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采访者：汤志钧，1924年生，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由经学而中国近代史，由今文经学而康有为、戊戌变法，由古文经学而章太炎、辛亥革命，著述丰赡，为学界所推重。又注重史料工作，在近代人物史料、近代报刊的搜辑整理方面贡献卓著。

 

采访者：戴海斌（1978—），浙江绍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1978—），江苏常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采访时间：2014年1月14日下午2:30—5:00

 

受访地点：上海天山西路汤志钧先生寓所

 

戴海斌（以下简称“戴”）：我们还是从您小时候开始说起。您上的是新式小学吧？

 

汤志钧（以下简称“汤”）：是的，我从小上新式学校。我的父亲是清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就是现在的交通大学，那个时候的校长是唐文治。所以我后来进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也是校长唐文治让我进去的。

 

戴：您父亲也是唐先生的学生？

 

汤：是唐先生的学生。那个时候唐先生眼睛还没有失明，但已经很不好了。那时很有趣，吃饭的时候，他和学生们一起吃饭，只要哪张桌子上放一个盒子，他就去那张桌子吃饭。所以他今天在这张桌子上吃饭，明天会在那张桌子上吃饭。唐先生教我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图1：汤志钧先生在书房，2014年1月14日摄

 

戴：这是无锡国专的时候？

 

沈洁（以下简称“沈”）：就是到了上海了。

 

汤：对，已经到了上海了。好，我先从小的时候谈起吧。我的父亲是唐先生的学生。我的母亲姓庄。

 

沈：就是常州庄氏。

 

汤：对，常州庄氏是一个大族。我母亲的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庄存与是她六代以前的祖先，不是嫡亲的，是一个族里的。我父亲不肯教我，懒得出奇，他大学毕业，中文、英文、日文都很好。我母亲是常州的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时因为家族的关系，在庄家从小受的教育也不少。所以，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很少，都是我母亲教的。记得夏天天热的时候，我就在一张竹榻上面躺着，母亲拿着扇子给我扇，教我背唐诗，背诗经。所以从小四书五经读了不少，因而我的中文基础比较好。后来就进小学，小学毕业以后就进中学。中学是在常州正行中学读的，本来叫“正衡中学”，后来日本人来了，就把中间的字拿掉，成了“正行中学”了。常州有两个中学最有名，一个是江苏省第五中学，也叫省常中，一个就是正衡中学。正衡中学是私立的，可以更自由一点。为什么呢？那个省常中啊，他要穿着制服做军操，我的体操向来不行，所以我就不进（省常中）了。在正衡中学读书没毕业，日本人来了。我家里房子也被烧掉了。本来我家里经济情况不错的，常州有个大街，知道吗？它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叫大街，就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也就是房价最贵的地方。房子被日寇烧掉，家里经济就一落千丈了，后来一直租人家的房子住。那个时候，不愿意接受奴化教育，学校里面都要上日文课，我不愿意读日文，这样我中学就不上了，和几个同学商量，请两个家庭教师来教书。一位是教英文、数、理、化的，叫钱栗孟，后来就是正衡中学的校长。一位就是对我很有影响的老师，教中文，叫贺怀伯，是清朝末年中举的。我和我姐姐一起读的，后来我姐姐去省常中读高中了，我不愿意去。我一个人读了将近三年，四书五经都已经读完了，就读《左传》，所以《左传》有的篇章到现在还能够背得出来。

 

沈：怎么学，那个老师会跟您讲？

 

汤：对，他讲。另外，他让我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有看不懂的地方，就问他。经书，是他讲的，史书呢，是我自己看的。这样读了几年，后来因为父亲的关系，让我到上海来。我那个时候的数学和英文，大体上也就是高中水平了。中文当然已经是超过了一点。父亲的意思，让我去考无锡国专。无锡国专考试的时候，出的题目很有趣，叫“通天地人为通儒论”，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也不知道来源是哪里。第二个题目是“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两道题目选一个。我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读的是古文、四书五经，哪里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戴：您当时时政方面完全不关心？

 

汤：不关心，报纸也不看。

 

沈：您读的相当于是私塾。

 

汤：对，所以我哪里知道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后来到国专考试的时候，我读了些历史，都是外国历史多一点。

 

戴：那我插一句。当时参加考试的那些学生，像您这种情况多不多？

 

汤：当时考生有许多人，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知道一点。我就知道希腊、罗马，哪里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只可以去做“天地人”这个题目了。好在我对于四书五经很熟，因此就拿四书里面的有关天、地、人，能背出来的尽量写了进去，居然考取了（笑）！真有趣！

 

戴：那是不是说，考无锡国专就是看您的经史功底？

 

汤：其他东西也考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篇作文。如果这篇作文读给唐先生听，唐先生说好，那就录取了。其他的就是考了零分也会被录取。

 

沈：一届大概有多少学生考啊？

 

汤：那个时候考的人倒还不少，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沦陷了，成了孤岛，有许多人都到那里面去读书了。考取了之后呢，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其中三十、四十岁的都有。当时无锡国专名气还蛮响的。由于是在孤岛时期，很多老教授啊，知名学者啊，经济情况都很困难，因此有很多来兼课的，所以国专的教授倒还不错的。都是外面来兼课的，像吕思勉先生。

 

戴：这是您第一次见到吕思勉先生吗？

 

