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为祸华北东北数省达一年之久，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虽以签订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和多项惩罚性条款的“辛丑和约”了结，但它留下的后患，贻害连连，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诸多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职所。

刘坤一去世后，太后懿旨表彰他：“秉性公忠，才猷宏远，由诸生起家军旅，屡建功勋，洊历封圻，克勤厥职，简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十余年来，镇抚地方，军民爱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前年近畿之乱，该督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首“上谕”，文海出版社，1966）

保障东南，匡扶大局

清承明制，高度集权，朝廷不设宰相，皇帝独揽大权，以数位军机大臣参与要政，备询、筹策、传奏、拟旨而已，他们既无衙属，亦无治权，不能独立执行政务，内阁部院，外省督抚，均直接承命皇帝，军机处和内阁部院对督抚既无管辖权，又无节制权，即使参劾，是否处分也是由皇帝说了算。清初的总督多以将军充任，辖制一至数省，其职责为“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但偏重于军政，而巡抚则“宣布德意，抚安齐民”，偏重于民政。

洪杨之乱，朝廷军队不敌太平军，八旗劲旅，悉数瓦解，湘勇淮兵，异军突起，曾、李、左、刘等统兵大帅，平乱之后，洊历封疆，此时清朝统治，全赖湘淮军力维持，同光两朝，朝廷虽在近畿训练军队，有挽回外重内轻之意，然“诸侯”之势已然坐大，一时难以挽回。甲午战败，淮军大挫，李鸿章削职，但不久即出任两广总督，与湘军系的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清流系的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成为鼎立东南的支柱。

清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的直线距离都在五千公里以上，又被高山大河海洋荒漠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四亿五千万人混居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而行政区划承继元朝的行省制度，既不合理，又不均衡，大省小省，面积、人口、资源、贫富相差悬殊，朝廷也无力调剂，只能靠督抚各尽其责，维持生计。边省与内地，在国土安全上承受的压力更为悬殊，边省战争风险极高，对外交涉频繁，同样是保境安民，边省督抚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责任，远远大于内地督抚，政务烦剧程度，远胜于后者。

在交通落后、信息不畅的清代，天高皇帝远，督抚成了皇帝在各省行使统治权的最高代表，一遇匪祸民乱，外国入侵，朝廷无力抵御时，就要靠督抚自谋对策，自筹兵饷，剿匪平乱，对外交涉，以安定地方秩序，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度集权的帝制政体，一遇皇权式微，则诸侯崛起，已成定势，轻者挟王自治，重者藩镇割据，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庚子夏，京城沦陷，帝后逃亡，像刘、张这些既自保辖省又维护皇权的督抚，史上并不多见。按理说，刘坤一抗旨不遵，罪同大逆，事后朝廷不但不罚，反褒扬其“匡抚大局”之功，委曲之心，可见一斑。

事后，刘坤一致电荣禄，自陈心迹：“各国兵轮泊吴淞口常三十余号，且调防兵数千分屯上海租界，以至谣诼纷纭，谓将据我津要，以断西北接济。初议用兵牵制洋人，使不敢併力北向。既思洋轮忽来忽去，可合可分，而我无大支海军邀截，仅持陆路兵勇，不惟不能牵制洋人，且防不胜防，转为洋人牵制。是以商之香帅，钦遵相机审势力保疆土之旨，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章程，各不相犯，得以撑持至今。区区苦衷，知蒙鉴谅已。”（《刘坤一遗集》，“致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四，中华书局，1959，p2274）而朝廷年底将五月二十四日（下诏对各国宣战）至七月二十日（两宫出逃前一天）期间所发谕旨“查明矫擅妄传各旨，提出销除”，既是一种认错的姿态，也是对东南督抚抗旨自保行为的褒奖，近两个月的上谕竟公然宣布作废，帝后之尊严，朝廷之威信，尽委于地，其委曲难言之苦衷，昭于天下。

抵抗俄约，维护主权

庚子十二月初十朝廷下诏变法，命枢臣督抚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提交奏折，但直到辛丑五、六月，江、鄂两督才联衔会奏，响应变法，如此大事，一向好为先声的刘坤一、张之洞竟拖延半年，所为何情？原来，发生在辛丑春夏一桩事关国家主权的外交事件，牵涉了刘、张的精力，使其不能专心筹划新政。

19世纪，比起英、法、德、日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侵略，俄国在我东北和西北边疆的侵略更为野蛮，它利用一切机会吞食领土，扩张军事实力，攫取经济利益。甲午战后，俄国利用干涉日本还辽的机会，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1896年“中俄密约”），修建东清铁路，将东三省纳入其势力范围，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吞并东三省，使其成为远东的“黄俄罗斯”。

