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前后，旧家庭、旧礼教、旧道德受到新文化人的严厉批评。受时风的塑造，思想激进的青年甚至主张废姓、废除婚姻，梦想着能过上无家庭的共同生活。其中一些青年大胆将这一梦想从“未来”带到了“现在”。1920年春，在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便是一次家庭革命的尝试。这意味着伴随思想革命走向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也进一步组织化、激烈化。虽然由于一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工读互助团很快解散了，但是废婚毁家的理想却一直萦绕在青年革命者心中。

关键词: 家庭革命     废家     自由恋爱     工读互助团   

1920年8月，曾经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女子易群先写信给胡适，坦言自己的困惑与绝望。她说：“我脱离家庭，不是争人格，谋精神的娱快么？要是得不着好结果，倒不如去做小姐、少奶奶的好，先生，对不对？”那时她已经离开家庭7个月了，“虽是得了些教训，却是学问方面毫无长进，一想到这上面，着急得很。我现在经济还不能独立，所以不能安心读书”。[1]受新思潮感染的她脱离家庭、参加工读互助团，当她的朋友留学美国或者法国时，[2]她却一无所获。

既有研究或在工读互助主义的脉络中解读北京工读互助团，[3]或将其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4](P500-525)或以易卜生主义来对其进行解释，[5](P200-222)也有学者注意到提倡非孝的施存统与工读互助团的关系。[6]有别于这些研究，将工读互助团置于家庭革命的脉络中，并藉此诠释后“五四”时代青年学生对个人与家庭、社会的一些思考，以期呈现为今人所忽略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面相。

一、走向实践的家庭革命：工读互助团的组建

五四前后，老师辈提倡打破孝道的迷信、革新旧家庭的言说得到了青年们的呼应。[7]脱离家庭、甚至根本废除家庭成了萦绕在青年心头的重要问题。[8](P79、100、143-4、220、299、321)这些思想和情感共同塑造了家庭革命在后“五四”时代的新走向。王光祈曾号召青年“养成一般人‘嫉恶如仇’的心理，对于腐败社会、黑暗家庭完全立于宣战地位”。[9](P76)在那前后，个人与家庭、社会多呈现对立的面相。“许多有思想有毅力的青年学生，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家庭中父兄的意见抵触”而渴望新生活。[10]“娜拉”成为家庭革命者崇拜的新偶像，脱离家庭似乎成了做“人”的第一步。

然而，对于那些受新思潮感染的青年而言，与家庭宣战谈何容易？有位青年就坦言，一方面担心按照父母的安排结婚后要“感极大的苦痛！成一个社会上不堪设想的家庭！”因此，视结婚为宣布死刑。另一方面，若要“同她脱离婚姻关系，旧社会上，亲族、家长又是旧脑筋，是势所不容我说的”。他想介绍未婚妻去读书，但是又没有相当的学校。他悲观地认为，“我结婚后之幸福已被旧社会夺去；我是没有力量去和它奋斗了！”[11]这种力不从心的无助感呼唤一种新的可能，即通过组织来解决个人无法独自应对的现实问题。

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就曾感同身受地说，“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9](P82)何孟雄也观察到脱离家庭之后青年的无奈，“无我们的大本营，怎样跳，怎样舞，仍不能出现在的万恶社会，脱现在万恶不赦的家庭，将来的改造事业，又何能实现呢？”[12](P4)于是，为了帮助那些既想跳出现存社会，又想脱离家庭的青年，工读互助团便应运而生，然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1919年末，王光祈在报刊上登出工读互助团的广告，迅速引起提倡新文化的师生们的关注。报名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有数百人。[9](P81)可见，新式报刊媒体讲述家庭痛苦不仅打动了青年的心，还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渠道。新青年就借助媒体互通声气、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工读互助团就是青年组织化的一个例子。陈独秀曾注意到，第一组里有几位团员“的确是厌恶家庭寄生生活和社会上工银制度”才来参加工读互助团的。[13]鲁彦就因为家里强迫他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而非离开家庭不可。[14](P210-1)浙江青年周白棣在五四前后经历了剧烈的思想变动，加入工读互助团一方面是想受高等教育，一方面是想避免婚姻的痛苦。[15]

