物之学。晚清今文家好谈“微言大义”，无暇顾及形而下的学问。同光年间，洋务派及相关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均以“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框架来嫁接西学，难以超越重道轻器的窠臼。孙诒让不谈道器之辨，而重视永嘉诸儒兼重义利、讲求实用的思想传统，又传承古文家擅长名物训诂、少谈心性的学术专长，重视器物之学，博采西学新知。就此而言，论者视孙诒让为接续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思想，虽不无依据，却不尽然。

在儒家经典中，《周礼》多载技艺之事。故在孙诒让看来，古代圣贤本来没有重道轻器。他引《周礼·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他认为：“积众知以通其原理之谓道；积众巧以修其良法之谓艺；发明新理新法，利其用增其力之谓器……先秦管、墨诸子，类皆甄综道艺，然发其端而未竟其绪，举其较略而不能穷其繁颐。”[48]先秦贤哲甄综道艺，但后儒偏重治平之策，忽略了器物之学。针对清代士人沉迷于时文试帖，孙诒让痛心地指出：“问以声、光、化、电诸学，则老师宿儒懵然不能举其名。以四千年声名文物之邦，而荒陋如是，可耻孰甚焉！”[49]因此，他如饥似渴的汲取西学新知，19世纪末年成为《时务报》《万国公报》的热心读者。1902年5月以后，自订“每日上午，专作阅览新书及报刊文字时间”，下午则处理地方公务，还一度请人教读英文。20世纪初年，他及时求购《清议报》《新民丛报》，也阅读了《西洋动物学》等书译本。如同国粹派学者一样，他主张保存国粹，而国粹不限于形上之学。为了传播、汲取西学，他认为可从儒经的相关记载来理解西学：“如电学则可援《礼记》之神气风霆；农学则可引《周礼》之草人土化。《王制》州服，涉开方幂积之算；《考工》柯欘通割圜弧角之形，则算术形学也。以逮博物动植，资多识于《毛诗》，校异名于《尔雅》，应时举证，尤采获不穷。”[50]显然，他认为儒经蕴含了近代科技原理。与此同时，他也肯定西学自有本体：“曩与同志撢研西艺，浏览新译各书，深知斯学之体精而用博。”[51]他从整体上认识西学，而不囿于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二分思维来评判中西文化，实际上如同严复那样超越了洋务派的思想樊篱。

既然经、子之书蕴含器物之学，与西学息息相通，那么，诠释、彰显其内涵也就顺理成章了。孙诒让博采近代化学、电学、动植物学、光学知识，诠释了古学的科学因素。他认为，“今西人所治天算、地形、光、重、化、电诸学，盖已略晐于其中。故周衰，学校废缺，而诸子百家犹有能综述之者：若曾子、单居离之论天，管夷吾、邹衍之论地，列御寇、墨翟之论景鉴均重，多奇伟精眇之说，而其技巧家言，则墨氏之书尤详”[52]。与儒家重道轻器的取向不同，古代墨家极重工匠技艺，被后世看作兼重道器、沟通义利的学派。《墨子》所载力学、光学、数学以及逻辑学的知识超乎后人想像，可惜未能在秦、汉以后庚续、发展。晚清邹伯奇、陈澧等人对此已有零散发现，而孙诒让阐发尤详。

《墨子间诂》博引西学知识，诠释科技内涵。比如，《墨子·经下》“临鉴而立，景到”。孙诒让以光学原理释云：“盖凡发光、含明及光所照物，蔽而成阴，三者通谓之景”。近人“郑复光《镜镜詅痴》云：‘光线自阔而狭，名约行线。约行线愈引愈狭，必交合为一而成角，名交角线。两物相射，约行线自此至彼，若中有物隔，则约行线至所隔之物而止。设隔处有孔，则射线穿孔约行，不至彼物不止。如彼物甚远，则约行必交，穿交而过，则此之上边必反射彼下边，此之左边必反射彼右边者，势也，能无成倒影乎？塔影倒垂，此其理也。”[53]他在释《墨子》下文“多而若少”时，又运用了凹凸镜的原理。《墨子间诂》诠释光、重、化、电之学的注释每每可见，体现了作者对西学的认识，多为后来研究者采纳。

