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

张海鹏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著名史学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他用力最多、成就最著的在于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张海鹏教授是积极参与者，也是坚持“两个过程”论的代表人物。所谓“两个过程”论，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个著名论断的概括。

张海鹏教授对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也进行了发展。胡绳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后来这个概念成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他充分肯定了这个重要概念，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照我看来，从政治史或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撒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他认为，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问题。他提出，在吸纳胡绳的成果基础上，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从全局看应包括七次：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七次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2.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

以往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笼统地称为中国近现代史。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和挑战。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基础上，张海鹏教授提出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力图从宏观上建构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他把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六个时期：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864-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1901-1915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16-1937年，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1937-1945年，是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转折时期；1945-1949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

近年来，张海鹏教授又专门深入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通过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进一步明确了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他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

张海鹏教授认为，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主调，近代中国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生产力因素已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正在发生。主导中国两千年的儒家学说面对西方传入的思想政治学说（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学说），并无招架之力。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是主导方向，阶级斗争是次要方向。在这个时候，把阶级斗争当成主要方向，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

4.完善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完善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直是张海鹏教授的学术宏愿。经过多年准备积累，1998年，他主编了《中国近代史（1840-1949）》；2005年，他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和《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2000-2006年，他终于完成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

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对于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20世纪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从微观上再现近代中国的历史面目

张海鹏教授从微观上通过缜密的历史剖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张海鹏教授均有所涉及。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李秀成的文章，1981年又与同事朱东安等在《近代史研究》合作发表了《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关于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他用力甚多。他编辑出版了三巨册120万字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发表了《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等学术论文，澄清了若干有关武昌起义的重要史实。

他还做了有关皖南事变、中国留日学生、近代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孙中山思想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发表了《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论皖南事变之善后》、《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和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等。

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张海鹏教授再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细节，复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近代历史的角度关注现实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张海鹏教授认为，“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地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正是按照上述原则，他继承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家关注现实的传统，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关注现实问题，如中日关系问题、港澳问题、台湾问题。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是他关注的重要内容。近20余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地蓄意制造事端，如日本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文部省批准修改历史教科书等等，这些使中日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不时地发生波折。

对于此类事件，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张海鹏教授对中日关系的思考是冷静而理性的。他先后发表了《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永野茂门》一文和《警惕日本的动向》的发言，予以严词谴责。他还与步平共同主编了《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以详实的历史材料，论述了日本侵华的事实及其滔天罪行，揭露了所谓“教科书问题”的实质。1995年8月，他在中日友好协会主办的中日关系讨论会上做主题发言《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1997年12月，他在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2001年12月，他又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举办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演讲《全球化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关照》。在这些演讲中，张海鹏教授明确地表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责。他说：“我觉得，历史学者，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站在维护历史真实斗争的前列。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探索历史真实和在此基础上解说历史规律的学问。一切违反历史真实的谎言，在科学的、理性的研究中，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

2004年初，他在日本访问某大学一个多月中，除了在该大学做了中日关系历史的演讲，回国后发表了《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简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一文，研究并阐述了中日关系历史与现状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横亘在两国间，一个也未解决。

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拾人牙慧

张海鹏教授主张做学问要自学。他指导博士生，会给学生开列百十篇的优秀论文，让他们去读。他希望同学们通过读论文积累知识、了解学术源流，自己去体会那些优秀论文是怎么写成的，体会那些论文的框架结构，使用语言的能力，逻辑力量，如何组织材料，如何论证自己提出的论点。通过读论文，领悟做学问的真谛。只有在这方面作了认真领悟的人，在学问的道路上必定会有成就。

在专业研究上，张海鹏一直强调不能拾人牙慧，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一个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无著述，不能看成有学问。顶多只是熟悉典故，熟悉故事。只有用思想和逻辑，把典故和故事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史的进程，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辨识历史事件的真伪，指出历史人物对历史前进的作用，才能称为学问家。他不赞成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作风，认为孔夫子的“述而不作”反映了儒家的保守传统，只有打破这种传统，中国才能前进。

张海鹏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学者在宏观战略思考方面，确实还有欠缺。他提倡年轻的学者应该关注宏观问题、关注战略问题，培养对于宏观理论思考的兴趣。他认为，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要提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模式。青年学者应该有理论兴趣，如果大家都是钻进具体问题里去研究，就不容易突破了。要读大量的理论书籍，要认真思考。“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史学研究的未来也在于青年”