北大学生吴康就曾指出，“文化运动”“社会生活的改造”要从自身生活的改造做起，而半工半读就是方法。否则，无论“怎样激烈的去讲文化运动，改革思想，然而一谈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便渐渐的隐忍依讳，没法设施，‘盖生活独立之议，不能实行；则家庭革命之言，终为虚设’”。[16]沈定一则称赞工读互助团，因其可以改变“承袭财产”的寄生生活，免去了子弟“精神上的痛苦”，也减轻了父兄“经济上的重累”。[17](P199)梁空就很赞成王光祈的工读互助计划。他主张把男女生活互助的范围从城市中的苦学生扩大至商店里的学徒、印刷所的小工以及有志求学的人，视工读互助团为“征服环境”的手段。[18]北大学生方豪也曾号召“设立脱离家庭关系的男女底谋生机关及佣工介绍所”。这种机关专为脱离家庭关系、一时没有栖身之所的男女们而设：“好像工读互助团啦、勤工俭学会啦、公共寄宿社啦、公共食堂啦，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机关。”[19]

为家庭革命者提供庇护确实是当时的一个实际问题，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类似的组织。女学生郭隆真曾提议天津组织“青年互助社”，为逃离出家庭的青年提供援助。[20](P342)武汉的利群书社就曾帮助李求实“脱离了他那腐败的家庭”。[21](P205)

对于青年的工读互助团，老师们除了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在精神上也予以肯定。[22]蔡元培盛赞工读互助团，乐观地认为“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有大希望的”。[23](P377)他就观察到：“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24](P38)“共同生活”是一个中心思想，其突破性就在于以类似公社式的生活取代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那时，欧战胜利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家庭革命的号召者和追随者。学生们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打造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生活。王光祈曾这样描述那时中国青年的心路：“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那时的青年男女不愿意过依赖家庭的“寄生的生活”。而这个以废除家庭为特色的新生活满足了青年对人类、世界的关怀，王光祈称之为“新社会的胎儿”。[9](P81)

北京工读互助团可谓一蹴而就，很快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最先开团的是第一组和第二组。[22]第一组在北京大学附近(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团员13人；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三校附近(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团员11人；第三组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十余人的女子组；第四组是1920年2月4日成立，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组成，地址在东城松公府夹道八号，设立时有10人。[4](P515-6)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男青年活跃其间，工读互助团也有女青年来参加。北大学生罗敦伟就观察到，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一班有觉悟的女子，也就一天天多。大家都以为牢狱似的家庭，黑暗圈套似的社会制度和习惯，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在新旧短兵相接的关键点，青年女子与老年人大起冲突，结果不外逃亡、屈服和自杀。[25]受新思潮的启发青年女子纷纷走出家门，跑到社会上去了。湖南女子李欣淑就成了离家出走的女英雄。[26]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相信工读互助团是解救那些处于“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的姐妹们的手段，也是女子“求独立的机会、改革旧家庭的初步”。[27](P388)

对于团员而言，家庭革命包括名、实两方面。从实际层面说，“团员必须脱离家庭，没有父兄妻子的牵制，于经济问题上脱却关系，才能够算一个独立的人，实行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28](P418-9)名义上，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成员铁民、名世、孟雄、焕业、树荣统统不冠姓，皆为废姓之举。团员施存统的目光更宏大。他指出，工读互助团解决的六个问题：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绝对实行共产、男女共同生活和暂时重工轻读。他们不仅自己脱离家庭关系，而且要根本废除家庭。施氏宣称：“我们脱离家庭后，是以社会的眼光去看家庭，不再以家庭的眼光去看家庭。”[29](P425-433)他的话提出“五四”后家庭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其实，家庭生活本身也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生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但是家庭不是社会。而以社会眼光看家庭也就是陌生化家庭关系。团员设想的是从家庭中独立的个人再次有意识地加入陌生人组织的团体生活。因为，家庭的团体生活强调差等，而新的团体生活则是平等的。可以说，两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这类言说体现出“五四”后，受新思潮感染的学生重构社会的设想。

他们对于婚姻亦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处置方法，“从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不过，他们的互助团并没有排斥女性的态度，反而欢迎女子进团生活，实行男女共同生活，以为“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终于在团里实现了。因此，就像团员施存统指出的，“工读互助团实在是一个新团体，是一个试验新生活的新团体”。[29](P423-39)

胡适本来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30]而北京工读互助团既有几分目的是为了帮助脱离家庭的青年，也有几分目的是一次社会理想的尝试，是造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的初步努力。因此，他们不仅在实行工读，而且也是为了改造社会，是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尝试。工读互助团就曾“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31](P494-5)理想的工读互助团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未来则有“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9](P379-80)可以说，这是以集体生活取代家庭生活，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大胆实践。

二、一场恋爱风波

在玫瑰色理想之光照耀下，工读互助团里，陌生人的共同生活如何呢？我尝试从一桩由易群先引起的多角恋爱入手再现团员日常生活的一个侧影。[32]