汤：吕思勉先生本来和我是同乡，但我没见过他，在无锡国专的时候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我和吕先生还有一些亲戚关系，但是吕先生一直是住在外面的，就是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一个人回到常州避难。他在常州建造了两间小房屋，什么人都不见，在家一天到晚就是写作著书。《隋唐五代史》就是在常州写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了。他家的房子很大，现在有个纪念馆嘛。纪念馆后面的房子，就是日本人来的时候，他造的。前面的房子本来空着的，专门放书，他的书很多。吕先生上课不带讲稿，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史记》，讲《史记》的三家注。后来呢，他也没有题目了，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提问后我就讲解”。他也没有讲稿，又没有准备，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哎哟！吕先生可真厉害啊，记忆力超人啊！我们读书啊，最困难的就是礼，三礼啊，《周礼》《仪礼》、《礼记》。有人去问他周代的礼制，他用图解，一个个画了出来。譬如三庙、五庙、九庙，一个个画，记忆力好得不得了！所以吕先生后来讲课，你们问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又没有讲稿，一讲就是一节课。另外呢，周谷城先生也来兼课，我们的中国通史就是周谷城先生讲的。那个时候周先生的《中国通史》刚刚出版，是精装本，所以我的一本《中国通史》，是当时出版的第一版，现在都变成善本书了。周谷城先生只讲了半年，他到内地去了。周予同先生讲的是《经学史》，他不是根据自己的《群经概论》来讲的，专门讲经的学派，今文学派啊，古文学派啊，以及最近经的研究情况，讲得津津有味。

 

戴：那实际上是注意经的研究，这种学术史讲法和以前贺先生讲的不一样吧？

 

汤：完全不一样。贺先生能把经书一段一段地背出来，背得滚瓜烂熟，而周先生不只是注重背诵经书。

 

沈：那（周先生）是比较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

 

汤：对，周先生是研究经，不是专门去读经。贺先生是纯粹去读经，根本是两码事情。当然我是受到周先生经学方面的影响，但是受影响更深的，是受我们常州人的影响。因为我母亲是庄氏后人，庄家又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那个时候周予同先生已经出版了一本《群经概论》，他自己也注释了一本笔记类的《经学教科书》。刘师培也有一本《经学教科书》，但是只出了两册，第一册和第二册。清朝末年不是改革学制嘛，取消科举考试，因此要有教科书，第一本经学教科书，就是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只出了两本，在刘师培的全集里有的。我就拿了《经学教科书》一字一字读，这个教科书很简单，一共只有十几讲，每一讲大概不到一千个字。刘师培厉害啊，这本书是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写的。比如第一篇专门讲经学的源流，第二篇专门讲《易》经，第三篇专门讲《书》经，后来就讲许多经的注解。

 

戴：这也是一种很新的写法啊。

 

沈：刘师培也是有家学的。

 

汤：刘师培是仪征的刘家，也是有名的家学啊！读了他的书，我对经就比较熟悉了，接下来是继续把常州学派里面的东西发挥下去。

 

沈：您是进了无锡国专之后，因为跟常州学派有些渊源，所以那个时候您就立志要从事经学研究了吗？

 

汤：进了无锡国专，就已经有一点这个思想了。

 

沈：您当时也听了吕先生的课，为什么不跟从他做史学研究？

 

汤：吕先生搞史学，他的经学基础非常深，他能背得出经。吕先生的书，前面部分写的，你看先秦史、秦汉史，都讲到经，而且讲得很深刻啊。所以这样呢，我就搞起经学来了。

 

戴：所以您的第一本书，就是注释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

 

汤：现在没有了，只有几章了，东搬家西搬家的，就搞丢了。这个注释啊，大有好处。刘师培写的东西的来源，我全部查找出来了。所以在经学方面，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这样研究经学，也写了一些东西，《经学教科书》也注出来了。

 

戴：就是从注释积累材料，再看其他书籍。

 

汤：对。自从无锡国专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学里教书。中学教书当然就是教语文、历史了。先教语文，后来是专门教历史。

 

图2：汤志钧先生与汤仁泽合影，2014年1月14日摄

 

戴：您国专毕业的那些同学，后来他们有没有做学术研究的？

 

汤：有的，比我晚了好多年的冯其庸也是国专毕业的，他比我晚了几班。其他也有作诗、写文章的。我们在国专时，一年级都是“通”，一个班里有一百多个人，二年级就开始分班了。国专分了三个班，一个哲学，一个历史，一个文学。我本想搞文学，但是班里有一个同学，不大爱读书，喜欢跳舞，家庭经济也好，考试作诗、作文章都考不过他。所以我想写文章大概要有天才吧，他又不怎么读书，但是考试考得好，作诗写文章都好，后来是有名的诗人。

 

戴：叫什么？

 

汤：我不讲他的名字，已经去世了，后来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那么，我本来很可能是读中文系的，就是因为我作诗不及他（笑），还是扎扎实实地读书，那就是读历史。后来在中学里面一直是教语文课，教了几年。

 

戴：回常州以后，教中文。

 

汤：嗯，中学里面教了好几年了。一直到了1956年，那时“向科学进军”嘛，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向各地区招聘一些科技人才。我那个时候已经出版了三本书，我就寄到北京去，寄到中国科学院。向科学进军嘛，中国科学院搞招聘。刚好李亚农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

 

戴：就是刚刚上海社科院组建的时候。

 

沈：就是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上海筹备处？

 

汤：对，我本来是中国科学院的。我的材料寄到北京，北京交给了李亚农，李亚农一眼就看中了，就叫我去。我到今天，印象还是很深的。他就说了“你今年几岁啊”？我那时候三十岁左右就出书了。他说“清朝的学者到了五十岁才出论文，你年纪这样轻，怎么好出书啊”？我心里想，你可以出，我不好出啊。其实他倒是看中我了。这样我被录取了，就成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的一员。

 

戴：华东分院？

 

汤：不叫华东分院，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历史研究所筹备处，还不叫历史研究所。所以我现在是历史研究所里（资格）最老的一个了。【1】

 

戴：那我问一下，您当时出的三本书，都是近代史的书吧？

 