张海鹏教授认为，培养历史人才的投入不能太少，否则不利于年轻研究人员专心致志做学问。有稻粱之忧，他们就难免左顾右盼，到处兼职，急于发表文章。“历史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我们要创造一种氛围，让有志成才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坐冷板凳。在学术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能深入历史学的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

多年来，张海鹏教授一直在呼吁，希望能够重视培养一些战略思想家。这种战略思想家，就是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不通晓，特别是能够提出一些重大的战略思想。但是，大量的学者，还是应该成为“书呆子”，就是专门深入这种各样的专题当中，展开研究。这两种人，国家都是需要的。

“我感到现在青年学生不大愿意从事战略的研究，不愿意进行更为宏观的、理论性的思考。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讲，多少受到欧洲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大家可能对某个具体问题分析的很清楚，但却很少将它放到宏观战略层面上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方法不妥当。任何微观问题研究一定要和重大的理论框架，和重大的问题结合起来。微观问题不与宏观问题结合，不关照宏观问题，微观研究可能就会陷入碎片化。”

以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过往，张海鹏教授比常人更多一份练达：“年轻的朋友要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困难面前要善于自处，要善于向社会学习，要善于正确总结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要相信成功永远都垂青有准备的人！”

成就卓越 硕果累累

张海鹏教授1964年正式到中国近代史所工作。由于“文革”等原因，他在进所的前十三年几乎不能参加任何研究工作。据张海鹏教授自述，他真正做学术研究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他40岁被评为助理研究员，45岁才拥有副高职称。但是找到了唯物史观这把金钥匙，他的学术研究如同驶入高速公路。

1984年，他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出版，这是学术界较早的按过去学科体系框架编写的便于查找的工具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基础性工作。

同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轰动，在当时的背景下，被评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老一辈史学家开创的史学道路的坚定捍卫者。

自那以后，他一直思考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有关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研究阵地。20多年来，他探索着，追求着，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国内中国近代史学者中，他是发表这类文章最多的学者。

2005年，他与龚云合著出版的学术史专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被一些大学列为研究生参考书。

2005年，他集20年思考结晶的《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经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网上广泛传播。

张海鹏教授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些论文不仅在国内被广泛转载，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注意，在前苏联、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或者被评论，或者被转载。

加盟山大，领衔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张海鹏教授与山东大学的密切合作由来已久。义和团运动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是全世界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学术中心，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就设在山东大学。张海鹏教授长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与该会的路遥、苏位智、刘天路、胡卫清等山大老中青学者及广大师生，建立了长期而紧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情谊。

从2005年起，张海鹏教授开始担任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并招收博士研究生。自2011年起，又开始担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虽然身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国史学科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会长、马工程首席专家等众多要职，但自兼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以来，张海鹏教授仍对山大投入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定期来山大参加研究生的招生、毕业论文答辩、课程讲授等工作，每次来山大都要举办学术报告会、座谈会或工作交流，或面向本科生，或面向研究生，或面向青年教师，内容涉及知识的传授、治学方法的研讨，科研课题的设计及基金项目申报的指导等等，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不得不提的、也是对山东大学贡献最大的是成功促成了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联手申办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取得成功。

创办于190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由国际历史学会主持，每五年举办一届，被誉为史学界的“奥林匹克”，是一场世界历史学家的盛会。但自其成立以来，一直在欧美国家举办。

1995年，中国史学会曾提出承办2000年第19届大会的申请，但未获通过。2010年中国史学会决定再度提出承办申请。在张海鹏教授看来，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具有独特的文化地理优势，山东大学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素以文史见长，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广泛盛誉。因而他倡议由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联手申办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亲自致电山东大学有关单位和部门，确立了这一合作战略。此后，他更是亲自领衔并指导了各项申办筹备工作。例如，与国际史学会的联系、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各种协作会议、工作会议的召开、陈述文件的编纂、相关宣传视频和宣传画册的制作，申办代表团的组建，等等。

2010年8月2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最终以36票支持、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获得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举办权。这是该会成立100多年来，首次在中国也是首次在亚洲举办，其所蕴含的重大文化意义、学术意义与战略意义，毋庸赘言。此后，张先生又以满腔的热情全力以赴于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在其积极领导和督促下，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展中，并在诸多领域做好了充分准备工作。今年8月23日至29日，来自全世界70余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将齐聚泉城济南，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对山东大学的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直接而重大的意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张海鹏教授表示：“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天都在创新。”“只要我还能写作和思考，我都将继续以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历史学家的心声。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文章的内容。龚云《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重现近代中国的历史面目》，李细珠《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李细珠《永远的精神家园》，邹兆辰《追求历史的真谛：我的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