1920年2月中旬，对家庭不满的女学生易群先来到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陈述自己与家庭的种种冲突。[33]据团员施存统回忆，易群先“在第一组演说伊脱离家庭的情形，慷慨而谈，一点没有羞涩的态度”。[34]演讲之后，易群先便要求加入第一组，施存统“极力赞成，拍手欢迎”，认为“又达了一种男女共同生活的目的”。不久，章铁民和施存统去第三组看望群先，群先以“无名侮辱伊底人格”为理由，要求退出工读互助团，同时要求退团的还有何孟雄。施存统竭力挽留他们。当晚，“四人同宿在第三组——还有一个女朋友——这就是外面谣传的男女同睡的故事”。[34]

第二天，何孟雄和易群先便对施存统宣布他们已经“自由恋爱”了。施存统虽然对易群先有特别的感情，但是也只好送上祝福。第三天，无名、铁民到第三组，得知何孟雄和易群先自由恋爱的事情，铁民很高兴，无名的反应是“不算什么一回事！不算什么一回事！”傅彬然听说后以为他们已经发生了性交的关系，批评“孟雄为了兽欲的冲动去诱惑群先”。于是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施存统与傅彬然立场对立，而施“心中大怒，以为他们侮蔑孟雄群先二人底人格，而且违背了‘工读互助团’的精神”，要联合章铁民与彬然、秀松“拼命一战”，后在张树荣的调和下，才作罢。[34]

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易群先精神上感受着很大的苦痛。施存统处境也不妙。杭州来的团员，骂他的、劝他的、笑他的都有。由此，施存统“愤然回到第三组，没事决不到第一组去！”易群先曾对施存统坦言自己的痛苦，“差不多到一处就有一处的人爱伊，北京爱伊的人已有二十几个”。于是，施存统劝她暂时抱独身主义。易群先也要求她不要与何孟雄太亲热。这自然引起了何孟雄的怀疑，认为施存统离间他和易群先的感情。[34]

不久，施存统、易群先、陈公培、章铁民以及女子高等师范的两个朋友同到中央公园去游玩。施存统闷闷不乐，易群先私下对施存统说：“自由恋爱的事，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现在一切人都不能答应！你是不是为这件事？你如果不为自由恋爱这件事情，只希望和我做一个精神上的好朋友……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所很愿意的！”当天，施存统在第一组和第三组徘徊，自忖“人生趣味既然一点没有了，生在世上作什么呢？我这时不自杀还等何时呢？我怎么样自杀呢？”施存统试图自杀引起的后果是易群先的彻底消失。随后，自杀未遂的施存统面对工读互助团外的攻击和团内的驱逐。第二组、第四组要在联席会议上驱逐施存统、何孟雄、陈公培和易群先四人，驱逐施存统的理由便是干涉了何孟雄、易群先的自由恋爱。[34]

简言之，易群先来团演讲—加入工读互助团—与何孟雄恋爱并引起退团的风波—中央公园的游园以及当夜施存统的自杀，这一连串的危机把那共同生活的迷梦击得粉碎。可以想象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也折射出从礼教解放出来的青年男女无所适从的状态。自杀事件的大风波之后，易群先失踪了。根据黎锦晖的说法，“她在工学互助团第一组的时候，她的态度、行为，多不留心检点，太随意，太放纵，所以闹出这回的小小风潮。又被一班富于感情的青年，替她传布、扩张，当作一种极重大的事闹起来，闹得她手足无措，心绪不宁，跑到我的寓所来(汉花园同升公寓)。当晚回第三组去，不料他们以‘闭门羹相饷’，便只好在俭洁食堂内坐了一宵。第二天早上她又跑到同升来，已经疲惫不支，我让铺给她睡了半天，恰好赵世炎来了。我便劝她上赵宅去躲避几天。第二天是第二组合集第一、三、四组的人开会，他们教我列席。我极力主张大家不退团。群先转入第三组。田维说：‘她入第三组，我不能做主，须要与发起人商酌。’后来我觉得她不能入团，便主张进孔德。李实说：‘孔德决不会收这样的学生。’我又主张她仍回津校。张纯说：‘天津已经有许多人知道这件事了’。”[35](P550)李实、张纯是工读互助团第二组的团员，田维是第三组的团员。[36]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团员嘲笑、讽刺、拒绝接纳易群先。此时的她可以说到了无家可归、无团可入的地步。

1920年2月24日，胡适日记写道：“工读互助团章钱民、施存统、傅——来谈甚久。”胡适可能非常了解此事并积极规劝易群先归家。1920年2月26日晚上，易群先姐妹与赵世炎等同访胡适。[37](P101、103)虽然赵世炎不是工读互助团成员，但却深深地介入此事。[38](P237)