沈：我记得有一本是反侵略的什么的？

 

汤：（笑）有的，那个是不算的。【2】

 

戴：那您当时的研究怎么就转到近代史去了？

 

汤：研究近代史嘛，一方面是当时时代的需要。古代的东西，希腊、罗马啊，还有中国古代的东西啊，好像看的人不多，可以研究的问题嘛，人家已经研究了很多了。近代史研究的人很少，比较容易出成果啊。

 

戴：还有当时近代史研究不是讲革命史吗？就是农民起义，你做戊戌变法，当时还没有人……

 

沈：对，没有人做。当时就是研究革命啊，太平天国啊。

 

戴：那您怎么当时就开始研究戊戌变法了？

 

沈：对，这是什么因缘，什么机缘？

 

汤：（笑）

 

戴：这个几乎当时是没有人研究的吧？

 

汤：主要是我研究经，经里面有今文经，有古文经，今文经里面又有康有为，古文经里面有章太炎，这样研究到康有为，就研究到戊戌变法了。研究章太炎嘛，后来我写《章太炎年谱长编》。

 

戴：当时几乎就是您一个人在研究？

 

汤：我没有和其他人合作过。

 

沈：当时同时代的学者好像也没有其他人在做这些研究？

 

汤：对，不多。当时做革命史的比较多，就是小刀会呀，还有太平天国等等。

 

沈：我知道，我本来想问的，就是您到了历史所之后，帮忙编了很多大型的资料集，包括那个小刀会起义的资料选编。

 

汤：（笑）是搞了一点。

 

戴：还有一点，就是您国专毕业，到常州工作，后来进入历史所工作，您不是在复旦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吗？

 

沈：是到历史所之后？

 

汤：到历史所之前。抗战结束后吧。历史所之后，我还到复旦待过。那个时候挂了两个招牌，一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历史研究所，一个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3】

 

戴：喔，就一个单位挂两个招牌？

 

汤：对，挂两个招牌。

 

戴：讲到社科院，上次院庆的时候，您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在历史所编那四部资料集的事情。【4】

 

汤：对，《鸦片战争》、《小刀会》，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是出版比较晚一点的。

 

沈：收在那本书里面的赵凤昌藏札，主要是您去抄来的吧？

 

汤：对，我最早去看的，是我做的。我和顾廷龙先生很好，他第一个给我看的，为什么他会第一个给我看呢？因为赵凤昌是常州人，所以就要给我看了。我一看就说这是好东西。后来给北京要去了，变成北京图书馆的藏品了。

 

戴：当时还在上图？

 

汤：赵凤昌的材料是在上海的啊。那个材料真好！

 

戴：现在已经出版了，影印了。

 

汤：对，那个材料真好啊！我当时看的就是原来的稿子。

 

沈：在全部影印出版之前，您编的那套书，用处很大啊，基本上研究辛亥革命的都要看。

 

汤：对，因为当时别人都还没有看到这些材料，我给收到《辛亥革命在上海》里面了。

 

沈：那个时候的历史所，就是李亚农先生他们筹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确定历史所要做上海史研究，所以才编了这些资料？

 

汤：提嘛也提到点，并不是太明确。李亚农先生嘛，他气魄大，这个上海史啊，小了点。他想的是，中外古今都要包起来的，他气魄很大的。我很感激他，为什么呢？他筹集到大笔资金给历史所购买图书。我很喜欢买书，所以我说我对历史所别的贡献没有，历史所的许多书都是我那个时候，费了好大力气去找出来的。

 

汤仁泽：还有杨康年。

 

戴：杨康年？是资料室的吧？

 

汤：对，这个同志好！他其实是个版本专家。

 

戴：就是说现在历史所的古籍书、解放初期出版的书，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您和杨先生到各处……

 

汤：那书籍便宜得不得了！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不相信，譬如说，现在都是善本书了，《公车上书记》，一本，一毛钱！你花十块钱，就能收一大捆回去。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时搜集到上海有关洋务运动的书籍和资料，收了一大捆，准备购买。后来搞“四清”运动，我们科研人员都到乡下去了，回来后再到书店寻找预先收集好这些书籍和资料，已不知去向了。当时有许多善本，没有来得及选购，否则历史所现在发财了，都是善本啊！这个事情我是最遗憾的。

 

戴：现在藏书的底子是那时候打下的。

 

汤：旧书堆里灰太多了，杨康年好，不怕灰，我也不怕。

 

汤仁泽：每个星期六购书是吗？

 

汤：对，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就去选购。

 

戴：是不是还去苏州买？

 

汤：苏州去过。无锡也去过，常州也去过一次。所以我嘛，在历史所，在买书方面，还做了一些工作。（笑）

 

汤仁泽：还有常州庄氏族谱、庄大久手稿等是吧？

 

汤：对，这个是我母亲家里人的关系。庄大久的手稿，庄家人已经打算捐给上海图书馆了。我跟我舅舅讲了，我说你这个东西送给历史所好了，所以历史所有了这个宝贝。

 

戴：还有，在我们所，我个人看过，就是宗方小太郎的文书。

 

汤：宗方小太郎的材料啊，是买下来的。那也是杨康年，杨康年一看，说这个好啊，要买下来，没有几个钱。后来好了，日本人也要到这里来找了，变成宝贝了。那个时候要翻译，翻译是吴绳海，你知道的？

 

戴：知道。

 

汤：吴绳海日语很好的，他在日本住了十年。他没有翻完，后来也没有兴趣翻了，因为没有人看。后来好了，日本人来了，来了变成宝贝了。宗方小太郎文书是杨康年发现的。

 

戴：没有好好利用吧。以前吴绳海有个学生，叫冯正宝，您知道吗？

 

