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正在变得越来越热，甚至有媒体宣称我们正进入一个“口述历史时代”。

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原《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说：“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对国和家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而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

11月中旬，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这是“历史嘉年华2014”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单元。对于中国民间历史记录者来说，也是他们首次聚在一起交流。

由新历史合作社发起的“历史嘉年华”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这次唐建光将活动的场所定在了深圳的书店、图书馆、美术馆。相比以前，这些场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放空间。唐建光希望公众可以直接参与，无论是为了何种原因进入这里，驻足聆听或者回头一瞥就是对公众历史记录的一次参与。

口述历史与历史的多元呈现

“这些年很多人在做民间口述史，但是有多少人，这些人是谁、在哪儿，都不知道。”唐建光提及今年报名参加“历史嘉年华”的171位民间口述史者，颇感惊喜，“上到86岁的志愿军老兵，下到1991年出生的‘90后’，这之中既有高校师生、历史研究者、也有家谱传记这样的商业机构，草根参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早在1990年代，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口述史研究学者雷颐就提出，“历史，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历史”。然而，这些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回响，直到近三四年，口述史才逐渐热起来。雷颐开始常常接到与口述史相关的活动邀请，参加会议或者当评委，去演讲，做学术交流。

“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是由少数人书写的，记述的多是英雄豪杰的历史，大量的普通人怎么生活，却是史学家没有精力关注的。其实国家的一个政策、一段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最直接的影响，但这个史书上一般都不会写。我一直希望老百姓能够写自己的历史，现在个人史、口述史开始流行起来，这是个好现象。”雷颐说。

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将历史的主题从帝王将相转至黎民百姓，记录的主体也由历史学家、学者更多地向民间记录者倾斜。

是否学院派的更专业、更可信，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认为，其实无需人为扩大专业史学与民间历史的区别。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有被遮蔽、被隐藏的部分，如何让民间与学院历史记录者合作的、综合的历史，呈现得更加完整全面才是关键。

“合作，虽然并不一定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不同群体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关注，却让还原历史真相多了一份可能。”杨祥银说，“过去我们认为只存在一种关于某一历史活动的历史表述，但是经由不同主体所呈现的口述历史却为我们描述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历史图景。”

关于历史，“90后”有话说

“历史嘉年华2014”系列主题活动中，探讨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网络时代的传播，历史产业化、商品化这样的主题让记录者兴趣盎然，但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一群“90后”的参与。这次主办方给了这些远离历史的“90后”一个舞台，“关于历史，‘90后’有话说”。

在唐建光的概念里，以前口述史关注的多是家国情怀或者个人际遇，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出书或者进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参与者。“我们以为‘90后’不关心这些沉重、枯燥的历史，但是却有一群年轻人不仅关注历史，而且有强烈的热情，让人意外的是，因为没有个人经历的限制，他们的角度、视野反而更加奇特。”

以前的历史研究是一件相对枯燥而严肃的事情，但是这些“90后”的年轻人则是出于兴趣，并把这些事情做的很有趣。他们用动漫的形式，用新潮的语言，正符合了历史嘉年华“有关、有用、有趣”的主张。

这次“历史嘉年华”最年轻的参与者是1991年出生的周渝。他撰写的新书《卫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录》则刚刚上市。从汉服复兴到关注黔籍抗战老兵，他说做这些事情开始是兴趣，后来是责任。

关注黔籍抗战老兵也许跟周渝是贵州人有关，而同为“90后”的青岛小伙邹德怀关注的话题——红色高棉，则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毫无关联。

本科学视觉传达专业的邹德怀虽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但他并不打算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自幼喜欢历史的他，一毕业就通过微博向唐建光推荐了自己，他要做历史。虽然做的是美术图片编辑，但是无论是当初在《看历史》杂志，还是在凤凰网历史频道工作，总和历史脱不了关系。

邹德怀去柬埔寨旅行时偶然看到红色高棉的相关资料。2012年11月，邹德怀再次回到柬埔寨，跟朋友自驾游一个月寻找红色高棉时代的经历者。

而作为“90后”，思维活跃是他的优势，“为了解决采访过程中的困难，我常常会想一些看起来很扯的点子，但是哪怕是‘旁门左道’，我也会想尽办法实现”。他曾经为了采访一位当地的将军，邹德怀动用了在柬埔寨的所有人脉。

