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瑞德回忆说，1966年，他和费正清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建议，编写4卷本的《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要求需要。经过长达两年的等待，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体同意崔瑞德和费正清的建议书，并且指定让他们二人担任总编辑。而到这个时候，崔瑞德的野心发生了变化，他们准备编写6卷本的中国通史，费正清负责19、20世纪的中国史的后两卷，崔瑞德负责1800年的前4卷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一致认为，筹划的《剑桥中国史》必须经过编审，各部分之间在读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要求具体章节的编写者来接受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在崔瑞德的回忆中，为找到最合适的撰写人，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邀请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选人参加，在剑桥大学举办《剑桥中国史》的专门会议，审读提交的论文，并选出最合适的撰稿人。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电话，分散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撰写者们各自为政，因为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最终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剑桥《晚清史》、《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一、 因循、反思与修正：关于《剑》书中“冲击—回应模式”的讨论

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文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罗福惠（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是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由于该书的主要撰稿者多是西方人，其写作目的又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因而这部书的文化观无疑是西方的，它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描述，它关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作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的评判，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人的视角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完成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论著，虽然对西方史学界流行一时的“冲击—反应”模式作了某些修正，认为“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还是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但全书显然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照系，未曾摆脱这一基本模式。这一切，在“中国的历史读者”看来都是饶有兴味的。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或者是我们比较忽略的；它的一些见解，或者与我们不约而同，或者与我们大相径庭。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对我们有所裨益。

该书的论断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晚清史》似有忽视中国文化自身存在着走向近代的潜在因子的偏颇。（《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外学者的历史研究往往表现出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学者以实证研究为主，而国外学者则首先是构造一个研究框架，具体研究则是这一框架的产物。《剑桥中国史》也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从作者界定的三个层面的研究内容及其主题可知，本章采用的研究框架受到“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强烈影响，着重考察的是，面对各种外部“冲击”下的中国，如何“回应”种种挑战。这种研究框架的运用，也许与《剑桥中国史》总主编费正清先生的研究方法不无关系，因为费正清先生本人就曾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最早与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构造研究框架是国外学者的长处，可以提出明确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使读者较易抓住问题的重心。（《一种研究框架中的民国对外关系——评〈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2章》，《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茅家琦（南京大学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2、13册，重视专题研究的倾向十分明显。执笔的作者都是海外有关方面的资深专家学者，如费维恺、白吉尔、许华慈、易劳逸、巴斯蒂、陈志让、人江昭等。费正清在“导论”中写下了撰写这部书的指导思想。他主要写了“外来影响”，但又不主张简单的“冲击一反映”模式。他写了三个问题：第一，外来影响问题；第二，次要传统的沿海中国；第三，条约港口的混杂状况。他说：“我们对民国的新见解，必须来自多角度的考察。”在“总主编者序”中，费正清又说：“当前的一代西方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西方历史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研究的成果。”这段话说了这部书的长处：它重视资料，重视采用前人，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重视运用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孔祥吉（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等职）：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专门论述清王朝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委、如何处置一些涉外重大事件及解决边疆危机等问题。该章的作者明确提出：“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

由于作者搜集整理了许多国家的有关晚清对外关系的档案资料，对照研究，融会贯通，因此，对这一时期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列强对华外交政策了解得比较透彻，揭示得比较鲜明。譬如，作者在分析庚子事件后国际局势时，既考察了俄国人占领东三省所引起的国际关系戏剧性变化，又分析了英、日、美等国对华政策的不同立场。本章作者由于较为详尽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第一手外交史料，所以能把握全局、洞若观火，言简意赅地勾勒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围绕各自在华利益时分时合，纵横捭阖，搏击倾轧的历史画面。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的作者，“在大量中国宫廷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他们以清代历朝实录为主要线索，参酌了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和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同时还参考了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等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对嘉庆朝和道光朝的历史作了粗线条的勾画，着重探讨了嘉庆皇帝以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为主要内容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失败，揭示出人口的压力是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内容在中国学者看来都是颇具新意的。因为对嘉庆和道光两朝历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第3期）