汤：知道。冯正宝现在到哪里去了？

 

汤仁泽：现在日本。

 

戴：他后来在日本写了一本宗方小太郎的传记。他当时是跟着吴先生做翻译吗？

 

汤：吴先生有些东西没有怎么教他。他现在还在日本？

 

戴：还在，好像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日本的。

 

汤仁泽：您曾推荐他给日本大学教授。

 

汤：我推荐他去的。

 

戴：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跟日本那边很熟悉了。

 

汤：到日本去讲学，和日本许多学者有学术交流。

 

戴：您当时在历史所主要参与这种集体性的编书，那您个人的研究兴趣呢？就是经学、戊戌变法这些研究呢？

 

汤：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经学啊，戊戌变法啊，我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本来我想，搞古代史算了，近代史里面，风险比较大，你看，批来批去，古代不要紧的嘛。后来不知道，近代史倒热门起来了。（笑）

 

戴：您当时还跟复旦那边联系吗？

 

汤：复旦有的时候还往那边跑一跑。复旦去了几次了。我们历史所里面有一个室，就是近代史室，全部搬到了复旦，挂两个招牌，刚才不是讲了吗？

 

戴：复旦当时没有近代史吗？

 

汤：有的。为什么呢？复旦（历史系）要奚原去做党委副书记。奚原现在还健在，前年他还送我一本书呢，就是他九十岁出的集子。我们不是挂了两个招牌吗？我那个时候天天到复旦去上班的，要换乘三部公共汽车呢。

 

沈：那您在复旦开过课吗？

 

汤：复旦开过几次课，短期的，因为复旦太远（笑）。

 

汤仁泽：很多五十年代的学生都知道，还上过他的课。

 

戴：那是不是给周（予同）先生当助教？

 

汤：助教倒也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名头，在一起教书就是了。

 

沈：五十年代的时候，您发过好多文章，是跟周先生联合署名的吧？

 

汤：（笑）

 

汤仁泽：七篇。

 

沈：这些文章是不是大部分是您写的？这个我可以问吗？

 

汤：既然写了两个名字嘛，就是两个人写的。（笑）

 

沈：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呢？因为这也是有一点学界公案的意思，像朱维铮先生也发表了一些言论。您是否需要为自己说一些话？

 

汤：真正读书的人，看得出来的。周先生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要检查嘛，经常开什么思想评论会，他说：“我最大的问题是‘保本’思想。”解放以前他就很有名了嘛！所以他说，“我五十岁以后不写文章”。这是他在复旦上课的时候自己讲的。有时候他上课我陪他去，他年龄大了嘛，有时候我叫我的爱人陪他去。他自己讲的，“我在出版社里面工作了好多年，所以我对标点很注意”。他就改了几个标点，他对标点很注意。我不管这些东西的，有的标点，特别是顿号、逗号，不太注意。他讲究这些东西的。周先生是很好的一个人。

 

戴：您当时还参加了《宋史》的标点工作。那也在“文革”期间吗？

 

汤：是，“文革”期间的。

 

戴：这个也基本上是属于安排下来的工作了？

 

汤：那个时候嘛，什么东西都不好搞了，都停了。毛主席说要搞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的赵守俨来了，他后来是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来我家作客。

 

戴：您跟中华书局的合作是不是很早？

 

沈：就是您跟它的结缘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有长期的合作。

 

汤：最初倒不是因为赵守俨先生。我最初认识（中华书局的人），是一位姓张的（编辑），张静庐！对，你们都知道的。我当时写了一部稿子，叫做《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是用文言文写的，寄给中华书局。一寄过去，就被张静庐看中了，他给我出的。【5】

 

戴：这个书第一版是一九六一年四月，是在常州成书的吗？

 

汤：是在常州成书的。

 

沈：就是您在中学教书的时候，用业余时间写的？

 

汤：是的。

 

汤仁泽：我看到过台湾的盗版。

 

汤：哎哟，台湾盗版好多次，三次，三个版本。为什么呢？此书是用繁体字排的，印刷出版方便。后来我到台湾去了两次，我就去那个店里，一次看到那个老板在里面，我也没说，本来盗版是要补给我钱的，我也没问他要钱。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去过两次。（笑）

 

戴：这种书肯定是盗版不知道多少次了。

 

汤：香港也有，香港版，我自己也买了两本。

 

沈：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好像也出过您的书，是吧？

 

汤：那是我（授权）给他的。就是错字很多，我没有办法校对。台湾出版社没有自己的校对，给大学生校对，作为勤工俭学的。印（刷）得很好，但是错字有不少。

 

汤仁泽：还有一本《康有为传》也是有错误，是吧？

 

汤：对。不过台湾也很负责，他们重印、重版，所以《康有为传》有两个版本。

 

戴：《康有为传》在国内没有出版吧？

 

汤：在台湾出的，《康有为传》、《章太炎传》，都是在台湾出的。【6】

 

戴：其实有机会的话，应该在大陆再出一下。

 

汤：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啊，我到台湾去，他来看我。我跟他一讲，他马上就给我出了，出得很快。台湾商务印书馆的那个负责人，刚好也是常州人，讲的都是常州话。（笑）（他）现在去世了。

 

戴：刚才您还没说完，就是去参加《宋史》标点。

 

汤：那个时候什么都停了。因为毛主席讲要标校二十四史，所以《宋史》要标点，怎么想到上海的呢？他们找来找去的，觉得上海师范学院里的张家驹，过去写过宋史里面几个人物的传记，所以让他做，他们没想到张家驹又找到了我。中华书局的赵守俨跟我很熟的，这样，就叫我们两个人负责了。我对宋史没有研究。这样我就去搞《宋史》了，和他们合作，搞了几年。专门是标点，历史所里还有几个人也参加了，后来他们不搞了。接着我又到了复旦，和杨宽做《宋史》的定稿工作。复旦我去了好几次了，这一次去的时间很长。