对此事略有了解的陆鼎恒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易群先与赵世炎的暧昧关系。他控诉赵世炎“非让群先和他一同到南洋或旁的地方去不可”。他认为群先的回家不过是“给赵世炎洗刷(对于你)嫌疑，以后还要再走”；面对群先的举棋不定，“赵世炎嘴很能说，手段亦狠辣，并且和她们天天在一处，所以得以用他诱惑的手段，她们亦就惟命是从了！”其中一个细节更引人联想，当赵决定与群先去南洋之后，曾写一纸宣称“自某月某日起，和群先作为有血统上的关系，和兄妹一样……并且还盖了手印”。[35](P556-559)

2月27日，赵世炎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群先投降家庭，我没有意见”。他觉得自己处“嫌疑的地位”，“又对于归家有点怀疑”。群先很痛苦，也不敢向他征求意见。他解释道：“南洋的计划是不得已的计划，是一个未完的计划”。向胡适解释完后，他有点释然，说道：“我想家庭方面，经先生们去说，没有不行，并且很好。”他所言的“家庭”是指易群先父家。最后，他坦言：“我很害怕先生爱说我们是理想家，先生不想法子医我们吗？——其实我向来以稳健派著名。”[39](P462-4)

两天后，易群先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不愿意回团(已经写信□他们)，也不愿意回家”，那时决定一周后去天津。[39](P468)同一天，赵世炎也曾说，“群先已离开我家了(昨日下午一时)，她走的时候，我再三追问，她只说一个‘上医院’。我等他到今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她又有什么主见，我已写信通知儆非和她的姐姐逸侠了，我此后不问了。我自信没有力量帮助她”。[39](P466)易群先的痛苦和彷徨相当复杂，类似“什么是家？为什么有家？我的家在那里？”的问题困扰着她。[39](P467)1920年3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为易女士事，访其父。其父母皆出见，谈甚久。结果很满意。她可归”。3月2日，胡适又访问了赵世炎。[38](P107、108)同日，易群先致胡适的信中又说：“我打算病好了回家，决不失言！”[39](P469)

易群先为何不能归家？其实此时她家人的态度非常冷漠。“她的家里的人，无论恨她的、爱她的、怜惜她的，也都不愿意让她在家里住”。她父亲甚至宣称：“我对于她，等于她已经死了一般的看待。一切学费，让她的母亲去筹措。不过我是间接的供给。她若是离开京、津，我便决不供给她的钱了。”家人的态度之决绝可以想象，“群先在家里住了三天，始终没有和她的父亲见面。她临吃饭的时候，都不肯出来，忍着饿到我家去补吃。并且她在家里，异常烦闷。一般亲戚、女友的家里，都不愿意去。——她这不愿意、烦闷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无意识的谣言使她愤恨不安。……(谣言说群先与罗汉通奸，已经怀孕。临走的时候，她的家里的人，都觉得她病容满面。她到天津去，恰好一个月便回京。这可以证明是在天津产褥的。并且她由天津寄回家的像片，用手按住腹部，尤为铁证。)”据黎的推测，谣言造自朱宅，又被她的同学石君加以烘染。[35](P548-9)可以想象，青年女子因言行失去轨辙而遭到家人与社会的攻击，几乎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3月5日，其父致胡适信中说她并未归家。[39](P391)黎锦晖曾说，3月7日，“她时哭时笑，好像得了神经病似的。我宛劝了两点钟之久，毫无结果”。3月8日，黎锦晖“又跑到赵世炎的家里会看她，一面警醒她，一面劝慰她”。[35](P546)她从赵世炎家出来，去了医院，然后又回到赵世炎家里。最后，1920年3月12日，黎锦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群先已经回京，现在决定学英文、习艺、到北大旁听。我预备星期日搬家，她的父母也赞成她在我家住。目前的经济问题还不甚困难。——这一件事算是告了一段小小的结束了。”[35](P555)

易群先离开家庭—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恋爱纠纷—离团归家一连串的危机折射出受新思潮冲击的男女青年的躁动不安以及他们经历的苦痛与烦闷。北京工读互助团里的这桩多角恋爱也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高唱自由恋爱的新时代，青年男女的自由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在造新社会的美好理想中，个体的言行也染上了浪漫的色彩，再现出礼教崩散之后情感与欲望都无所收束的时代问题。