二、冲突与融合：《剑》中的近现代传教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

冯天瑜、唐文权、罗福惠：对于体现西方文化冲击的传教士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晚清史》特别重视，列有专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予以论析。有关传教士在中国传布西学的情况，以往国内学者的著作中并非没有论及，但往往罗列史实；简单定性者多，钩玄提要从事宏观的文化考察者少。《晚清史》的作者则有所不同，笔墨主要倾注在传教活动的历史作用上。在“传教事业和旧制度”与“传教事业和新制度”两个标题下，作者具体剖析传教士与中国传统的旧制度旧文化以及与改革的新机运的复杂关系，把传教士置于十九世纪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大范围中考察，从而勾画出他们作为中国旧制度旧文化的破坏者和新制度新文化的推动者的群体形象。（《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李华兴（复旦大学教授）：《剑桥史》上卷第十一章，以整章篇幅专门论述了“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作者保罗·科恩教授劈头便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么，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作者回答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无论是抨击旧制度或者是建立新制度，“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应该说，这个简洁的论断有它深刻的一面，也有它偏颇的一面。说它深刻，是因为它着力揭示了传教与反传教斗争中隐含的文化冲突的性质，而这恰恰是国内许多学者以往在研究中忽视或回避之点。

显然，讳言中国近代史上传教与反传教斗争所隐含的文化冲突的性质，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把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仅仅归结为文化冲突，也有悖于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除了从历史事实出发，以科学态度恰如其分地阐明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剑桥史》作者徐中约教授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传教斗争，“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顾长声（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界已在重视有关传教士在华活动史的研究，保罗·柯文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的一章只是其中的一篇，是代表他个人对19世纪基督教在华活动史的一个概括性的简要论述。

在“传教事业”一节中，柯文用简单的笔触叙述了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条约与传教活动、传教机构和经费、传教方法和结果等方面的情况，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但他回避了传教士东来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直接有关的事实。在传教事业开创阶段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后仍然是如此，只是方式方法有所不同。柯文认为传教事业在开创阶段结束之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的提法是欠妥的。

柯文在“传教事业和新制度”一节叙述了传教士在1900年以前除传教外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情况，这些都是事实。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新思想、新东西在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起作用，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对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忧国忱民的知识分子震动很大。对于这种影响加以否定显然是错误的，但过分夸大传教士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似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由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而达到顶点”，由于传教士的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的提法是过分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兼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论述》，《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孔祥吉：通观全书可以看出，《晚清史》的作者们对于英、美、法等国的有关档案资料比较熟悉，运用比较自如，但是，在一些章节中，对中国的档案资料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是苛求《晚清史》的撰写者应该到北京来，考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汗牛充栋的原始档案资料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这本书撰写时，外国学者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地、充分地利用中国的历史档案。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对于已经刊印并且广为流传的档案资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该书第二章第六节是专门探讨义和团起义的，作者注意到了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京被围记》和许多关于义和团的研究著作，惟独没有注意到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于1959年编辑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第3期）

三、《剑》中的近现代中外关系：以中日关系为中心

陈晓东（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迫使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剑桥史》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解释为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一种“条约制度”。

如何评价南京条约，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该条约内容复杂，既有冲击清政有的闭关政策，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积极面，也有确立英国的殖民特权，满足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便于对中华民族实行强制同化的消极面。两者以何者为主？中国史学界当然认为以后者为主，《剑桥史》的作者则主张以前者为主。双方的立场、民族意识和历史观不同，产生看法上的分歧，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大家都不宜各执一端，而应虑及全体，尽量以客观事实为研究的出发点，如是方可认清南京条约的历史真貌。（《试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南京条约观》，《广州研究》1987年第6期）

