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检点20世纪《红楼梦》的研究，既是对以往学术成果的总结，也可以为我们的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从王国维到胡适、鲁迅，再到俞平伯，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实绩光大了《红楼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虽受政治影响，但《红楼梦》的研究领域却在不断拓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确评价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史地位，可以为当下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20世纪 《红楼梦》研究 学术史

对《红楼梦》研究历史的研究，是一个有太多空白，亟待加强的学术研究领域。[1]这里，仅就此问题略谈一、二，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外来学说与《红楼梦》研究

上个世纪《红楼梦》研究的重大进步或重大转折，均与外来学说之输入、运用密不可分。民国建立后一百年，对我们的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说有两种：一是实验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方面，这两种学说对《红楼梦》的影响亦最深、最广、最巨，虽然二者不是在红学史上最早发生影响的西方思想。

最先用西方思想阐释《红楼梦》的是王国维。1904年，王氏发表《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的哲学分析《红楼梦》，特别表彰《红楼梦》的悲剧精神，[2]这种研究，前无古人。因为当时研治红学的人均不像王国维那样有西方学术的背景，故王氏之作发表后多年虽被有识之士赞赏不已，但无人沿着王氏之路做进一步的研究，王说遂成绝响。饶是如此，仍不影响《红楼梦评论》被定评为现代红学学术的开端。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后17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是为“新红学”的开端。“新红学”之“新”，首在其方法之新。这种新方法，系将实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的科学考证法：寻求证据，尊重证据，从证据里推导出结论。胡适曾将此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终生提倡。不仅方法新，考证之内容亦新：为向来不被重视的作者、版本和时代三个问题。得益于方法先进，不仅轻而易举地摧破了索隐派（“旧红学”），并能在以后的问题研究上不断深入、继长增高，使该学派富涵生命力，历百年而不衰。凡治“红学”之人，无论是反对“新红学”也好，拥护“新红学”也好，都不会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红学”是近百年红学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

“新红学”产生后33年，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进而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目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红楼梦》，研究一切学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批俞不过是前奏，批胡才是重点。今日我们对此点已经看的很清楚了。[3]自运动开始，“新红学”就成了打倒的对象，胡适则成了研究的禁区。有一点很清楚：用实验主义研究《红楼梦》，是学者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次通过批判运动推行马克思主义，则是官方有步骤的组织的。而今，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已经过去60年了，我们平心地对此做一番梳理，不难得出下面的看法：

第一，当时的代表性批判文章结集为4巨册《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此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5年间，红学就是按照大批判的路数向前发展，并越来越趋于极端，出现过贾府害死几十条人命，夏金桂成了反封建的英雄（因欺负被称作所谓大贵族代表的婆婆薛姨妈）等奇谈怪论。这种极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已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抛弃。单就此点来说，我们不禁怀疑：1954年的批判运动成功吗？假如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继承这25年间的研究和观点呢？为什么又要放弃呢？如何拥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红学研究，实在是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第二，“新红学”并没有被打倒。在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留在大陆的新红学家们，诸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都成了批斗对象，他们不但要检讨，还要批判乃师胡适。[4]“新红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甚至表面上还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新红学”已经被彻底打倒的假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1954-1978年，真正能在红学史上占有一页，并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不是《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更不是之后的阶级斗争红学；而是俞平伯辑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俞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8年）、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1958年，稍后的《十种》）、周汝昌著的《曹雪芹丛考》、修订的《红楼梦新证》以及学界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有关《红楼梦》新版本的发现和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属“新红学”的范畴。如果没有这些在批判的恶劣环境里产生出的成果，1954-1978年的红学史还能写什么呢？只有“新红学”才能填补用批判而造成的空白，或许这正是基于这个流派的内在的生命力。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影响红学研究的外来学说，除了影响最大的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外，开篇提到的叔本华的哲学，还有其它，如吴宓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红，其理论基础是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由此，足见外来学说对中国学术影响之至深且巨。

二、《红楼梦》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的地位

“新红学”和马克思主义红学是在近百年红学史上名列第一、第二的流派。但这两个流派创立之初，并不是单纯为研究《红楼梦》而研究《红楼梦》，其在创立者的初衷里面，有更加深沉的命意。

“新红学”本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今年，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发动100周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两大领袖之一的胡适，首倡文学革命，推广新文学——白话文学，他曾推动亚东图书馆大量翻印中国优秀的白话小说，《红楼梦》自然是其中首选。而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红楼梦考证》就是为亚东本写的《导言》。其次，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的国故，对《红楼梦》以及其它旧小说的考证就是示例，是他科学整理国故的方法论的举例，此点，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有非常明白的说明。事实证明，这种示例，取得胡适预想不到的成功，成了建立现代学术的起点，[5]因此，“新红学”就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也不难理解：《红楼梦》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拿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做范例，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红楼梦》的光荣，也是《红楼梦》研究的光荣。

毛泽东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一是要打倒“新红学”，二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范式，就是要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与新红学一致的是，也是拿《红楼梦》研究入手的。

基于以上的《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的两大关节，《红楼梦》研究是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转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说，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学术史，《红楼梦》研究是无论如何都饶不过的话题。

世间再无像胡适那样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也再无像毛泽东那样气吞山河的一代天之骄子，再也没有人拿《红楼梦》研究来如何如何了。而我们今日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只能为研究《红楼梦》而研究《红楼梦》，回归到《红楼梦》研究的“本题”上来，找出几个自己对《红楼梦》感兴趣的题目来，一点一点地“啃”吧。

三、深入研究红学史，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境界

红学史研究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学科史加以回顾、梳理、研究，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应有之义，红学史当然不会例外。这个不消说的。

今日研究红学史，还有一层命意，那就是为当下之《红楼梦》研究提供启示和新思路。当告别极左年代的时候，红学学术界也勃发了生机，产生了一批新成果。但不知什么原因，近些年来，实在是不怎么景气。与民国时期的战乱和改革开放前25年的运动不断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百年间最好的时代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产生更多更还的研究成果，方不辜负这伟大、也是难得的时代。就《红楼梦》研究而言，更是需要产生几部像样的成果来振衰起敝，开辟新章。

我们从100年前梳理红学的历史，就是对这100年的成败得失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做一番结账式的盘点，看看哪些是前辈已经发明了，哪些有待进一步用力研究。我们可以充分讨论一下，有那几部《红楼梦》研究的著作需要产生，我们就集中精力攻坚。

注释：

[1] 众所公认的，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像样的红学史面世。

[2] 对王国维的独特贡献，可参考俞晓红教授的研究。

[3] 当时的人，包括海外的人就多数不知道这层底蕴。连当时的“小人物”也不知情，直到十几年后的“文革”时期，毛泽东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才恍然大悟。

[4] 对于他们的批判，我们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不应该冒然做出他们“忘恩负义”的断语。

[5] 胡适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旧小说的考证，不仅为学界如影随形地追随，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得到当时第一流学者陈寅恪、傅斯年的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