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现场

2015年6月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了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荣休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近代史党委书记周溯源同志主持。本所近五十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已经80高龄的刘志琴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北京大学的臧运祜教授也特地从学校赶过来参加会议。

耿云志先生作报告

周溯源书记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首先请耿云志先生作报告。耿先生回顾了他51年的学术生涯。耿云志先生说，我是1948年下半年入学，到今年是67年。一路走来，一直是在“瓜菜代”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即是在基本条件不大具备的情况下生活和工作。我1948年入小学，那算是一个中心小学，但校舍不够，教员不够，需要采取复式教学，加上学校在辽河下游，比较偏僻，学习的空气不太浓，所以我小学时期的求学环境不是很好。我入中学那年，海城县扩大中学教育规模，在一中、二中、三中之外，新建了四中。由于突然增加了一所中学，教师显然又不够。我上的是海城三中，入学后，我发现很多老师是从小学调来的，有一些老师是海城三中当年毕业的学生。这是很典型的“瓜菜代”。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我转到了本溪三中。这所中学校内纪律不好，所幸我那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很好，她出身于中药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年年都是特优生，升高中时，被保送到本溪第一中学。这个中学本没有高中，因为扩大招生，才有了高中，当时叫戴帽高中。所以说，我读的高中，也是一个不太具备办学条件的高中，仍然是“瓜菜代”。后来考大学，我希望上北京大学，但因为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原因，我没有考取北大，最后就考到辽宁大学。我在辽大求学时，哲学系的师资比较匮乏，所以说又是“瓜菜代”。1964年大学毕业时，中宣部委托近代史所搞一个理论小组，黎澍先生到全国各地挑人。我在辽宁大学哲学系算得上是“白专”典型，在很讲政治的年代，我的辅导员推荐了我。经过考察，我被选中，这样我就到了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是全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这不能说是“瓜菜代”了。但我们的工作条件仍然没有摆脱“瓜菜代”，到现在我连一个起码合格的书房都没有。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工作条件一直都是“瓜菜代”的水平。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为什么没有气馁，还努力做好工作呢？我想主要是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人生目标。一个人生活有目标，就会有动力；没有目标，顺水漂流，就很难说会走向何处。目标怎么确定？章学诚说过：“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为之。”我文学、哲学、理论方面的基础还比较好，历史也不算太外行，但是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际，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以学问为人生方向，从政、经商，都不适合于我。有了奋斗目标，就要储备能力。我认为，做学问有两种能力是不可缺的。第一是文字表达能力，再一个就是思想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是做任何工作的基础，这是中小学阶段应当解决的。过去说读书人出口成章，我再加一句落笔成文。良好的文字功夫是做好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思想能力要靠自己有意识地去训练、培养，训练的方法就是，要自觉地去读一些理论的书、哲学的书，有意识的去多思考问题。思想能力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综合概括能力，一个是分析能力。我的分析能力主要通过读书，读哲学著作与理论著作逐步养成的。现在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时髦了，这是不明白学问为何的人讲的话。学问没有时髦不时髦的问题，一切学问，一切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的工具，运用好了，你的能力就会增强。马克思的《资本论》像层层剥笋似的揭露问题的真相，非常精彩，非常了不起。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也读，但我觉得就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言，大多都不如马克思。再一个综合概括的能力，这也从我小时候有意识培养的。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有时事课，班主任要求我给大家读报，读什么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就选报纸，确定读哪些东西，读后我重述要点，同学们记下我说的要点。后来学期终了，全校开展时事测验，我们班的成绩最好。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有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好像很有用。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综合概括的能力，能把主要的东西概括出来。我的这种能力也是后来在读书过程中逐渐提高的。除了上面说的两种能力以外，我想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养成全神贯注的做一件事的习惯。我很欣赏苏东坡的一句话，“作一意求而得之”。我不是学历史的，进入历史学研究的门槛很晚，做历史研究能有一点成绩，善于把握中心、全神贯注地做事的习惯给我的帮助很大。