刘望龄、唐文权、罗福惠：《晚清史》对于日本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重视，专辟一章予以论述，发表了不少很好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对于欧美列强在辛亥时期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语焉不详。研究辛亥革命，毕竟离不开对“外国与中国的关系”的深入了解，只有将其置入世界环境中加以考察，借助其对应面所提供的丰富充实的参照比较，才能更清楚地见其本来面目。辛亥革命是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表面上相对有所缓和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列强来说，义和团运动迫使它们暂时收起了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而它们相互之间为争夺权益彼此掣肘，又迫使它们必须调整对华政策，变“瓜分主义”为“保全主义”，将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改为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向纵深发展而形式又较“温和”的奴役方法。在革命党人方面，他们并未麻痹于这种表面的缓和，而是对帝国主义高唱的“保全主义”惕然于心，称之为“无形之瓜分”，“托保全之名，而行灭国之实”，斥之为“不劳兵而有人国”的“灭国新法”。正因为革命派始终坚持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他们才备受列强的胁迫。这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随即面临列强干涉的危险、以及列强支持袁世凯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由于《晚清史》疏于考察列强与中国革命的利害关系，这场革命的反帝性质自然就不易尽述了。（《新视角下的得与失——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关辛亥革命部分》，《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汪朝光：作者将本章论述的重点置于列强对华政策与行动及其相互关系在中外关系中的地位与影响方面，而又将中日关系作为这一层面讨论的重心。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变化极为迅速，在侵略中国的行动中，很快由小伙计成为带头羊。作者认为，“中国在共和革命前夕的国际地位，受到日本窜升至列强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收缩的深远影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巩固其帝国主义利益的机会”，使其最终完成了从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的转变。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已日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乃至首要因素，因此，作者将本章讨论的中心放在中日关系上无疑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安排。

不仅如此，作者是将中日关系放在当时国际大背景下考虑的，因为作者认为：“日本的侵略凸显出有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全部问题。”在作者笔下，中日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国际间题的折射与反映，从而使研究有了多视角的结构与厚重感。（《一种研究框架中的民国对外关系——评〈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2章》，《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四、《剑》中的国民党形象

傅佛果（Joshua A. Fogel）（美国汉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易劳逸（Lloyd Eastman）关于国民党（1927-1937年，1937-1945年）的十分精彩的两章，对一个易于激起强烈感情的问题进行了不无意义、通情达理的探讨。这两章的开关段落（见第116页、547页）均为文学简练的杰作。他勾画了一幅国民党政府极度无能、非常腐败、军队穷困不堪、滥用机会和钱财，政治上虚弱的画面。（《〈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1912-1949）第2分册》）

郭绪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该书之第二部第三章“南京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中的“国民党派系斗争”这一节所存在的问题。该章作者是易劳逸先生，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国际上知名的学者。该书中的这一章的主要优点在于如实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推行法西斯主义，指出了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违背时代潮流。该章中也如实地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仅是形式上的统一。该章的其他节中，能够较客观地概括几场战争的简况。但是，该章中的“国民党派系斗争”这一节，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重大的缺陷并有某些差错。

该书有关部分仅仅不完整、不系统地论述到片断的派系斗争现象，根本没有揭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征和原因，亦未阐述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作用及影响。（《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之我见──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三章中之〈国民党派系斗争〉》，《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

五、《剑》书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及农民运动的论述：从总体到细节的考察

傅佛果（Joshua A. Fogel）：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撰写的一章，是书中唯一利用中国档案文献的章节，这章的目的在于戳穿有关农村集体行动的性质的若干神话。他指出，毫不奇怪，农民运动几乎并未显示出什么阶级意识，它攻击的上层目标往往是官吏而非地主，表现出一种“狭隘的”鼓吹公有的特性，而且总是处于守势，缺乏全面的社会眼光：“引起骚动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或天灾人祸（而非出于追求进步的要求或期望）。”比安科还对彭湃在广东所作的组织农民的艰难尝试进行了长篇大论的透彻分析，以此说明共产党人要想控制农民的行动是多么艰难。他不同意农村的贫困必然导致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说法，并恰如其分地称这种说法为“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地域决定论”。共产党人尽管真诚地关心农村的贫困，却成功地把农民骚动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有力。”

鉴于陈志让在撰写第12卷那简短的一章时未利用新近可得到的有关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量资料，在这一卷中他对中共党史作了大为充实的论述。他对军事史的论述和对各红色根据地之间关系的论述尤为出色，全篇阐释得显明透彻，而且没有过分的学术腔。读者定会注意到，对于张国焘与毛的争吵，他对张缺乏同情。在分析中共的活动时，还多少带有讨厌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使用中共术语的倾向：如群众路线，阶级分析，“白区”等等。（《〈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1912-1949）第2分册》）

张廷友（牡丹江师范学院政法系教授）、唐纯良（黑龙江泰来人，历史学者）：由于参加编写此书的人较多，因而各章情况不尽一致，特别是有的史料未经核实便引以为据。其中有关李立三的父亲之死的一则“史料”就是完全错误的，是此书失真的典型例子之一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28页说:“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酸陵县的农民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该书附注说明这一材料来自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一书，并加评论说:“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