三、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及引起的反思

1920年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对于他们而言，工读互助团不过是人生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却不同程度地塑造了他们今后的政治与人生轨迹。1920年5月1日，施存统已经回到上海，与陈独秀参加上海澄衷中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当月，施存统、陈公培、俞秀松、赵世炎等人与陈独秀一起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9日，赵世炎赴法，行前与陈独秀“详细交谈了建党意见”。[40](P117-29)周白棣离开工读互助团后，求学无门，只好在银行寻得职位，后来在出版和翻译界工作。[15]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第二、第四组纷纷解散后，成立于1920年4月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不了了之。胡适曾介绍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团员罗敦健、何觉余、胡淑琼三位女士到北大文科哲学系旁听。由于英文程度不够，一学期后，她们都离开了。罗敦健、何觉余去了女子高等师范附属的补习学校读书。[41]女子组的缪伯英则因为参加社会改革活动，在女高师的学习延长到1924年秋才毕业。不过，她在1920年结识了左派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42](P223)

在绝对自由、平等的光环之下，工读互助团的实际生活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妙，而是充满了无序与无效。例如，不赞成施存统主张的团员就很受迫，傅彬然就骂施存统为“专制魔王”。而那时他们思想倾向日趋激烈，例如无论给何人写信都直呼其名，遭到老师们的批评，说他们“太骄傲，小孩子胡闹”。不仅团员之间常有冲突，而且团体本身也常遭到社会的攻击。[34]

曾经参观过团员生活的人就描述道：“有一两个学生，成天的躲在女子组里头，说说笑笑，吹吹唱唱，烧烧吃吃，到了夜里一两点钟，还是闹得沸反盈天。有时竟一老一实在彼过夜了”；“食堂组里头，烧饭煮菜，跑堂管账，都是另外请人，都不是学生自己动手，所以非蚀本不可”。也有一个团“弄得几文捐款，手头宽展些，便大家逍遥自在。等到钱没有了，又急急忙忙，想法募捐，对于工作，却全不在注意”；“有许多团员，说是暑假全要回去，大家都到东安市场买些玩意儿，预备送人”；某组开办一个月后“床铺被褥，非常肮脏，垃圾满地”，据说“自从开办以来，痰盂从来没有换过清水。午饭往往到晚上三四点钟，睡觉往往到夜里三四点钟，起居饮食，没有一定的时间”。[43]周白棣曾反思说：“讲到我们工艺的手段，本来不如平常的劳动者，而用费仍如平常的学生，于是才过了三个月，食堂就被经济迫著闭门了！可怜！我们的大本营倒了！从此我们觉悟的青年，也渐渐觉悟到无以为生，于是也就渐渐的另找事做，也就渐渐的东西分散了！”[15]当人们赞美青年的创造力、进取心的时候，青年展现出来的也许还有盲目乐观与躁动不安。

从发起人到经历者都提到脱离旧家庭一项。周白棣曾回顾，老师周作人在工读互助团的一次对话：“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与人的关系，只怕他不多；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反而脱离呢？”就此，他反思道：“感情的东西，是脱离不掉的；旧家庭虽不好，可是我脱离了他，感情之关系，终使心中万分难过。”[15]

当思想变成妄想，彻底的言行也就变成了超出常规的举动。易群先便是迷惑于女子解放、莽撞行事的“娜拉”。早先，黎锦晖曾质疑所谓的脱离家庭，“她跑出门，仅仅两个月，已经耗去七十块钱。脱离家庭的女子，应该是这样的吗？”[35](P549)1920年8月，易群先曾写信给胡适请求助款。她写道：“我现在最紧的是生活问题，总以能够把最少的时间，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能够自给了那时才真能求学，真能自由了，精神不爽快，是很难用脑的，所以我只要能自谋生活，虽然肉体不大舒服，总比吃别人的好一点。”[1]女子总要自由，经济不能独立何谈自由？而独立是相当的困难。难怪鲁迅宣称：“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44](P168)

1921年，曾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罗敦健女士在日记中写道，“余固欲牺牲一切而得自由者，然于妇女解放，窃抱悲观，因解放一途，非由教育普及不可……求教育普及，不言而知其难，于是往往将解放之根本搁起……将自由看作恋爱和婚姻的狭义自由，学问知识和人生应有之道德，置之于九霄云外……致弄得一塌糊涂，皂白不分，人格尽丧，心身日趋于堕落，犹自谓真解放真自由，人格高尚，不亦耻而可悲乎，此余之所抱悲观也”。[45]她的批评就再现了那时青年对自由和平等的误解，而他们的诠释常常流于放任、放纵。

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后，除了团员的反思外，老师们也曾认真讨论过失败的原因。胡适批评工读互助团工作时间过长，且做的都是苦工。他说：“现在互助团的团员打起‘试验新生活’的旗号，觉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还能有点兴致。但是我预料这种兴致是不能持久的。兴致减少了，‘挨役’更成了苦工了，假的新旗号也要倒了！”此外，胡适根本上反对北京工读互助团背离工读的宗旨。他批评说：“发起人之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他质疑北京工读互助团“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了成文的戒约了！”[30]这一点团员施存统也曾明确说，发起人对工读互助团的期待本就不同，或是“试验新生活”，或是“实行工读”。[29](P423-424)