庚子春，义和团作乱京津，俄国顿感天赐良机，抢在各国与义和团交战之前，捷足先登，五月初十，俄外务大臣模拉维夫请俄皇派大军加入联军，以免他国及日本先派兵，第二天，四千俄兵自海参崴由海路运往天津。五月二十四，朝廷下诏向各国宣战，李鸿章、刘坤一担心东北出事，屡次致电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望其努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教堂和铁路，不给俄国侵华借口，但沈阳、辽阳等地的教堂和铁道还是受到民众的攻击。

七月初，俄国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派十多万军队兵分数路大举入侵东三省。在黑龙江，俄军遭遇清军的顽强抵抗，七月二十日，俄军陷雅克岭，统领保全战死；七月二十二，俄军陷北大岭，统领崇玉等战死；八月初六，俄军攻陷省城齐齐哈尔，将军寿山自杀；俄国阿穆尔总督宣布并黑龙江右岸地为俄领土。七、八月间，吉林之珲春、阿勒楚喀、宁古塔和省城，奉天之熊岳、营口、海城、牛庄，被俄攻占。闰八月初九，俄军陷沈阳，进抵山海关，盛京将军增祺退走义州，至此，俄军占领了东北全境。

八月初七，朝廷加派刘坤一、张之洞会同李鸿章商办和议，但直到闰八月十八，李鸿章才到北京。从七月二十日联军入京到李入京，已近两月，在此期间，俄军一直在加紧对东北的军事占领，等到正式开议，俄军占据东北已是既成事实，这样，议和就面临两项内容，一是与联军谈判，交涉赔款撤兵之事，一是与俄国谈判，交涉东北撤兵之事。刘坤一认为，俄国撤兵与联军撤兵本是一事，不能与俄国单独谈判交收东北事宜，更不能承认俄国占据东北后提出的各项要求。

十一月初，就在各国公使发布通牒，提出十二条和约大纲之时，传出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与俄国总督阿莱克息夫的代表于九月十八日在旅顺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的消息，“增阿暂章”允俄修建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管理，俄派员驻沈阳预闻紧要公事，并派兵助地方巡捕等九项条款，举国哗然。

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否认增祺与俄人所订的“增阿暂章”，命出使俄国大臣杨儒向俄外务部辨明，东北的吏治兵权均不失自主，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次日，杨儒与俄外务部大臣拉姆斯独夫会谈满洲问题，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俄又对满洲、蒙古及西北各省提出更多的要求，朝廷命杨儒与俄国缓议交还东三省之事。

晚清积弱，无力抗拒列强，洋务外交，多行以夷制夷，已成惯例，李鸿章亲俄，刘坤一张之洞亲英、日，在筹划东南互保时，他们立场相同，尚能互相支持，结为盟友，但一遇外交纠纷，难免龃龉，尤其事关国家主权，常要据理力争。

十二月十六日（1901.2.4），刘坤一致电奕劻、李鸿章，请废“增阿暂章”：“增祺与俄私立条款，实关中国安危大计。各国眈眈虎视，此次允和而不占疆土，因彼此猜忌，互相牵制；若允俄独得东三省政权、兵权，无异地为彼有，各国必将效尤，分裂之祸立见。近因报载此事，各国业已议论蜂起，谓俄所要索，中国若能坚持不允，俄虽横，各国决不直俄，俄亦未敢妄有举动。允之则是中国愿与，即曲不在俄，各国即不能不各图分据。是目前为中国计，力拒尚可望各国牵制，未必遽有失地之患；允之即逼成瓜分之局，势必名实俱亡。与其允而失中国，何如坚持勿允，虽弱犹可图存。此中利害，中堂必已鉴及，务望奏请将增祺拏问，并将私约作废。只能允其保护铁路一事，凡关涉自主之权，皆万不可允。一面密商各国公使以为钳制之计。日为唇齿，英德忌俄亦甚，皆可与商。危急存亡，事机万紧，惟赖中堂主持，万叩！”（《刘坤一遗集》，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寄盛宗丞”，pp2601-2602）

办理交涉，悉协机宜

十二月二十八日，俄国外务大臣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东三省交地约稿”：

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

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为止。

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

四、中国允铁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

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兵马巡捕，与俄商定数目。

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

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

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

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

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

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候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

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

拉姆斯独夫提出的“东三省交地约稿”，远远超出各国公使联合提出的议和条款范围，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辛丑年正月初五（1901.2.23），日本驻上海领事致电刘坤一，日、英、德、美、奥均不以中国另与俄国立约为然，盼以力拒以保大局，于满洲一事，意向相同，劝中国勿与别国另定让土及独享利益之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刘即转电西安行在，张之洞亦电奏行在，俄约万勿允许，请与各国从长密议。