对于自己的学问人生，耿先生说，我做学问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43年。我是1964年8月到近代史所报到，但直到1972年民国史研究室成立，才开始进入研究。这43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清末立宪运动研究。到七十年代末期，李新挑选我们四个人写民国史第一卷。这第一卷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史，讲中华民国是怎么来的。此前大陆学界写的辛亥革命史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史，对立宪运动、立宪派，学界则一直全面否定，认为立宪派是反动派、反动力量，是保皇派，可以说只有批判，没有研究。李新知人善用，他将没有研究积累的立宪运动的研究任务分派给我这样一个那时对于辛亥革命史甚少了解的人。我接受任务后，从资料入手，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去查找、阅读原始资料。在扎实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我写的书稿，李新、黎澍二位先生看后都很满意，想不到我能做成这个样子。虽然我的观点完全是新的，与他们原来的观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能接受我的新观点。因为我有材料，有理论分析。我发表在1980年刚刚创立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关于立宪运动的第一篇文章（《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中国大陆第一篇正面肯定立宪运动、立宪派的文章，当时在学界震动很大。自那以后，学界对于立宪派、立宪运动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件事是胡适研究。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的文章，是1979年发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我研究胡适与民国史研究的启动直接相关。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胡适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假如没有民国史研究，我估计我不大会花这么大精力去研究胡适。民国史研究室成立后，李新说，咱们先从搞材料入手，分三摊，一是人物传，一是大事记，一是专题资料。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我是学哲学的，对思想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负责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传。我下决心研究胡适，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我只是给胡适写一篇小传。1975年，我断断续续花了10个月将胡适档案粗看了一遍，有些东西没有细看，但我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新的认识。但那时“文革”没有结束，我还不能将我研究成果写出来。1978年，李新先生提出希望我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胡适研究的论文。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但胡适能不能写，我心中实际上还是在犯嘀咕。1978年12月，在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广播后，我意识到做学问的环境肯定会大大改善，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但还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新认识写，只能写几个方面，主要就学术方面，肯定他的贡献，政治方面还是不敢动。即使如此，大家还是觉得这篇文章够大胆、够解放。我研究胡适不仅仅是弄清楚他有什么的思想主张，他在学术上有哪些贡献，而是想努力造成一种空气，即对于我们过去的历史要以研究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年来，人们对于胡适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共识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现在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选了胡适《四十自述》中关于母亲的那一章。这是了不得的变化。

第三件事是创立了近代史所的思想史研究室，领着思想史研究室的朋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家都挺认可。我的比较特别的贡献，是我提出了近代发展的两个基本趋势，即世界化与个性解放。世界化就是开放，个性解放就是解放人的创造力。过去习惯说五四给我们指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民主，一个科学。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民主与科学所指的范围比较有限，而且民主和科学不在同一个层面，而我所说的这两点，可以将我们所有的近代人物的思想主张都包括进去。开放就能学习别人的长处，也能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出去。封闭自己只能落后，人家前进多少都不知道。个性解放就能解放社会的活力，人民不把创造力发挥出来，国家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我领着思想史研究室做的课题，一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这是和胡绳先生有一次谈话时提出的，我当时对胡绳先生说，通过近些年的各种事件、风波，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很多模糊，有很多谬误，需要澄清一下，所以我想研究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胡绳说那很好啊。那时候我们院里刚刚开始设立重大课题制度，就把我这个项目列入院重大课题。这个项目于2002年结项，2003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又接着做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有人问，思想史研究室为什么不直接做思想研究，怎么要先做文化转型研究呢？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思想是文化里的核心，我们要想把思想弄得清楚一点，先要把外围的东西理出头绪。所以我先做文化研究，也不是做文化史研究，而是专讲文化转变的机制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做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目前来看研究进度堪称顺利。

最后，耿先生对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各位同事，研究所的行政人员、人事处、科研处的各位同事以及各研究室的同事，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之情，并希望研究所的同事们珍惜近代史研究所良好的学术环境，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出好的成绩，并祝愿所有的同事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家庭幸福、前途似锦。

耿先生报告后，刘志琴、郑大华、雷颐、臧运祜、李学通、左玉河、邹小站、刘巍等同志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大家对于耿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品格给了高度的评价，表达了对于耿先生的良好祝愿。

王建朗所长发言

最后，王建朗所长做了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耿先生的学术建树、治学方法以及他对于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并表达了对于耿先生的良好祝愿。他指出：耿云志先生的学术生涯给我们很多启迪，一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只要坚定信念，瞄准目标，抓住机会，奋勇前行，便能取得成绩；与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备受艰辛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难程度无法同日而语。二是学习和掌握做学问的方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充分地占有史料，力戒从观点到观点、为观点而组织材料的做法。王建朗指出，前辈学者严谨治学的精神、老实做人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所几代学人，形成我们所独特的所风，青年学者有责任将其传承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