戴季陶也注意到：“发起工读互助团的人，或许意思还不专注重在解决思想上物质上的烦闷痛苦；进工读互助团的人，的确有许多是为了思想与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这工读互助，来做解决的方法的。”那些团员“第一步便着手去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把‘自由恋爱’和‘协作共享’拿来作一个理想的标识”。不过，戴季陶反对胡适的看法，认为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加上武断两个字。戴氏基本立场是：不是新生活的理想不对，而是生产以及社会制度情况导致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他宣称：“要想用工读互助团这一个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来达到半工半读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46]

李大钊虽然婉转地说自己部分同意胡适的看法，但他其实也是支持新生活的，只是觉得地点出了问题。他认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地皮、房租都昂贵，很难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因此建议“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47]

如果说戴季陶、李大钊在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方面寻找失败的原因，而陈独秀、王光祈则从主观方面探讨其解散的缘由。陈独秀与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的观点都不同。他认为，问题不在资本时代手工业难以生存，也不在于都市不能有这样的新组织。他直接指出：“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他反驳胡适说“既有上面三件缺点，就是纯粹的工读主义，保得住不失败吗？”而陈氏就深信：“挂起新生活的招牌，总只有益无损。”[13]

有一位团员曾对发起人王光祈说，“有许多团员是很了解工读互助主义的，但是不肯实行工作”，而“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作工，经济上当然要生危险了”。另一部分人只知工作，而不知道“深厚远大”的意思，久而久之，觉得生活“干燥无味”了。因为“工读互助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作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王光祈坚信工读互助团要想进行顺利，需要“既能了解，又能实行”的人。[48]

令王光祈不解的是“工读互助团的内部，虽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为何“合伙营业之事，在中国社会上随处皆是，岂有别人的皆能存在而我们的独不能存在吗？”他又满心疑问地说：“他人合伙营业时资本是有利息的，我们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伙营业，是希望发大财，我们的营业，只希望糊口而已。”不过，王氏仍宣称：“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48]换言之，他的困惑也提示一个基本问题：为了一个“工读互助主义的精神”而生活在一起的陌生人如何维持那种凝聚力。

极端赞成工读主义的“遯生”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不明瞭工读互助的真正意义”。他曾在工读互助团的俭洁食堂吃饭，就观察到团员“举动的钝蠢，管理的不善”，不具备工作的知识。团员“没有做工的兴味。做工太久，一定觉得太苦，必至无兴味。而团体的离散，多由于此”。最关键的恐怕在于团员“缺乏团体心和勇往心”，看到“有些不愿意做工的，自己即起怀疑观望，弃而不为”。[49]其实，筹办之初，季融五就曾提醒说：“自由去来，工作懒惰，倘使有几个不长进的青年，发生这种事实，可以使团员心理一齐解体，可以使团体名誉日渐堕落；万一更有其他不道德之行为，更不消说了。”[50]

季融五说王光祈“理想极高，对于我的意见，觉得太不‘澈底’”。如今实验失败，季氏就批评陈独秀和王光祈的看法“凭空武断”。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迷信新偶像的罪恶’，固然是人的问题，却也是组织的问题”。所谓“新偶像”就是“极端迷信的‘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组织’”。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错认了青年学生，个个都是纯洁高尚，艰苦刻励的，个个都是不必借助他律，自然会向上的；所以毅然决然，教他们来实行自由恋爱、共产主义，实在不能不佩服你们的大胆。”他指出，“硬捉天南地北面不相识的人，团在一起。又是绝对自由，又是绝对平等，谁也不能管谁”。总之，他一方面批评“陈义过高”的新偶像，一方面批评“拼命把学生捧得像天使一样”，结果“一般青年，庞然自大，虚骄之气，一天一天膨胀起来”。[43]

除了胡适和季融五怀疑所谓的“新生活”之外，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都未曾怀疑这样的新生活是否可行，是否能够持久。虽说他们希望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其实人性是软弱的，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以后见之明来看，不少时人认为是“人的问题”，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对人的看法出了问题。张东荪曾告诉施存统，“自由恋爱和无治主义是同一的根源发生的”，其“人性观是人性绝对是善的，用不着他律的支配。我对于这一点是怀疑。我以为这种人性观不是科学的。”。[51]工读互助团不仅把未来的理想的“组织”带到现在，而且把构建的“人”想象成现实中真实的人。这体现了五四时代师生两代人对人性的乐观估计。而所谓无家庭的共同生活本身是否挑战人类心理的极限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余论