 

戴：这应该是七十年代？

 

汤：七十年代。还是七八年以前。

 

汤仁泽：还有一个章太炎著作注释组，也在复旦里面。

 

汤：就是注释章太炎著作嘛。那个时候搞儒法斗争，要学习法家著作，要注释。

 

戴：您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是不是很早就开始编了？

 

汤：那是很早的。【7】现在都要重新印了。《章太炎政论选集》是花了功夫的，一个是要收集资料，第二个是标点，章太炎的文章很不容易读。

 

沈：这些后来都成为常用书了。

 

戴：“文革”期间，运动这么多，又有这么多集体项目，您要做自己的研究，怎么做？

 

汤：我在晚上搞自己的研究啊！

 

沈：就是说您自己的研究完全没有停滞。

 

汤：嗯，我自己还在搞我自己的。那个（集体项目）都是规规矩矩的，晚上做的东西，从来不带到那边去的。所以我晚上睡觉很晚。

 

沈：是啊，真是不容易！

 

汤：习惯了，习惯了！就是标点《宋史》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不容易写的，我自己也很得意。大概是一篇关于书籍标点和宋史研究的文章。

 

戴：其实您在参与集体项目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

 

汤：有。

 

戴：但您回头又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汤：（笑）

 

戴：“文革”结束之后，您一下子就出了很多书。

 

汤：书是我早就写好了，放在这里的啊。今年又要出两部书，一本是我的论文集，几十万字；另一本是专门讲常州的，讲庄存与，还讲今文经学。《庄存与年谱》嘛，早就出版了，在台湾出版的。【8】

 

沈：真是了不起，令后辈汗颜啊！

 

汤：（笑）

 

戴：那是不是中间有一段，社科院被取消了？

 

汤：社科院取消，我的研究没有取消。（笑）是呀，社科院搞上山下乡、劳动改造，都搞了。人家讲我的不好，就是嘴巴不好，我是有不满的就要讲。有一次一个历史所的人要打我，我跟他讲，你让我先把眼镜拿掉。后来他居然就没有打我。（笑）

 

汤仁泽：那时候历史所都到五七干校去了。

 

汤：对啊，而且劳动起来，让我做最重的活。那个时候倒好，身体都锻炼好了，我挑粪可以挑一担了！

 

戴：那会儿您年纪……

 

汤：已经四十多了。（笑）我那个时候一家六口，只剩下我们老夫妻和我的一个小儿子，其他都去上山下乡了。那个时候他们的行李啊，都是我给他们挑去的。

 

汤仁泽：你没挑，你那个时候还在干校。

 

汤：一直挑到公共汽车站！那个时候又没有钱，钱都被抄掉了。抄掉的钱也没有多少。

 

沈：那时候您的那些书呢？

 

汤：书倒没有动，这倒是大好事情。但是我在常州的书全部弄掉了。很多是线装书，还有我父亲的书，明清的笔记等等，都很可惜！我父亲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连一封信都没有了，都抄掉了。我父亲的字写得很好，文章也好，他的古文比我好。

 

图3：汤志钧先生的书桌，2014年1月14日摄

 

戴：社科院重新恢复之后，您是副所长。

 

汤：（笑）

 

戴：您还去华师大上过课？

 

汤：华师大上课是上过好多次，上过好几年。因为吴泽也是常州人，他和我很要好，经常到我家里来。他已经去世了。我在华师大是专门给研究生上课的，听的人不多，后来听的人也有三四十人。

 

戴：那您讲一讲您跟海外的学术交流吧。

 

沈：对，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戴：您那本书，就是在日本访问后写的那本，现在成为一部很重要的书。【9】

 

汤：现在他们要重印，我不同意印，为什么，因为现在和日本的关系不大好……

 

沈：这本书倒是很值得重印的，现在基本上是近代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了，现在也买不到了。

 

汤仁泽：这个书名啊，一开始是谢稚柳给题的……【10】

 

汤：奇怪，前言里面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写了谢稚柳的题名，结果封面题名没有了，就是印的时候，被出版社哪个人抽掉了。但奇怪的是，一个山东省的大概很高级的干部，他到南京去，在拍卖场看到了（题名原稿），就把复印件寄给了我。我现在只有复印件。

 

戴：所以那个（题名原稿）是流失了？

 

汤：不是流失。因为现在谢稚柳的字也很有名，所以是给拿掉了，拿掉之后去拍卖了。现在复印件给我了，所以要是再版的话，封面有了。他（山东官员）还特地复印一份给我，我很感谢他。

 

戴：您在日本的时候，主要是跟哪些日本的学术机构和教授有过交流？

 

汤：日本学者那就多了，如近藤邦康、小岛淑男、久保田文次、野泽丰、山根幸夫、野村浩一、山田辰雄、小岛晋治、高田淳、毛里和子、古岛和雄、滨久雄、狭间直树等教授，都有过学术交流。最重要的是岛田虔次，他是真正的学者。他死的时候说，他的东西不要散掉，要捐给哪个地方。日本的京都大学不接受，说没有地方放。要放到中国来，中国也没有接受，结果现在全部送到韩国。哎哟，他的家里我去过，比这个房间还要大两间，堆满了书，你看可惜不可惜？他那边还有我的东西在那里。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到一幅章太炎写的字，写得很大的，他看到我去了，一定要我题两个字，题在旁边裱的地方。他那里还有我写的字。岛田虔次的中文字写得真好啊，我现在还保存了岛田的十几封信，一封信一半是完全用中文写的文言文，他说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只好用日文了。（笑）他晓得我儿子日文也懂的。