这个从小喜欢听故事的年轻人说，刚开始，这些受访人的经历就如同一个一个故事，满足的是他的好奇心，然而采访的人越多，他深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责任也越大。于是他自费跑遍东南亚，挖掘红色高棉时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里的沉重，讲述人的眼泪、伤痛也促使着他的成长。

“以前的历史，人们总是被动的接受。而当下，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就自己去挖掘、去发现”。唐建光说。

“记忆的不可靠性”是一种财富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多年来思考的问题。在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上，他演讲的主题也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口述历史并不是受访者讲述，采访者录音、录像这么简单。

左玉河说，历史真实和历史记忆之间有一堵墙，在历史的记忆和呈现、叙述中间有记忆的因素，同时还有社会的利害因素，叙述者有很多东西不愿意讲，或者隐瞒，或者夸大，这就在真实之间搭了一堵墙。

口述史访谈的是个人经历、个人记忆，史学家们需要把握其叙述背后广阔的背景、结构及进程，才能赋予这些访谈以历史的意义，否则只会是一堆无意义的记忆片段。但是目前民间历史记录者在通过文献资料，其他人的口述相互佐证、校对采访内容真实性方面做得还比较差。

虽然这些民间记录者对于口述历史的基本常识、理论方法还有欠缺，但是这些没有财团资助，凭借自己的兴趣、责任感去记录、抢救历史的人，仍旧让左玉河感动。“还是鼓励大家先做，一些老兵、战争的受害者、慰安妇都已经是耋耄之年，很多人一走想做都做不了。”左玉河说。

“关爱抗战老兵”项目的薛刚就不无感慨地谈道：“我们在走访抗战老兵时，许多老兵谈了非常多的珍贵故事和史料，但等我们协调出时间第二次访问他们时，有些老兵已经过世了……”

口述史是有时间性的，随着见证人的去世，很多东西就成了谜案。左玉河也有他对民间记录者的期待，第一，是先做；第二，是要规范地做，要尽量追求真实；第三，最好能达成一个既追求历史真实，还原历史原貌，同时还有效益的双赢局面。

口述史作为文献资料研究的补充，始终饱受真实性的质疑，当文献和口述放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天然地认为文献的可靠性比口述史强。然而杨祥银却认为，任何历史的书写，呈现出来的都是历史的某一个面向，“我们在利用一些文献做研究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档案的不可靠性。档案并不是历史发生了就有客观的记录保留下来，档案也是人工物品，是最初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一个记录”。

从19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时，无论他们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的扭曲。

杨祥银介绍说，从19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

以路易莎•帕萨里尼、约翰•博德纳、迈克尔•弗里斯科等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若干年后讲述过去的事情，对于叙述者来说还包含着多年来，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的重新反思和审视。

正因为如此，这些口述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即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

口述史中的契约精神

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民间历史记录中，还有一个很多民间历史记录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

据杨祥银介绍，一般而言，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隐私权侵犯、法律授权协议书、对于口述历史资料设限的法律挑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机制、口述历史资料网络传播与使用的法律风险，以及口述历史资料能否作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合法证据。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虽然是从美国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人情社会的背景之下，美国先签订版权协议再开始访谈的顺序并不可行。“如果访谈之前就拿出要签订的法律文书，多半这次访谈也就不会有下文了”。左玉河无奈地说。

左玉河也曾想严格地按照先签协议后做访谈的规程行事，但是结果多半以失败告终。只能先从建立感情开始，等访谈结束，关系变得融洽，再把协议拿出来。协议确保受访者讲述的是真实的、访谈者记录的也是真实的，如果可能的话，也要签订授权书，写明最终版权归属、出版时间等内容。

但并不是每次受访者都愿意签署授权书，“签字画押”对受访的老人来说，多少有些压力，老人不愿签，左玉河也就作罢。专业的历史学家尚且面临这样的困难，民间记录者签订协议的比例更不容乐观。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但是随着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版权意识也同样增强，随之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会接踵而来。也许当时口头协议之下，受访者愿意将版权转让给访谈者。但是左玉河提醒到，如果多年之后，当事人去世，子女要求版权，那么当初彼此友好的口头承诺，就会变成引起纠纷的源头。

虽然国内还没有公开报道过因为口述史版权引起的纠纷，但杨祥银坦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朋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本来是跟老人做采访，但之后老人的孩子介入，要求分版税。其实很多学者做历史研究是自己的业余行为，并没有资助，书卖得不好甚至还要自己拿钱出版。最后这些书的出版计划只能搁置，或者有一些人选择私了”。杨祥银说。

左玉河表示，人情社会、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培养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