五四后，家庭革命从个人的家庭革命走向了社会改造，并且兼具宏阔的社会政治目标。施存统曾说：“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尽管后来“造新社会”的手段已经转移了，从“孝道”转移到从“经济问题”入手。[34]从巩固团体的基础、扩张团体到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换言之，“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29](P424-425)

在北京，共同生活的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打造新生活、新社会的努力并未停止。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40](P115)1920年，罗亦农也组织沪滨工读互助团。他们也曾获得陈独秀、史量才、邵力子等人的资助。[52](P8)袁笃实那时梦想着将来“由工读团达到很大的新村，由新村达到大同的世界”。[53](P461)

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在新青年那儿转手成为一方面研究问题、一方面实行主义，真可谓走向了行动的时代！有人就曾说：“实行主义的好处很多。顶显明的，如就是把自身做一个主义的试验品，那末对于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可以把实验的结果下一个精确的判断；而且他对于这个主义既经得了一种很好的试验结果，或是从试验结果推测将来，必定可以有圆满的解决，或是理想上难以说定的疑问，经了几次经验，就能够增进我们的自信力和确实的佐证。”[54]

如果人是“主义”的试验品，那么人的主体性何在？施存统在反思中也曾提到这个问题。他曾说：“团员不是机器，发起人要怎样试验，就怎样试验。我们这回的试验新生活，是我们自己欢喜去试验的，不是发起人强迫我们去试验的。强迫的试验，就是一副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格，便不配去试验新生活。”[29](P424)那么，团员和“试验新生活”究竟谁是目的，谁又是手段呢？换言之，是发起人还是团员们来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牵涉较多，只能俟诸他文。

那是一个行动的年代，思想解放后的青年少了前思后想的踌躇，却有着一往直前的力量。杨溥瞻认为自己的文章“不是研究工义(笔者注：工学)的理论，是研究工学主义的实行的方法”。[55]青年罗章龙曾乐观地说：“神圣的工读主义，在今日中国已成一派巨大的潮流。国内如北京、上海，国外如巴黎，均已次第实行。足见时势所趋，自然的要求，工读主义已渐进了可以普遍实行的境界。”[56]

借助团体和组织来解决家庭问题意味着家庭革命从思想言说走向了实践行动，并进一步激烈化、政治化了。青年们欲脱离家庭而独立生活，革命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出路，也赋予家庭革命以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在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时代，家庭革命融入更广阔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之中，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一直萦绕在后人心中。[57](P64)多年后，试图取代家庭职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或许就是一个更大范围内废除家庭的试验。[58]然而，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有尊严和意义。若拿着整个社会来试验废除家庭，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家庭革命的代价。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胡适档案[Z]. 档案号: 1430-003.

[2]   她的朋友罗家伦、赵世炎、施存统等均先后出国。从她后来的诗词可以看出其焦虑的心态。易群先. 上学校去[N]. 民国日报·觉悟, 1920-08-02;易群先. 送罗志希等五人出洋[N]. 民国日报·觉悟, 1920-08-04.

[3]   邓野.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J]. 文史哲, 1982(6).

[4]   彭明. 五四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5]   [日]清水贤一郎(清水賢一郎). 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C]//. 吴俊编译. 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6]   叶文心(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M].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96;[日]石川祯浩(石川禎浩). 青年时期的施存统——"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的过程[J]. 中共党史研究, 1995(3).

[7]   参考赵妍杰. 近代中国非孝论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1).

[8]   五四前后, 社团讨论家庭问题的不在少数, 例如健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觉悟社、少年学会等。参考张允侯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另, "五四"前后的家庭革命有一些延续自清末, 关于清末家庭革命的言说, 参考赵妍杰. 为国破家: 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反思[J]. 近代史研究, 2018(3).

[9]   王光祈. 工读互助团[C]//. 四川音乐学院等编辑. 王光祈文集·卷4.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10]  戴季陶. 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N]. 星期评论, 1920-03-21.

[11]  怎样渡过破船[J]. 家庭研究, 1922, 2(1).

[12]  何孟雄. 致张东荪[C]//. 何孟雄. 何孟雄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3]  独秀. 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J]. 新青年, 1920, 7(5).

[14]  同参与工读互助团的章铁民就认为, 工读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方法。[日]清水贤一郎(清水賢一郎)著, 吴俊编译. 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C]//. 吴俊编译. 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5]  白棣. 我的工读经过谈[J]. 学生杂志, 1921, 8(8).

[16]  吴康. 介绍"工读互助团"[J].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1920(2).

