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距1840年鸦片战争约50年前，英国对中国市场的垂涎和企图就已露端倪，可惜并没有引起虚骄自大的清王朝的重视和警觉，以致数十年后鸦片战争降临时，中国方面竟毫无防范，处处被动挨打，教训深刻。事情还要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说起，当时乾隆皇帝已是83岁高龄，当政也有58年。这年夏天，他正在距北京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消夏，手下人前来禀报，远道而来的由英国国王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已从北京启程，前来承德觐见。乾隆闻听，当即吩咐身边的宠臣、时任军机大臣和珅负责接洽，好生招待。

来者不善

远隔重洋的英国，为什么要专门派使团水陆兼程，辗转前来觐见，乾隆的兴致又为什么这样高。原来英国人自称是奉命来向乾隆帝补行恭祝80寿辰的，得知来自远方陌生国度的使者如此谦恭有礼，向来注重威仪天下的乾隆自然不无得意。殊不知，真应了一句俗语“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风尘仆仆前来求见的英国人名为祝寿，其实是另有打算的，这要从当时的中英贸易说起。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集团的反清斗争，清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逼迫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内迁50里，有越界者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又趋活跃，广州尤为突出。

广州很早以来，就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海禁”取消后，外国商人又纷至沓来，其中不少是英国人。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在广州正式开设商馆，负责对华贸易的拓展。它最初由随船来华的英国商人临时组建，设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和入口货物主管。1770年后，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来的代表取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此后通过武力先后强占了印度、新加坡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并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其商机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欧洲人品味中国茶的风尚。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且价廉物美，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喝茶要用茶具，中国的瓷器随之畅销。18世纪中叶时，不单是上流社会喜好品茶，一般平民也都喝茶，有专门的茶店，也有人沿街叫卖泡好的茶水。1784年英国首相皮特估计，约有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3磅茶叶。

除了茶叶，中国的瓷器体现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对于远洋商船来说，瓷器还具有压舱货的重要作用。由于它重量大，不怕受潮，装载在船的底舱，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又保证了商船的平稳航行。可以说瓷器、丝绸和茶叶，是当时中英间海运货物的最佳组合。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对华贸易为英国提供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东印度公司仅从茶叶贸易中就赚取了惊人的利润。

当时来华的英国商船，经马六甲海峡大多驶抵广州交易。据统计，从1685年“禁海”令解除，到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共计189艘，其中广州157艘，占总数的83%；厦门17艘，占9%；舟山15艘，占8%。其中1737年至1753年的16年间，英国商船全在广州锚泊。

随着中英贸易的推进和对中国了解的增多，英国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广州，而是向北延伸，并聚焦于更靠近茶、丝产地的浙江宁波。1755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直驶宁波，为首的英国人的汉语名字叫洪任辉，能说汉语，人称中国通。英国人的这种擅自举动，引起清政府的不满，遂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史称“一口通商”禁令。

清政府的举措，使旨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大为扫兴，也很不甘心。1759年，洪任辉受命乘船北上天津，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宁波通商，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英船竟然未经许可，径直驶抵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海口，令清政府很震惊。为平息事态，一面派人押解洪任辉从陆路返回广州，一面着手调查洪任辉的控告。不久，查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属实，革职处分，洪任辉则以违例别通海关罪，遣送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失望之余，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以祝寿的名义敲门

1787年，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但他在途中病死，没能到达中国。1792年，由东印度公司资助，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最后挑选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在内的百余人。在寻找中文翻译时，碰到了难题。当时在英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到广州后再找，也不合适，因为即使少数广州本地人懂得一些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商业买卖的对话，况且他们讲的粤语在北京也很少有人能听懂。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在欧洲大陆意大利的神学院里，有几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座神学院是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创办的，他早年曾来华传教，并一度担任康熙帝的宫廷画师。后因清廷限制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返回意大利，并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旨在培养中国籍的神甫，继续在华传教。

受马戛尔尼指派的使团秘书，顶风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直接来到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总算如愿以偿，找到了两位合适的中文翻译。他们是跟随外国传教士悄悄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学神学的，已经学成正准备回国。有趣的是，他们能讲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却不懂英语，好在马戛尔尼和使团的不少人粗通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彼此能够沟通。既然再无合适的人选，使团秘书就带了这两位中国人返回英国，与使团会合。

