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的新兴阶级，其成长不仅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更铭刻着中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期成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煌煌三卷本，最近与读者见面。从三卷本的书名可知，虞和平力求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整体视野中，解析与评价资产阶级的发展经历、功过得失与历史地位，从而展示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与近代社会转型之间深入复杂的关系。本文限于篇幅，将聚焦于三卷本的最后一卷《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谈谈读后的感受。

　　第一，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标。该书细致考察了资产阶级参与近代政治运动的具体状况，从支持晚清的维新与立宪运动，到投身辛亥革命、拥护建立民国，再到支持北伐，参加“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抗战后期从跟随国民党到同情共产党的转变。总体而言，资产阶级紧随时代潮流而动，成为近代历次重要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在这些政治运动中，近代资产阶级提出了反对专制政府、反帝爱国、追求民主共和等政治诉求，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当然，限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阶段与参政经验，以及内部的观点分歧，资产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北京政府时代上海总商会发起的民治运动，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虎头蛇尾的政治参与活动。在这次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参政能力较为低下，也表现出过于重视个人商业利益、缺乏政治责任感的特点。实事求是地看，近代资产阶级参政运动的广泛性、独立性和理性化，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但不影响其风向标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拥有财力、物力、资源等独特优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日本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济南惨案”，引起国内各界人民的抗议。概言之，这次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是由国民党和学生、工人、商人等社会各界共同发起和进行的。通过具体分析可发现，国民党自始至终处于主导者的地位，学生和工人扮演了造势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而商人则处于实践者的地位，即实施反日运动的最主要手段——对日经济绝交，取得较好成绩。我们深知，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实践者的意义十分重大。抗战全面爆发后，各地商界除展开对日经济绝交活动外，还组织领导献金运动、献机运动，募集巨额资金，支援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和军事，对于全民动员、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史领域以往的研究，对各党派、知识分子、工人等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关注较多，该书则聚焦于资产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经元善、张謇、沈缦云、朱葆三、虞洽卿等个体，到上海总商会、北京总商会、全国商联会等团体，群星璀璨，他们逐步走向团结，在社会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亦日益增大。

　　第三，该书在阐述资产阶级参与历次政治运动时，注意到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野，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分歧。如辛亥革命时，上海商人的参与和支持程度最高，武汉商人在支持力度和广度上稍逊一筹。由于其他地方大多是和平光复，商人参与程度更低。所以，该书指出，各地商人的不同表现，不仅与当地资产阶级的成长程度有关，也与当地革命的激烈程度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界出面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但是不久即因经济利益关系与市党部发生矛盾。抗日救国会部分成员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教育界救国会不准商人出售对日经济绝交之前购进的日货，王晓籁、方椒伯等商会代表认为如何处置封存日货关系重大，为维护商人利益，争取救国与护商的统一，决定退出抗日救国会。此后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权落入市党部之手，而上海商界重新组织了商界抗日救国会这一新团体，商界抗日救国会与此前的抗日救国会之间隐然有对抗之意。不久之后，“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又使上海各种社会力量的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变迁，反映了历史细节处的复杂与耐人寻味。资产阶级与国民政府之间，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资产阶级发起的组织及其活动，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

　　纵观资产阶级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可发现其诉求核心与价值取向，一是反帝爱国，二是民主政治。这两个方面与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关系密切，也与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的追求一脉相承。他们曾不满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当道、武人割据，参与“废督裁兵”运动、发起“国是会议”，但成效不大；他们也不满于抗战后期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日益消极。1945年底，重庆的部分民主工商业者和与之联系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民主建国会。此后，他们坚决反对内战，日益同情中共的主张。该书提示我们，资产阶级为争取中国的独立与民主所做的贡献，有光辉之处，亦有局限。如何从整体上和细微处进行深入探究，如何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该书进行了全面尝试，但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