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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和西征140周年,由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江苏省社科联、南京市社科联、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5月26至30日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召开。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与对外关系以及太平天国时期回民、捻军起义等问题,结合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学术界认识不一。传统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针对这一观点,与会者认为近代化运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经济演变、政治革命(或改革)和思想解放等事件彼此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而英勇奋斗的历史过程。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时代危机和民族危机作出积极主动的应对,提出了全面革新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创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革命主张,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飓风。同时,太平天国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还把洋务运动“逼”上历史舞台。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车轮,发挥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作为一场旧式农民战争和带有新意义的社会改造运动,只能是一场历史大悲剧。那种认为“倘若太平天国不亡,仁玕政策得行,中国工业化必能提早一百年”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太平天国只能承担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洋务派是始作俑者,而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则被视为洋务运动的嚆矢。对此,有代表认为,太平天国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尽管原始而粗陋,但毕竟要早于安庆内军械所及后来的江南制造局,何况从严格意义上说安庆内军械所还不是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由此看来,太平天国才真正揭开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序幕,洋务派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太平天国遗嘱执行人。
还有学者从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太平天国与中国航运近代化以及太平天国与近代国家法律制度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
二、洪仁玕与对外关系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而洪仁玕则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要求全方位近代化的纲领,比日本明治维新要早10年,比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要早50年,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开创、先导的作用。有代表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放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做了比较分析,认为从探求中国近代化的思路说、《资政新篇》所反映的思想和主张要比《校邠庐抗议》深刻而详尽,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实践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的命运要比《资政新篇》好得多,成为后来洋务派的言论。
太平天国占领江浙后,与外国的交往很频繁,来访者有外国的外交官、军人,但更多的是传教士。外国传教士误认为拜上帝会是有缺点的基督教;而太平天国误认为基督教是有缺点的拜上帝会。传教士误认为洪仁玕是纯正的基督教徒,可通过洪仁玕纠正拜上帝会的错误;而太平天国误认为洪仁玕是纯正的拜上帝会成员,可以通过洪仁玕纠正基督教的错误。双方热情很高,都强烈追求自己的目的。但是,后来双方误解变为了解,思变成了怨,朋友变成了仇敌。对方甚至对太平天国进行最恶毒的咒骂。洪仁玕曾把外国人都视为好人,后来在自述中亦叹曰:“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结果。
一位美国学者站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做了广泛的探讨,认为: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是积极、主动、友好、平等的,尤其是对对外贸易的兴趣和鼓励。但是,外国列强暂时满足于1860年《北京条约》的让步,因为它使鸦片贸易及其他事情合法化了,他们不愿意一个新的或许更强大的、而且不肯象清朝那样对外妥协的中国政府执政,于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他还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总的说来在西方一直被误解和低估。一般的或流行的看法是用一个词来界定——“叛乱”而太平天国事实上是代表了一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革命,他们让人相信新的政治机构已开始建立,新的观念也已发端,这可能会导向政府改革,而这种改革可能比以后几十年的改良事件更能有效地促使中国实现近代化。
三、太平天国时期的友军起义及其他
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天地会、回民、苗民、李蓝、捻军起义等,他们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在全国范国内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反清斗争高潮。活跃在两广、福建等地的天地会纷纷响应。与会代表就太平天国与天地会政权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政权的发展水平在农民政权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太平天国政权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政教合一造成的权力错位现象;太平天国领导人作为农民领袖看来素质较高,但从总体上讲,却缺乏真正清醒、敏税而又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等。还有代表通过对诸多资料的分析考证。认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与天地会有相当的关系,至少曾经是天地会中有影响的人物。
有代表撰文对太平军北伐时期的山东捻党做了深入剖析,认为山东捻党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太平军挥师北伐,山东捻党纷纷响应,额中蓄发,竖旗抗清,由原来依附、纠结于旧社会中之势力团体,转变为反抗当朝政权的叛变集团。但是,捻党并没有接受太平天国各项改革的规划或建置,除一部分曾随附太平天国北伐援军,转战至临清一带外,二者性质不同,目标不一,乃至旋合旋散,战功不著。由于黄河的改造,山东与淮北两地捻党遂亦合流。若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对19世纪中叶的华北农村及农民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与太平天国同时期,云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各民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建立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大理政权。有代表认为,大理政权尽管未曾提出过关于近代化的口号和纲领,没有触及近代化的问题,然而它所提出并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云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呼吁史学界重视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的研究工作,尤其对杜文秀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片面地以“卖国”一言以蔽之。
还有代表专门就太平天国一首歌谣、太平天国军师制及赖文光家族等做了深刻的考订辨误。
(文章来源:《社科信息》199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