 

戴：您还专门写过一篇回忆文章。【11】

 

汤：是啊。（笑）

 

戴：您在日本当时主要是看资料吧？

 

汤：主要就是看资料，也上课。【12】上课嘛，比较熟的有一位女士，一个女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坂元弘子。坂元很爱抽烟，日本人怎么抽烟抽得这么厉害。

 

沈：台湾、香港以至新加坡，您跟他们也有很多交流吧？

 

汤：台湾的报纸对我报道得很多的。《联合时报》的标题很有趣：《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大笑）好几个呢，《中央日报》、《联合时报》，都有。东海大学请我去，他们给我安排的时间是每礼拜四、五、六，礼拜六他们上半天课。礼拜一、二、三叫我自由安排，结果是别的大学找我去了。所以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讲八个小时的课。我的确不用讲稿，讲戊戌变法、讲经学，上午讲三个钟点，下午讲三个钟点，晚上还要讲两个钟点。所以回来以后中风了（笑）。

 

戴：您当时在台湾待了多久？

 

汤：时间很长。本来是半年的课，我两个月讲完了。因为台湾的研究生不像我们这里，他们有专门的表格，要填写、要记录的，上了几个钟头的课，讲了什么内容，都要记的，很认真的。我们这里研究生还是蛮舒服的。（笑）

 

汤仁泽：八十年代初是第一次去日本，1992年又去了一次。我给他统计过一个材料，就是在那里作了什么报告，这些都有。

 

戴：那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汤：现在就是《梁启超全集》，有些都是他（儿子）帮着在做了。现在还要去找啊，补啊，忙着呢！

 

汤仁泽：还有一半未完成。

 

汤：他那里还有一半，我这里的函札已经弄好了。

 

汤仁泽：已经看了八卷，到现在为止啊……

 

戴：主要就是您一个人在看吗？那太累了。

 

汤仁泽：一卷是六十万字，八卷是五百万字。这两天眼睛好一些了，前几天全部是红的，出血了。而且全部要标点，要统一，我一个人看，看得比较清楚，如繁体、异体变简体，补缺漏、正谬误什么的，可以划一体例。

 

戴：《梁启超全集》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编的？

 

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是北京交待的任务，中央的任务。

 

沈：那后来为什么中断了那么长的时间？

 

汤：戴逸同志要我负责，还写了信，说什么“除了你就没有人搞了”。因为我们都是很知交的，多年的老朋友了。

 

戴：那您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因为《清史》工程，所以要把这个弄出来？

 

汤：现在主要就是他（儿子）在那里整理。

 

汤仁泽：我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整理，没停过。原来都是手写稿，抄写后标点，但抄写稿没办法去校对。现在（出版社）要求我们全部去复印过来，一定要复印件。复印件还不算，还一定要初刊本（这是我们自己要求自己的），还要标点好、分好段落。有些是重复劳动，费时间费精力。

 

沈：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得有一个课题组。

 

戴：现在这个可以变成重大课题了。

 

汤仁泽：我们说实话，一分钱课题费都没有。

 

汤：本来我说要跟戴逸说的，你这个东西搞了我们几十年，苦死了，搞得我儿子也苦死了。（笑）

 

沈：除了戴先生是您的好朋友，学界当中还有哪些人跟您交往比较多？

 

汤：很多，有些好朋友去世了。我年龄也都九十岁了，戴逸还比我小两岁呢。还有龚书铎也很要好的。

 

戴：龚书铎我看过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近代史学界有酒量很大的“五虎将”。

 

汤：（大笑）

 

沈：哪五个？

 

汤：林增平、李时岳、金冲及、李侃，还有我一个。

 

戴：那您后来就不喝了吧？

 

汤：中风之后就不喝了，但是有的时候，喝一两杯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戴：您生病之前酒量应该很大的。

 

汤：酒量啊，酒量最大的，林增平不错，李时岳也不错，金冲及马马虎虎，他欢喜闹着玩。龚书铎啊，他不会喝酒，就是陪在那里，所以叫他陪酒男郎！（大笑）所以我们有趣的事情太多了！

 

戴：金先生是不是在复旦上学的时候就跟您认识？

 

汤：不是，一解放就认识的。所以我和他有六十几年（交情）了，这样的朋友不多了。

 

戴：他也是一直在研究。

 

汤：嗯，都是规规矩矩工作的。他最近出了一本书你们看到了吗？很厚的一本。【13】他的书很多，《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都送给我了。

 

戴：您与顾颉刚先生关系怎么样？我在顾先生书信集中好像看到过您的一封信，请他给您写字？

 

汤：对，他给我写了一个扇面。顾颉刚先生非常认真，请他写，他觉得北京的宣纸不够好，还专门从外地买了纸回来写。这个扇面现在还在我家里藏着。

 

戴：顾先生五十年代似乎在复旦教书？

 

汤：并没有。顾先生也想来复旦，但他提出一个条件，给他一幢楼，给他放书。这样的话，复旦又有人，又有书，多少好！就是欠一栋房子，结果复旦没有答应。他去了北京，给了他一套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否则复旦有这些书，多少好啊！顾先生的书啊，他各处去上课，各处去（游历），单是他自己的东西就不少，还有他父亲、母亲的书。他的书，大概社科院历史所装了几个房间。说到请顾先生写字，是因为顾廷龙的关系。说起来有趣，顾廷龙比顾颉刚长一辈，所以顾颉刚在书信中叫他“起潜叔”，但是呢，顾廷龙又是顾颉刚的学生。

 

戴：您有很多关于近代报刊、近代史料的研究，应该和上海图书馆有很多合作吧？

 