孙氏《周礼》学也体现了道器并重的思想特色。正如一些儒家人物将政教视为“道”一样，孙诒让此处所谓“道”，不是性理之学或微言大义，而是政教礼俗，尤为制度文明。他从制度层面会通中西文明的本质，认为“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54]。《周礼政要》“远法成周、近采西制”，提出了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改革主张。比如，其中认为中国古有“博议”之制，周代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询之位，自三公六卿，以逮乡吏、州吏，下及庶人，无不与焉”。而古希腊雅典有元老院，“事必经民会议定始行”。近代西方各国有上下议院，各郡县亦皆有议院。因此，中国也应“博采群议以祛专己之弊”：

当放西国上议院之例，设大议院于京师……设中议院于各省会，亦半由督抚札充，半由各州县绅民公举。设小议院于各郡县，半由守令谕充，半由绅耆公举。凡公举者亦放西例，以投票多少为凭。公派私举，互相检察……其他详细规制，并查照西国议院章程，酌量办理，则士论民气大伸于下，嘉谟良法咸献于上，郅治之隆，斯其基础矣！[55]

设立议院无疑会对专制主义造成根本冲击，却是实行宪政的必然途径。对于1901年的清政府而言，这种新政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孙诒让的改革方案具体而微，又如他针对中国拜跪礼云：“古常朝之仪，有立有坐而无跪，有揖而无拜……王日视正朝，但立见群臣，揖之而已。王揖毕，入适路寝听政，则有坐议之事，皆无所谓拜跪也。”西人入教堂礼拜才有跪礼，而臣见君、子女见父母亦均无拜跪。“其礼与中国古礼虽不同，然其简而易行则一也”。故朝廷应明降谕旨，“每日常朝易拜为揖，议政之顷则一律赐坐”[56]。他参照西政，政治上主张精减机构、裁减冗员、改革兵制、编练民兵和警察，允许臣民直接上书进言；文化上提出改革科举、广设学堂和报馆；经济上实行预决算、革新币制、规范税收、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这些建议延续了戊戌维新思潮，也彰显了古文经学的价值。

与此同时，孙诒让重视儒经蕴含的器物之学。他释《周礼·夏官·训方氏》“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一语云：“新物者，盖谓物产珍异，器械便利。观之者，所以资民用而劝艺事也”。《书·盘庚》的“器唯求新”与此足相印证。西方各国“讨究声、光、化、电之学，研精阐微，而通之于制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穷……与《周礼》观新物之意实为暗合”[57]。他认为，《周礼》本重器物制造，但没有奖励制度，故器艺生产不能发展起来。他也将《周礼》关于采矿、冶金、农业、树艺的记载，与西方各国技术参照阐释，提出“宜广译西国工艺之书，颁行天下，使咸诵习。再于各行省及商埠，广开工艺学堂及工艺院，精延工艺名师，俾之教习机器”[58]。《周礼政要》中所列提倡科学、奖励发明、兴办制造、开采矿山等条目，无疑都侧重器物之学。

除有关《周礼》的著述外，孙诒让不乏诠释古代科技知识的言论。他说：“《周礼•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此植物之化学也。《墨子》及《淮南王书》有鼃鹑之论，《庄周书》有斯弥食醯之说，此动物之化学也。《周礼•大宗伯》云：‘以天产作阴德，以地产作阳德。’而继之曰：‘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郑君谓天产、地产，即动物、植物。”[59]他隐约地认识到动植物的进化现象，以动物学的种类、名词诠释《山海经》《尔雅》及《说文》等书。这些均为近人理解古籍提供了参考。

道本器末、重理轻艺是中国士大夫的思维习惯，也是传统经世之学的基本倾向。随着晚清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器物之学进入了士人的研习范畴。但绝大多数洋务人才、包括维新思想家康有为等人的富强方案，总体上仍不免重道轻器。他们对传统器物之学少有注意和探讨，维新方案也偏重于体、道层面，甚至流于“大同世界”一类乌托邦。孙诒让诠释经、子典籍的器物之学，体现了道器并重的思想特征。就此而言，其经世之学不只是古文经学走向经世致用的象征，而且也折射出儒家思维模式的变化。

四、经世思想的践履

清代士人的经世之学大体上仍不免重知轻行，但孙诒让显然不是如此。他没有出仕，却坚韧不拔地践履了经世思想。其自撰春联“雄谈经世，老学匡时”一语，[60]恰好表明了心志。《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61]孙诒让赞同此说，肯定士人“任事”之责。宋恕认为，孙诒让研究《周礼》《墨子》，“迹其抗怀经国，笃践兼爱，芬芳悱恻，终不俗化，其庶能志周公之志、行墨子之行者与！”[62]就维新事业来看，其实干家角色或许是康、梁不能比肩的。