《剑桥中华民国史》所征引的、说明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的这则例证，完全是张国焘晚年写回忆录时制造的谣言。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字镜蓉）根本就不是地主，更不是土豪劣绅，而是晚清秀才，醴陵县渌江中学的教书先生。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张国焘有关李立三父亲被湖南农运处死之说纯系谣言。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不经核实就引用张国焘这一无中生有的回忆材料，显然缺乏严肃谨慎的态度，从而降低了该书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及学术价值。（《对〈剑桥中华民国史〉一则史料的订正》，《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六、《剑》中的知识分子：从晚清到民国的考察

冯天瑜、唐文权、罗福惠：《晚清史》的作者都是对中国问题研究有素的著名学者，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在当代西方无疑是第一流的。但是，也许因为置身域外，研究和撰述难免受到种种条件限制。所以在域内的学者读来，该书对中国文化有时尚似有所隔膜。

这种隔膜的表现在于对作为中国近代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如对于何启、胡礼垣这些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作者似因比较同情欣赏而估价较高。其实，他们所著的《新政真诠》内容虽然激进，却因作者西方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中国国情相去较远，其著作流布局限于几个通商口岸，影响也就比较有限。另外，该书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曾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作过一个总体的归类。作者把他们一律归入与“平民百姓”对立的“特权阶级”。

还要指出一点，《晚清史》对近代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析似有前详后略的倾向。如对于早期经世派集团、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论述得相当深入，可谓用笔淋漓酣畅。但对二十世纪初即清末最后十年的文化现象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则相对显得薄弱，用笔偏枯，作者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不多几人，并且缺乏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分析。（《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傅佛果（Joshua A. Fogel）：由玛丽·兰金（Mary Rankin）和两位编者费正清及费维凯执笔的绪言疑问颇多。论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骚动”的几段，本该写得更好。例如：“把‘科学’视为现代化的钥匙这种新信念，加上留学海外，专职人员专业化，以及大学独立自主（这些问题是怎么联系起来的？），使得对于国家在近代世界中的成功十分必要的学术界的兴起成为可能。”这里没有说明对“科学”（为什么加引号？）的信念是如何促进“国家的成功”的。该段接下去又断言：“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受到无数自由的、浪漫的、新传统的和其他种种学说的吸引（没有作任何解释或说明）；他们结社并出版刊物阐扬他们的观点。”这是新事物吗？这在中国具有独特性吗？（《〈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1912-1949）第2分册》）

七、《剑》中的近现代中国文学史

傅佛果（Joshua A. Fogel）：李欧梵写的一章通篇畅抒己见，这在其他各方面都沉稳庄重的《剑桥中国史》中，显得清新颖异，令人耳目一新。李研究了由中国作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强调周扬的命令主义态度和鲁讯及其他人的抗拒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评论说，“虽然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使30年代初期的文坛喧嚣吵嚷，热闹非凡，但并未激发起巨大的文学创造力。”政治又一次成了主宰。（《〈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1912-1949）第2分册》）

史承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剑桥中华民国史》以近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上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可见编者对于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作者视野开阔，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国内文学工作者对在左的教条主义影响下的僵化的文学史模式感到厌倦和不满，呼唤“重写文学史”的时候翻译出版，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然而，正因为它是在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许多地方都只转引第二手资料，在史实上有不少疏忽失实之处，难以做到准确和翔实，影响了它作为史书的价值，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最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的介绍叙述中，也存在不少错误。对于五四文学创作，作者在叙述中也有错误。如冯沅君的《隔绝》，作者说是“描写了一对没有人生经验的浪漫情侣与家庭‘决裂’、离家出走后经受的种种考验和磨难”。其实他们并没有离家出走，而只是在北京读书，为争取恋爱自由以种种借口六年不归。当女主人公一旦归去，便被母亲软禁起来，逼她嫁给别人。男女主人公就这样被“隔绝”了。作品写的正是女主人公被软禁后给男主人公士轸的信——她在信中表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逃走的决心（而在其续篇《隔绝之后》中，写了他们的双双殉情）。而按照作者的介绍，则可能误会作品写的是他们“离家出走”后在社会上的遭遇了。这使人有“想当然”之感。（《〈剑桥中华民国史〉在文学史料方面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