汤：有的。上海图书馆第一套的《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就是我和顾廷龙先生一起编撰的，后来交给中华书局出版的。【14】（起身去书房拿书）

 

戴：很多近代报纸，散在各处，把它们搜集起来，一定很不容易吧？

 

汤：是的。随便举个例子，《清议报》当时就是缺了一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碰到李文海，李先生说人大图书馆有，就免费提供给我了。很多晚清报刊，要把它们找齐，确实不容易的。哎呀，想起来都是老古董的事情了。（笑）

 

戴：现在的许多报刊史研究，基本上都要从您这里出发。实际上资料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汤：所以中国历史研究古代和近代啊，有个不同。古代呢，都是依靠一般的文集，近代要注意报刊。有些报刊的东西，和自己后来出文集不一样，章太炎就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当时看到什么事情，马上有感动，写一篇文章，当收入文集的时候，再看就会觉得很多地方不妥、不够了，会改动。

 

戴：所以许多研究，仅仅依靠文集，有时候是有问题。

 

汤：有问题。章太炎活着的时候，自己编过一本文集，去世以后，学生又出了一本补编，但是都不够。他自己也讲过，有些东西都是趋时之作，根据时代需要写的东西，不能够算作文章的，“吃了亏了”。所以鲁迅先生也觉得“吃了亏了”。其实这些文章，都是非常具有战斗性的文章。

 

戴：收文集的时候，把很多政治性的东西都拿掉了。

 

汤：是的。所以我编的《康有为政论集》，印得很多，大家都欢迎。【15】里面有许多文章，是以前没有发表的。后来他编了两个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没有什么意思。辛亥革命以前的东西，有意思却不少，我把它们编在一起。上海的出版社找我编《章太炎全集》，我是有些担忧的，工作量太大，也很难，没有答应他。

 

沈：那他们要找谁来做呢？

 

汤：（笑）

 

戴：您有文章提到过，最初编《章太炎全集》时，章太炎还有学生在，比如王仲犖。

 

汤：（章太炎的学生）多了。王仲犖对章太炎的著述很熟悉，非常认真。他都去世十多年了。现在有一个东西很珍贵了，我这里还有他的很多封信，都是我们讨论章太炎先生文章的。

 

沈：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最好能够整理出版，嘉惠学林。

 

汤：（笑）要出呢，也很容易，出版社也很欢迎。不过有些牵涉到他人的地方……因为信上头嘛，自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文章的话，批评的东西就不大会写。

 

戴：您对现在章太炎研究的新成果，有关注吗？

 

汤：看嘛，有时候也看，但是看到他们很多没有写到点子上面。（笑）但我也没有精力去与人家争论。还是自己做资料，讨论一些问题更好。

 

戴：您的学问，基本上处在一种“独学”的状态，长时间是一个人努力在做。

 

汤：我在历史所的时候，白天在单位，完成所里的工作，我自己的东西，用晚上时间去研究，长年下来，有一点积累。

 

沈：历史所有很好的基础，杨宽、周予同、李亚农，都是大家。

 

汤：杨宽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和他一起在复旦，我们每天赶到复旦去上班，一路上就讲讲话。后来杨宽就不回来，留在复旦了。

 

戴：这是什么时候？

 

汤：“文革”当中，七六年。后来复旦也想来拉我，可是这里不放。

 

沈：您与华东师大似乎也很有渊源。

 

汤：华东师大有许多我的老朋友，比如吴泽。我也在那里开过课，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带过几个。

 

戴：您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学界老朋友，还有哪几位呢？

 

汤：老朋友中间，确实走了不少。最近，祁龙威也走了，他和戴逸也很好的，他们是同乡。我和章开沅也是好朋友。

 

图4：汤志钧先生的书房一角，2014年1月14日摄

 

戴：目前学界的经学研究，您还关注吗？

 

汤：有的时候台湾还寄一些书过来，有些杂志上文章，也还不错，跟我们这里学风有所不同，他是讲实在的、具体的东西，不像我们这里，议论的东西比较多。

 

戴：经学和经学史还是不同。

 

汤：是，有一些区别，也有一些联系。首先要明白“经”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读经？“经”与社会政治是什么关系？

 

戴：您以前出版过《近代经学与政治》这一本书，讨论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你说当初本来是想要研究“近代经学”，结果政治部分先出了一本书。【16】现在还有计划把这个研究做下去吗？

 

汤：有计划，但没有气力写了。手头的东西还做不完。刚刚北京有出版社和我联系，有些书要再版。（起身拿书）《陶成章集》，【17】中华书局要重版，才刚刚看完。

 

戴：是给它提一些校对意见吗？

 

汤：不是校对，还要重新补充一些内容。

 

戴：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很多都是您直接参与的吧？现在基本上都在重印了。

 

汤：是的。（指《陶成章集》等封面题名）这也是谢稚柳先生帮我写的。

 

戴：您跟郑逸梅先生好像关系也不错。

 

汤：是啊！他家里的房子不大，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还有很多札记，有人叫他“补白大王”。（笑）《陶成章集》的新版刚刚弄好，要做的事情还有不少。现在《章太炎政论集》又要再版，标题改了，叫《章太炎集•政论》，可能政论以外的其他部分也要陆续出。

 

戴：《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最近刚出版，能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汤：增补的部分主要都收在《长编》的第二册。章太炎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包括国外的，他去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到过了。现在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到处去找资料了，主要是我的儿子在帮我。章太炎的文章还不算太难懂。

 

沈：您有经学的底子在，所以读起来不难。

 

汤：是。我有些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像《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写文言舒服啊。

 

戴：像这种书实在是很少有人能够写出来。在六十年代能出版，也是绝无仅有了。

 

汤：（笑）所以我很感激张静庐。

 