[17]  沈定一. 介绍"工读互助团"[C]//. 陶水木. 沈定一集.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18]  梁空. 城市中的新生活之商榷[N]. 时事新报, 1919-12-16. 梁空即梁绍文, 广东顺德人, 恽代英的同学, 曾组织武汉工学互助团。

[19]  方豪. 一个社会问题[N]. 时事新报, 1920-10-10.

[20]  我们的五一节(节录)[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21]  廖焕星. 武昌利群书社始末[C]//.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卷1.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22]  工读互助团消息[J]. 新青年, 1920, 7(3).

[23]  蔡元培. 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C]//.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卷3.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4]  蔡元培. 对于学生的希望[C]//.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4.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5]  罗敦伟. 介绍"女子工学互助团"[N]. 时事新报, 1920-01-24.

[26]  李欣淑自幼订婚, 订给官员孙道仁(1864生)做媳妇, 后来未婚夫死了。父母本来想让她守望门寡, 可是考虑到经济原因, 又将其许配给一户有钱人家。她的父亲极力反对其求学。1920年在长沙, 李阅读了不少新青年、新潮的杂志, 并写信给《大公报》求救。后来, 李果真离家出走了。参见[日]清水贤一郎(清水賢一郎). 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C]//. 吴俊编译. 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页200-222。

[27]  吾亲爱的姐们曷兴乎来![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28]  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 哲民致存统(节录)[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29]  施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30]  胡适.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J]. 新青年, 1920, 7(5).

[31]  傅彬然. 忆北京工读互助团[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32]  需要说明的是本节人物较多, 但主要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团员施存统、章铁民、傅彬然、俞秀松、何孟雄、陈公培(无名)、张树荣与易群先的故事。此外, 少年学会的赵世炎、陆鼎恒(字惟一)以及其父亲易宗燮(字蔚儒)、其姨夫黎锦晖(笔名儆非)牵涉其中。

[33]  耿云志.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页62;岳庆平. 家庭变迁[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7, 页90;易家钺、罗敦伟. 中国家庭问题[M]. 上海: 泰东图书局, 1922, 页320-321. 易群先和家庭究竟产生了什么冲突并不十分清晰。根据周邦式致张东荪的信件, 大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 受女子解放声浪的冲击, 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的易群先阅读各种传播新思潮的杂志, 因其看《解放与改造》而遭到父亲的批评。第二, 易群先积极参加了某个学生联合会。其父得知后, 将其训斥一通, 还用大棍打了她一顿, 其长兄甚至建议毒死她。第三, 父亲与易群先约法三章: 以后不准自由行动, 要整日坐在闺房中, 立刻与代定的未婚夫结婚; 如不屈服, 便将其弃之不顾。周邦式致张东荪[N]. 时事新报, 1920-01-10.

[34]  参考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续)[N]. 民国日报·觉悟, 1920-09-24.

[35]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9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36]  1920年1月21日, 缪伯英在《晨报》上发表了女子工读互助团简章和宣言。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最初的成员有十几名, 除缪外, 还有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钱初雅、何琛媛、韩德诰等。

[37]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3册)[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38]  赵世兰. 回忆五弟赵世炎[C]//. 深切缅怀赵世炎(下册).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2011.

[39]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8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40]  唐宝林, 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41]  罗敦伟. 工读主义者罗敦健女士传[J]. 现代妇女, 1923(16).

[42]  北京师范校史资料室. 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43]  老骥. 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主义?[N]. 时事新报, 1920-04-26.

[44]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C]//. 鲁迅. 鲁迅全集·卷1.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5]  罗敦伟. 工读主义者罗敦健女士传[J]. 现代妇女, 1923(18).

[46]  戴季陶. 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J]. 新青年, 1920, 7(5).

[47]  李大钊. 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J]. 新青年, 1920, 7(5).

[48]  王光祈.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J]. 新青年, 1920, 7(5).

[49]  遯生. 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我见[N]. 时事新报, 1920-05-08.

[50]  季融五君致王光祈君讨论"工读互助团"书[N]. 时事新报, 1919-12-11.

[51]  通讯: 东荪致存统[N]. 时事新报, 1920-01-22.

[52]  袁同畴先生访问纪录[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53]  袁笃实. 沪滨工读团进行计划的个人主张[C]//. 五四时期的社团·卷2.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54]  魏如. "研究问题"、"实行主义"[N]. 时事新报, 1920-01-10.

[55]  杨溥瞻. 工学主义学校从何实行?[N]. 时事新报, 1920-02-05.

[56]  罗章龙. 世界工读运动的详谈[N]. 时事新报, 1920-04-04.

[57]  索非就梦想着一个"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八十年前的中国梦: 1933年《东方杂志》中国梦主题征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58]  罗平汉. 天堂实验: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刘华清. 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