孙诒让侧重的经世实务不再是嘉道年间的河工、漕运和盐政，而是兴学救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力持保种、保教之念，投身于救亡、维新。1894年，他任瑞安筹防局总办，撰《办防条议》，向浙江巡抚提出固海防、修城墙、备军火、办团练等建议。《马关条约》签订之际，康、梁等人在京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掀起变法运动。孙诒让闻迅发起“兴儒会”，撰《兴儒会略例并叙》。他感慨士人短于学术致用，近人董祐诚、邹伯奇、李善兰等人于科技“著书名家”，而“于致用，尚邈乎远也”。故欲“合全国各行省四万万人于一体”，“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63]。兴儒会拟于京师设立总会，各省设分会，以儒学为纽带，集股兴办新政、实业。此事不果而终，却体现了以学术救国的良苦用心。

甲午之后，朝廷并无切实的改革措施，真正关心变法的官绅也不多。孙诒让于1897年致函朋友：“非朝廷幡然改弦更张，万无挽回之术……独患自强之说，无由上达清听，即有一二得达者，亦终不敌守旧之论之多。”他提出联合各“行省之贤士大夫为痛哭流涕之呼吁”，在1898年会试期间，“订集数千人上书沥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64]。事实上，康有为于是年初提出了开设制度局、推行全面变法的主张。至四月，“百日维新”紧锣密鼓地开幕了。清廷诏开经济特科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苏学政瞿鸿禨推荐了孙诒让，未应诏而发生了政变。

孙诒让与康、梁的学术根柢不同，却佩服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剀切详明。20世纪初年，孙诒让同情革命志士，却“沈机观变”，没有参加革命阵营，政治上与维新派、立宪派大致相同。他认为：“古豪杰必以沈机观变为第一本领，今之少年乃以露机幸变为宗旨，其无当于经世之用明矣。”[65]他喜读《新民丛报》，认识到西方政治有“民主立宪”和“君主立宪”两种，而努力推动“君主立宪”。他在浙江开展地方自治活动，重视养成“国民资格”。因之，在经世思想的践履中，孙诒让没有掀起康、梁那样的政治风浪，却侧重兴办教育，且卓有成效。针对清末温州闭塞、保守的局面，他指出：“吾乡学子，大都汨没于时文帖括，蒙固茫昧，不知所自振。抱此愚陋，长与终古，而欲以支撑世局，宁有当乎？”[66]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男女、贵贱都能识字。士、农、工、商“都有普通的知识”，个个“都是有用之材”[67]。故他强调“富强之原，在于兴学”[68]。在办学活动中，孙诒让涉及近代政法制度，而尤重专门和基础教育，讲求农桑、工艺、制造等科技知识。这与其道器并重的经世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他认识到算学为近代科技的基础，“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穷。今西人所为挟其长以雄视五州者，盖不外是”。因此，他与黄绍箕、黄绍第等人筹办瑞安算学书院，“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69]。1896年4月，书院更名“瑞安学计馆”正式开学，成为清末最早的算学专门学校和职业学校。他重视传播、更新农桑知识，于1897年集资在永嘉创办蚕学馆；还组织瑞安务农会，倡导农业革新。世纪末年，他创办瑞安方言馆、瑞平化学馆等，重视培养青年的职业技能。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教里中子弟识字，并以浅近算学、西艺、体质诸学导之涂径”。县学堂“功课则以经、史、掌故、西政、西艺、舆地、算学七门为大纲”[70]，可谓中西并重而侧重科技。

孙诒让也提倡“普及教育，兼重女学”，创办了女子蒙塾（1903）、德象女塾等初等女学堂。为了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浙南温、处两府于1905年联合设立学务分处，孙诒让被推为总理，制定了《温处学务分处章程》，办学事业也由瑞安县扩大到温、处两府16县。甲午以后，温、处两府由他亲手创办的学校达20余所。又“改温州校士馆为师范学堂，开设博物、理化讲习所，以备小学格致教习之用。三年之间，两府中小学堂增至三百余所”[71]。这些学堂绝大数为私人集资兴建，官办的中学堂和师范学堂不到10%。然而，办学经费困难，步履维艰。他曾提到：“顷惟与两三同志约开一化学馆，力薄不能延教习，止购书、器、药剂，小试其耑，然亦甚费力。”[72]这类情形在其多年办学活动中，可谓屡见不鲜。作为中上层绅衿人物，孙诒让与地方官及下层绅士间不无矛盾，但显然不能主要从利益纠葛来观察。正如章太炎所说：“诒让行亦大类墨氏，家居任恤，所至兴学，与长吏榰柱，虽众怨弗恤也”[73]。