戴：您有记日记的习惯吗？

 

汤：有的，记得很简单，流水账。

 

戴：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吗？

 

汤：哦，记了好久了。多次批判，批判一次，就烧掉一批。七十年代以后，大概现在都有吧。以前的东西都烧掉了。后来不敢记了，就记在日历上头，随便写几笔，倒留起来了。

 

戴：日记的内容，是学术方面的札记，还是……

 

汤：纯粹流水账，没有其他的东西。札记是另外的，日记就是流水账，但也有用处，我能知道什么书看过了，什么问题想过了。

 

沈：您是怎么做学术札记？

 

汤：札记啊，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写一个小纸条。后来小纸条多了，就可以成一篇短文章。几篇短文章并在一起，就成为一篇论文了。

 

沈：是资料卡片那种吗？

 

汤：不是卡片，卡片是比较耐用。要做笔记，我是随时想到什么，就记下来。

 

戴：论文都是札记发展起来的，需要常年的阅读，不是说找到一点资料就写文章。

 

汤：对，需要平时积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这个文章是写不好的。

 

戴：就像您说过的，“持之以恒，持之有故”。看着好像慢，其实是最有效率的。

 

沈：请您再谈谈历史所的老人吧。

 

汤：唐振常为人很爽快，讲义气，四川人。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兴趣很广泛。我和他有争论，就是关于孙中山挽联的那件事，学术争论，我们不吵架。我们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唐先生去世前，我们两个都住在华东医院，交往很多。唐先生是性情中人。吴乾兑是好人，外文非常好，真是有天才的。人好啊，所里没有人说他不好的。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一直让他在我的办公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来所里的，他什么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他的爱人倪静兰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翻译过《上海法租界史》，法文很好，中文也好，一手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是女才子。

 

沈：历史所的资料室也可说一说。

 

汤：解放初旧书店里有好多东西，那时刚好土改，地主阶级的很多东西都卖掉了。我很清楚记得，宗方小太郎文书，一百块买回来的。还有全套《皇清经解》，线装的，四百块；《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四百块。四百块钱，那会儿很贵了，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四清”的时候，单位派我们去买书，收了许多书。历史所资料室过去有“总目”，买一本书，什么书，什么价钱，一本一本都是全的，后来被搞丢了，又重新编目。方行的书怎么样了？他的书捐给了历史所了。

 

戴：我看到过盖有方行藏书印的书，大概是打散在资料室了。方行先生以前在我们所吗？

 

汤：不是，他以前是文化局局长。他是我的好朋友。《谭嗣同全集》，【18】就是我帮他一起编撰的。当时我们有许多的通信，都是在讨论谭嗣同的。

 

戴：您写信一般是否会留底稿？

 

汤：我写信没有留底稿的习惯。方行和我很好的，他是老地下党员，地下党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他当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当时写戊戌人物传，编印近代报刊，他的帮助不少。他调书方便啊，有些报纸都直接搬到我家里。顾廷龙啊，都听他的话，顾廷龙和他非常要好。所以那套《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算是方行、顾廷龙和我三个人共同编的。【19】

 

注释：

 

【1】1956年春，国务院制订了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12年长期规划，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海有关方面遂认为有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必要。10月19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举行第一次会议，李亚农任筹备处主任，周予同任副主任，徐崙、杨宽任筹备委员。同年12月，中国科学院第8次院务会议通过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次年3月，公章亦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经向各方陆续调配，到1957年底，全体工作人员已达29人，其中研究人员21名。参见《通变知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历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2006年编印。

 

【2】汤先生早期著述有：《戊戌变法史论》 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版；《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版《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反侵略斗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版；《袈裟塔——宋末常州人民的抗元斗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

 

【3】在筹备初期，上海历史研究所并未设立专门的研究组，只是按任务临时组织力量进行工作。至1958年6月才开始设有四个研究组，即：第一组，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主；第二组，以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第三组，以研究现代史为主；第四组，以研究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史为主。同年7、8月间，为了加强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并，但历史所筹委会部分人员仍留在原址办公。1959年7月，原历史所筹委会脱离复旦大学，转而隶属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58年9月），定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参见《通变知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历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2006年编印。

 

【4】汤志钧：《历史研究与史料整理——谈“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往事掇英——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275页。按“四部史料书”分别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5】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4月版。

 

【6】汤志钧：《章太炎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10月版；《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

 

【7】汤志钧编著：《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8】汤志钧：《庄存与年谱》，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8月版。

 

【9】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10】参看《大师风范谢稚柳》，《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11】参看《悼念岛田虔次教授》，《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12】在上世纪八〇年代，汤先生著述有译成日文出版者，参看《近代中国の革命思想と日本——汤志鈞論文集》，兒野道子譯，东京日本経濟評論社1986年11月版。

 

【13】指金冲及先生的近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4】这套书包括《湘报》、《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译书会公报》、《实学报》、《昌言报》、《集成报》、《国风报》等十种，自上世纪九〇年代初陆续刊行。

 

 【15】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16】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中华书局1989年8月版。.

 

 【17】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

 

 【1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版。

 

 【19】汤先生与方行先生另合编有《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

 

【整理者附识：进行本次访谈的上一年，汤志钧先生刚刚度过九十寿诞，我们谨以此文贺汤先生身体康健，福寿连绵！又，汤先生的哲嗣，也是我们尊敬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辈同事汤仁泽老师参与了这次访谈，并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本访谈整理稿已经汤先生审定。对汤先生生平与著述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参阅以下两篇汤先生本人所作的自述性文章：《我的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人と学問 家系、研究、そして著述[含 湯志鈞主要論著目録]》（上下），小野泰教譯，《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5-26号，（日本東京大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10年7月、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