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勾结反共——蒋介石以妥协换列强相助

北伐时期，侵华列强软硬兼施，分化软化中国革命。英国的保守，日本的怀柔和威胁并用，美国的长远打算静观等待，手段各异，变化多端。

1927年3月24日凌晨，国民革命军江右军开始进入南京。7时占领全城。8时到17时，发生大规模对外国领馆、教会、学校、商店及侨民住宅的抢劫，史称宁案。从口音、服装、时间、规模等多方面判定为江右军赣、湘、粤籍士兵及下级军官所为。列强深感恐慌，集兵2万，军舰60艘于上海，保卫租界，威胁革命。同时，力争从内部破坏革命阵营，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等温和派动手反共。蒋介石也与列强勾结，加快政变步伐。蒋向日本领事矢田承诺：对共产党暴动行为，“一定要严加取缔”。日本向各国说明：蒋正处困境，若各国恃强硬压，正合共产派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护中国治安”，让蒋介石等有施展身手机会。同时，日本做好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准备。4月7日，日、英、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发出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宁案。11日，蒋介石的代表向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果然，不到10小时，蒋介石就发动了“清党”反共政变，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了。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蒋介石在北伐出师伊始，即信誓旦旦宣称：“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然而，外交是要靠实力的，并不在于辞令有多么庄严。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不可同时用两个拳头出击，既要打倒军阀，又能驱逐列强。

在北伐战争进程中，蒋介石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对内巩固中派与右派的联合，不断瓦解左派营垒，联络城市工商资本家并设法获取他们的资助；对外则保持对驻华外国机构的交往，不断通过其心腹向列强示以温和姿态，逐步取得列强的好感和信任，从而使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左派。以暂时妥协结束与列强之间的纷争，换取列强助其反共上台，原是蒋介石处理宁案交涉的底价。蒋氏以他特有的狡黠，在与中共破裂之前，就悟出此道，这正是他作为“中派”（实为右派）政治家的特征。

补白

“清党”杀人多少？

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2.6万多名共产党员被害。到1932年，被杀达100万人，内中工农群众居多，也有不少国民党内左派党员被杀。国民党由1927年的100万人，减至65万人。中共由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不少人脱党、退党或者叛党了。

《中国1927 谁主沉浮》一书中引用资料称，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之下的人数，高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人。但是，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中共固然备受打击，国民党自身损失也挺惨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风头、言词激进、喜欢与工人农民称兄道弟、没事起哄的、穿学生装的、头发喜欢往后梳的、形左实右的国民党人，也无辜受累，莫名其妙地掉了脑袋。陈立夫后来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武汉“分共”——鲍罗廷主持交枪，犯下“莫大错误”

四一二反共“清党”发生后，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武汉国民党人，只能控制湖北、湖南两省区。武汉国民政府因工农运动造成的经济危机，外交孤立，交通断绝，财政困难，使统战关系、军队与工农运动之间关系愈加紧张。湖北夏斗寅部、湖南许克祥部相继发动武装叛乱，绞杀工农群众，武汉政府岌岌可危。北京政府这时突袭苏联大使馆，捕杀李大钊等，抄获并公布苏联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在巨大压力下，武汉政府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峻局势，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谋求妥协，以求缓和危局。然而，莫斯科的斯大林为避免被反对派托洛茨基等落实“右倾妥协”政策失败的口实，异乎寻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激烈的革命方针，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没收土地；改造国民党中央；组建七万人的中共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等。而这一切，首先要经过武汉政府和汪精卫的批准。陈独秀说，如果依赖汪精卫武汉政府的根本路线不改，这些指示无异于空谈，是想在粪缸里洗澡，短期内无法执行。

斯大林的驻华代表罗易擅自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希望得到汪的谅解，加以推行，等于自投罗网。汪精卫提出一千五百万元的援助要求，而斯大林只允许付给二百万元。区区二百万元，怎么能够笼络住武汉政府旗下的各支部队呢？此时，汪精卫唯一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投向蒋介石，要求武汉政府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分离。湖南将领唐生智、何键等公开同情许克祥叛乱，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汪精卫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6月底，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把两千支枪交到国民政府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陈独秀后来承认这是“莫大的错误”。

7月8日，共产国际下令中共退出武汉政府，另外召开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于是，汪精卫把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公诸党内高层，确定“分共”，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终止。当然，国民革命并未因此结束，仍在继续进行，直到东北易帜。蒋介石依靠莫斯科的援助，有枪有钱，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共产党和苏联一起被蒋介石一脚踢开。

斯大林曾想送照片给蒋介石

在蒋介石即将叛变的时刻，斯大林为了表示其信任，曾想送照片给他。

照片在当时是一个奢侈品，中苏之间流行将自己的照片送给对方，以表示友好。如孙中山1920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波达波夫将军，1922年，吴佩孚曾经送照片给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此外，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共产党小组时，大量刊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在当时上海，经常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群众购买特别踊跃。

据《重话大革命》一书记载，蒋介石在1927年春天到上海后，准备叛变革命。斯大林为了拉住蒋介石，仍请在苏俄访问的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转送自己的照片给蒋介石，以表示对蒋的信任。因当时蒋介石的右派面目正在暴露，斯大林也担心万一蒋介石叛变了，自己会变得特别被动，他给照片的同时也对邵力子说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工人看到蒋介石手里的斯大林照片，自己不仅无法向中国同志解释，也给托洛茨基反对派留下口实。当年4月下旬，得知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邵力子在回国经过海参崴的时候，把斯大林的照片退回给了苏俄方面。

谁的失败——陈独秀当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国民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一些论者说它失败了；一些论者则认为失败的是莫斯科设计的不切实际的革命幻想，而非中国国民革命。莫斯科幻想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变国民革命为工农革命；变国民政府为亲苏政权；变减租减息为暴力夺取土地；变蒋介石为“雅各宾”党人，汪精卫为“左派领袖”等等。当莫斯科一厢情愿的瞎指挥，导致这些幻想破灭之时，斯大林便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反污中共是一个“大杂烩”。陈独秀成为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直到他百年之后仍然蒙羞。陈氏病逝第二年，即他被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十六年后，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才说出真话：“实践证明，即使是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七十年来，陈独秀的名字始终与中国大革命的成败相纠结，毁多于誉。斯大林的自白，终于可以还独秀先生以清白了。

斯大林和中共后来的一些领导人，把失败责任全部推给陈独秀后，很少有人反思，国共何以分手？中共自身有什么问题和教训？十年之后，刘少奇在列举1927年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工人运动、两湖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后，认定那是“左倾错误”。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存在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存在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应该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刘少奇的反思，虽然晚了十年，仍然不为某些领导人所看重。左倾错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发挥其巨大的破坏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