因各国不满中俄交涉，刘、张又坚决反对，朝廷命奕劻、李鸿章统筹全局，与英、美、德、日各使相商，令各国代为劝阻。俄使格尔思见俄中谈判受到各国干涉，面诘李鸿章，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李鸿章则主张条款可由杨儒与俄人商谈，劝俄使勿性急。接连几日，俄使催迫李鸿章签订约款，俄国财政大臣微德也致电李鸿章，劝他从速核准交还满洲条款，否则将成久居，勿信英、日谗言。

正月十四，刘坤一致电“行在军机处”：今日英领面告，俄约宜勿画押；并面交一函，内称驻京使电：“近李中堂在京与俄国私订密约，内载奉天、黑龙江、吉林三省应归俄国驻兵管理，大有据为己有之意。复以蒙古、新疆、伊犁三处，坚约中国不得修造铁路，其吞食之心尤著。惟恐日内李中堂一行签押，则中国不特以上数地为俄所有，且此端一开，难保效尤，嗣此瓜分之势，中国甚足虑也。”（《刘坤一遗集》，p2603，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寄行在军机处”）朝廷命刘坤一、张之洞劝各国协力向俄说项。

李鸿章内外相逼，很是无奈，电请朝廷早定俄约，并告御状说，各国私议，全系日本从中唆弄，刘、张素暱日英，易为所动。朝廷两头为难，一面谕李鸿章以俄约中应行商改条款（六、七、八、十一、十二款）与俄交涉，一面致俄国国书，恳请体谅中国苦衷。

刘坤一、张之洞在对俄交涉问题上与李鸿章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函电交驰，互相诘辩，一直延续到辛丑年三月。刘、张巧妙利用英、日、德、美对俄国侵占东北的不满，把俄约条款明告各国，激化英、日等国与俄国的矛盾，终于迫使俄国让步，二月二十四日，俄外务大臣拉姆斯独夫向英、美、德三使声明，否认俄国向中国提出草约。三月初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电请朝廷，切饬李鸿章事事遵旨而行，免贻无穷之祸，以后遇有俄事往来各电，皆令知照江、鄂，以便与英、日密商，朝廷从之；另由荣禄致电奕劻，劝李鸿章勿过执己见。

江鄂会奏，新政奠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朝廷颁布新政上谕，着枢臣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道上谕虽限令督抚两个月内覆奏，但期限之内，督抚们并未覆奏，他们都在揣摩圣意，静观局变，以摸透这道突然颁布的变法上谕背后的真实意图，再谋应对之策。安徽巡抚王之春接到军机章京的密报，“奏覆变法，毋偏重西”，张之洞接到王电，顿起疑虑，所谓变法，即是“参酌中西政要”，改革现行弊制，不行西制，谈何变法？

为探明实情，他电询户部尚书鹿传霖：“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针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张之洞全集》，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506）鹿传霖回电解释道，变法诏书，是他与荣禄建议的，“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制，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作者注：荣禄）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张之洞从王电中略见端倪，圣意虽主变法，但碍于国情，多变西法，必授人以柄，遭到腐儒和保守官僚的阻挠，但不变西法，新政必流于形式，难见实效。张之洞力主“大变西法”，他认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想在覆奏中体现自己的主张，但又不愿独自承担政治责任，如果与东南各省督抚串通一气，统一口径，以联衔的形式公同覆奏，各自承担的政治风险将会小很多。

其实，联衔会奏也是刘坤一的主张，在覆奏一事上，他要谨慎得多，上谕刚一颁布，他就致电张之洞，希望张先拟一份大纲，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建议，以便各省参考。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电东南、西南督抚，主张联衔。联衔会奏得到了各省督抚的同意，但由谁执笔？各省督抚均推刘、张执笔，刘、张自知责无旁贷，但又互相谦让，难免要推让一番。

就在刘、张推让之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1901.4.21），朝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遥为参与，“将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评议，次第奏闻”。刘、张的身份又有了新的变化，不仅是议和大臣，又要承担起督办新政的重任，外交和内政，都要“遥为参与”，这种身份已不宜于其他督抚联衔会奏。

这时，袁世凯探得消息，致电刘、张，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似以单衔入奏为好，张之洞回电同意袁的意见，但希望他与江、鄂覆奏在主要内容上保持一致，以免歧见太多。刘坤一接袁电后即致电张之洞，他表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张亦同意。于是，刘、张联衔，五月二十七日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六月初四会奏《尊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六月初五会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此即“江鄂会奏变法三折”

“江鄂会奏变法三折”纵论古今，参比东西，分析时政弊端，指明改革方向，设计变法蓝图，规划施行次第，可以说，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的改革事项，都不出其范围。朝廷对江鄂会奏十分看重，视为新政纲领，这是因为庚子之后，刘、张已是朝廷倚靠的重臣，权重言威，中外仰赖，一如参与起草奏稿的沈曾植所言：“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扬州与南皮制军书》，《学术集林》卷三，“沈曾植未刊遗文（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p106）（文中日期皆为农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