清末新政期间，经工部尚书张百熙等人疏荐，孙诒让被列入光绪二十九年清廷“经济特科”录用人才，但他对清廷早已失望，没有应征，致书朋友云：“时事致此，百无一望。新政亦万不及事，只好急图自立之计，多买报章，以广闻见。殷户子弟筹资出洋学工艺，归立艺场以兴制造，保权利”[74]。显然，其维新事业的重心，不是粉饰朝廷“新政”，而是讲求传统士大夫忽视、贬低的工艺制造。为了发展实业，他于1907年在瑞安创办了大新轮船股份公司，试图在当地集股开矿，因储量、交通的限制，未获成功。这些活动远不如教育事业成效卓著，却不失为讲求器物之学的实践。

孙诒让潜心于地方教育，而精湛的学术造诣仍然引人注目。光绪三十三年，清廷礼部设礼学馆，奏派其为总纂。张之洞在武昌创办存古学堂，三次电聘他为总教习。孙诒让皆辞不就，自称“年来意兴阑珊，凡百灰心，亦必不任鞭策”[75]。是年，被推为浙江首届教育会副会长，次年春撰写了《学务本议》四则、《学务枝议》十则上呈学部，提出实行义务教育、规范教育经费、兴办女学等措施。未及推行，他便于1908年五月中风病逝了。

结语

孙诒让的《周礼》《墨子》研究集前人之大成，为清代汉学的余晖，也是古文家通经致用的体现。在清末维新人士中，较之侧重移植西学的严复、梁启超，孙诒让的经世思想还包裹在厚重的学术外衣下，带有传统经世之学的色彩，但本质上与康、梁等人的维新思想无异。孙氏经世之学对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家均有所影响和启发。而其道器并重的思想又在维新派中独具特色，折射出晚清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趋势，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康、梁的维新思想曾经影响了孙诒让，但学术思想方面或许恰好相反。孙诒让始终不接受今文经学，而其子学研究启发了梁启超。1897年，孙诒让将《墨子间诂》寄赠梁氏，期望“宣究其说，以饷学子”[76]。梁启超后来说：收到《墨子间诂》时，“我才23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诸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77]。梁启超是清末“复先秦之古”以解放思想的健将，而其阐扬先秦诸子，一定程度上又与孙诒让的研究分不开。进而言之，孙诒让以著名经师而治经世之学，标志着乾嘉汉学的传承和发展，对清末民初的学术风尚具有范式意义。

注释：

[1]近30年来，关于孙诒让的文章不胜枚举，较有影响的论文有徐和雍的《论孙诒让》（载《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杨向奎《“三百年绝等双”的朴学大师孙诒让》（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2期）等。近年探讨孙氏学术的论著主要有孙延钊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林存阳的《孙诒让与〈周礼正义〉》（载《清史论丛》2005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等。涉及孙诒让文字学、校勘学的论文较多，朱瑞平的《孙诒让小学谫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页）对此已有综述，兹不赘述。

[2]多年前，拙文《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提到孙诒让的经世思想，但一直未见相关专论，似有必要再加论述。

[3]孙锵鸣：《礼记集解序》，孙希旦《礼记集解》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同治七年刊本，第1页。

[4]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逊学斋文钞》卷六，同治十二年刊本，第4—6页。

[5]孙衣言纂修《盘谷孙氏族谱》，见《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251页。

[6]孙锵鸣：《家训随笔》，《孙锵鸣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66页。

[7]孙衣言：《显考鲁臣府君妣丁太淑人行述》，《逊学斋文钞》卷六，第15—16页。

[8]李琬等纂修：（乾隆）《温州府志》卷十四“风俗”，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第1、4页。

[9]刘寿曾：《序》，孙诒让撰《温州经籍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0]孙衣言：《艮斋浪语集叙》（孙诒让代作），《籀廎述林》卷四，1916年刊本，第11页。

[11]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2]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0、326页。

[13]孙锵鸣：《请举行日讲疏》，《孙锵鸣集》（上），第6页。

[14]孙衣言：《祭曾文正公文》，《逊学斋文钞》卷七，第20页。

[15]朱芳圃编《孙诒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

[16]孙衣言：《紫阳书院景徽堂记》，《逊学斋文钞》卷二，第16页。

[17]孙衣言：《亭林先生生日会客记》，《逊学斋文钞》卷二，第18页。

[18]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00页。

[19]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6页。

[20]孙诒让：《经部•礼类》，《温州经籍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5—95页。

[21]孙诒让：《辨误•林椅〈周礼纲目〉》，《温州经籍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4页。