使团的船队，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配备有64门大炮，以此来华，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军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其中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使团动身前，为避免误会，英国政府特意派人在广州向两广总督正式递交文书，申明向乾隆帝补祝寿辰的来意，表示“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英王）陛下感到十分遗憾”，并说此次派出的“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准许并提供帮助（【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从天津到承德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启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驶抵天津。清政府事先已得到使团来华的禀告，乾隆帝对英国人谦敬有礼十分高兴，吩咐沿途官员好好招待。有此圣旨，这些官员自然不敢怠慢。当使团刚在塘沽海口锚泊，当地官员就带领7艘大号驳船送来丰盛的各类食品，其中包括20头牛，120头猪，100只鸡，100只鸭，160袋面粉，160袋大米，14箱馒头，10箱茶叶，1箱小米，10箱白米，10箱蜡烛，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22箱桃干，32箱蜜饯，22箱干果，22箱酱瓜，22箱咸菜，40篮冬瓜，1000个南瓜，40捆新鲜蔬菜，20担豌豆，3篓陶器。面对如此丰盛的馈赠，马戛尔尼惊呼：“供给之周至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 （【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后根本不用开口，大量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无不穷极奢侈，伺候之人亦能殷勤逾恒”（《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44页）。途中，使团成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物品，负责接待的官员立刻就去买来奉上，并无论如何不肯收钱，说是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如此慷慨殷勤，连马戛尔尼也觉察到其背后有花样，认为这些官员欺上瞒下，从中大饱了私囊。

到了北京后，马戛尔尼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又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俗称离宫，是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9月8日，使团抵达承德，由乾隆帝指定的和珅出面接待。围绕着觐见时的礼仪，双方产生分歧和争执。

觐见之礼的争执

清代礼仪继承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纲常伦理的等级关系。“天子”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为世界中央之国。其他各国，包括已经知道的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均被视为“蛮夷”或“边裔之国”。自然认为行三跪九叩之礼理所当然。据当时的记述，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臣在北京觐见顺治帝时，遵照“中国礼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汤开建等：《顺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王朝的正式交往》，《文史》2007年第1辑）。马戛尔尼则要求行单膝跪地礼。彼此争执不下，原定9月10日的觐见取消。乾隆帝甚至命令将英国人送回北京，由王大臣接见颁赏后，打发回国。马戛尔尼见势不妙，害怕一事无成，空手而归，赶忙求见和，表示愿遵清朝礼仪，行跪拜礼，事情方有转机。后经磋商，双方互有让步。据清宫档案记载，9月14日，为庆贺即将到来的乾隆帝的83岁寿辰，在避暑山庄草木葱郁的万树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方来宾。马戛尔尼也应邀出席，行了单膝跪地礼，并有机会与乾隆帝交谈。盛宴持续了约5个多小时，一旁还有武术、杂技和戏剧表演。

9月17日，是乾隆帝83岁生日。他在避暑山庄澹泊敬殿接受了王公大臣及英、缅使臣的祝贺，马戛尔尼依仪行了三跪九叩礼。可能是怕政府怪罪，他回国后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自己行了单膝跪地礼。以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在清宫档案和当时的私人著述以及英国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都反映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礼（李国荣主编：《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版，第132~133页）。

图穷匕首见

9月26日，马戛尔尼回到北京，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他不敢再耽搁，赶紧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三、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存放货物，且可居住商人。四、请于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再禁止。五、凡英国货物，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并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103至107页）。

乾隆帝闻讯，对英国公然提出在中国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大为震怒，严词回复，一概拒绝，并命令侍郎松筠等人于10月7日护送英国使团出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历时2个多月，马戛尔尼一行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和广东，于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9月5日返抵伦敦。

英国人此行虽未如愿，但也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他们仔细观察了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很是蔑视，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 （《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259页）。约半个世纪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被他不幸而言中。途经浙江时，他们设法获得了一些优质茶树苗，后来交由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试种。数十年后，这些在印度出产的茶叶已运销英国，并逐渐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茶叶的有力竞销者。

反观中国，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在承德时，马戛尔尼曾遇见清军重要将领福康安，为套近乎，主动介绍自己带来的卫士能演练欧洲新式武器，如有兴趣，可让他们当场演示。未料福康安反应十分冷淡，称：“看亦可，不看亦可。”末了还补上一句：“这火器操法， 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113页）。在参观英国礼品时，乾隆帝曾对一个有110门炮位、名为“君王”号的战舰模型有兴趣，并询问了有关战舰制造等问题，又观看了火炮的试射表演，但最后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认为它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这件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再也无人过问。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发现它们仍完好无损地堆在一边，便又重新运回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