[22]陈傅良：《进周礼说序》，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505页。

[23]孙诒让：《周礼正义凡例》，《周礼正义》卷首，《续修四库存全书》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第5页。

[24]孙锵鸣：《礼记集解序》，孙希旦《礼记集解》卷首，第1页。

[25]孙诒让：《经部•礼类》，《温州经籍志》上册，第135—136页。

[26]孙诒让：《答日人馆森鸿书》，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27]孙诒让：《自序》，《札迻》卷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28]孙诒让：《礼记郑注考上》，《籀庼述林》卷一，1916年刊本，第17页。

[29]孙诒让：《周礼正义叙》，《周礼正义》卷首，《续修四库存全书》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第4页。

[30]谭献：《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6页。

[31]孙诒让：《与张筱华书》，《孙诒让遗文辑存》第72页。

[32]章梫：《孙诒让传》，《一山文存》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33辑，第329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62页。

[33]孙诒让：《致汪康年书（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8页。

[34]孙诒让：《沈俪昆富强刍议叙》，《籀庼述林》卷五，第27页。

[35]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14、221页。

[36]孙诒上：《书薛福成〈兴办铁路疏〉后》，《孙诒让遗文辑存》第414—415页。

[37]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卷十，第26页。

[38]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诸子集成》（4），上海书店1986影印本，第3—4页。

[39]孙诒让：《周礼正义·凡例》，《周礼正义》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第5页。

[40]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第27—28页；卷三十一，第15页。

[41]以上未注引文均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叙》，《周礼正义》卷首，第1—4页。

[42]孙诒让：《致汪康年书（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29页。

[43]孙诒让：《报支季卿提学书二通（二）》，《孙诒让遗文辑存》第142页。

[44]朱熹：《论语集注》，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6页。

[45]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2页。

[46]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南雷文定后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康熙刊本，第1页。

[47]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同治四年《船山遗书》刊本，第45—46页。

[48]孙诒让：《科学仪器馆月报小引》，《孙诒让遗文辑存》第240页。

[49]孙诒让：《周礼政要》卷二，《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47页。

[50]孙诒让：《学务本议》，《孙诒让遗文辑存》第34页。

[51]孙诒让：《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籀庼述林》卷十，第6页。

[52]孙诒让：《张广雅尚书六秩寿序》，《孙诒让遗文辑存》第315页。

[53]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诸子集成》（4），第197页。

[54]孙诒让：《周礼政要·叙》，《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第629页。

[55]孙诒让：《周礼政要》卷二，《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第651—652页。

[56]孙诒让：《周礼政要》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第631—632页。

[57]孙诒让：《周礼政要》卷二，《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第656页。

[58]孙诒让：《周礼政要》卷四，《丛书集成续编》第58册，第689页。

[59]孙诒让：《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籀庼述林》卷十，第4页。

[60]孙诒让：《家门春联》，《孙诒让遗文辑存》第479页。

[61]孙诒让：《白虎通校补辑补》，《籀庼遗著辑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3页。

[62]宋恕：《籀廎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寿诗序》，《宋恕集》上册，第421页。

[63]孙诒让：《兴儒会略例并序》，《孙诒让遗文辑存》第8页。

[64]孙诒让：《致汪康年书（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30页。

[65]孙诒让：《评〈鉴楼政学会条约〉》，见潘猛补：《〈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文献》1991年第4期，第197页。

[66]孙诒让：《重修陈文节祠募启跋》（光绪二十四年），见潘猛补：《〈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文献》1991年第4期，第196页。

[67]孙诒让：《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演说辞》，《孙诒让遗文辑存》第436页。

[68]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卷十，第28页。

[69]孙诒让：《瑞安新开学计馆叙》，《籀庼述林》卷五，28页。

[70]孙诒让：《与刘绍宽论办学手札二十六通（二）》，《孙诒让遗文辑存》第181页。

[71]章梫：《孙诒让传》，《一山文存》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33辑，第329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46页。

[72]孙诒让：《致汪康年书（七）》，《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35页。

[73]章太炎：《孙诒让传》，《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74]孙诒让：《复刘祝群书二通（一）》，《孙诒让遗文辑存》第118页。

[75]孙诒让：《答黄仲弢书》，《孙诒让遗文辑存》第139页。

[76]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卷十，第27页。

[7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30页。

（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