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8月4日至8日在四川成都召开。该会是“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继续。将“年代”视野引入近代中国的考察，是这一系列学术讨论会的创新。其初衷是，希望以“年代”替代“事件”作大致的分期，通过探讨较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变，以利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会通考察。[1]“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会议收到论文62篇，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和大陆的60余位学者与会，论文内容涉及19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

    本次会议政治史方面论文的比例虽有所下降，由“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中的独占半壁江山[2]，降至三分天下，但其一枝独秀的地位没有动摇。相关论文共有19篇，占论文总数的1/3。为了便于直观了解与会学者的研究重心及取向，现将政治史方面的论文列表如下（排列兼顾主题与时间顺序）：

    193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有三股相互角逐的政治势力：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处于在野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及根据地政权，还有以汪伪政权为代表的傀儡势力。从与会的论文看，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中国国民党史方面。从时间断线看，以抗战爆发前的中国政治为主。

    从国民党史研究方面看，与会论文明显偏重政治人物、事件及制度方面的研究，军事史研究非常薄弱，仅有一篇论文。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探讨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及效果。军事史论文的硕果仅存，显然与1930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不成比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学术大环境有关。[3]

    国民党派系之争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放送大学的山田辰雄探讨了从1927年7月武汉政府时期的国共分裂到1930年秋天北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崩溃为止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路线，并揭示了改组派的政治路线在中国政党政治过程的现代意义。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红民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的“事略稿本”为中心，来透视蒋介石笔下的“约法之争”。指出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对胡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运用台北“党史馆”庋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和“国史馆”珍藏的“蒋中正档案”中的《困勉记》、《省克记》和《事略稿本》等所辑录的“蒋介石日记”资料，重新梳理并说明了蒋介石下野与再起前前后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分化和重组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罗敏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了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贾维从组织和干部的角度，分析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过程，并以重庆、湖南、甘肃、浙江等4个支团作为实例，探讨这一演变的方式和特点，以进一步说明复兴社与三青团的关系。

    从与会论文看，国民党史的研究出现从政治人物、事件史转向制度史研究的趋势。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共7篇，其中关于中央制度的5篇，地方制度的2篇。

    关于中政会的研究，以往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惟大多着重于政治制度层面的讨论。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以中政会的历次工作报告及会议速记录等为基础，配合相关资料，从中政会的实际运作探讨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指出，由档案资料中所见的中央政治会议，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动态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下，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可能不是用“以党领政”或“以党统政”这一个概念，就可以清楚或完整说明的。要理解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除了由具体法规条文从事制度研究外，也应该以档案资料进行实际运作的理解，如此才能对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台北国史馆的王正华通过运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事略稿本》及《国防委员会条例及委员会名单》等原始档案材料，并结合惩处张学良和塘沽协定的签订等具体事例的讨论，勾勒出国防委员会的组织及运作情形。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柳镛泰通过考察民间社会集结抗日与民主民意的方式与结构，及民间社会的舆论与国民党的训政体制相互竞争与妥协过程中国民参政会的产生过程，揭示出国民会议式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史学月刊》编辑部的翁有为通过考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演变的过程，揭示其知识背景为，当时的缩省主张和当时流行的行政效率观念。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江沛、迟晓静系统考察了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的中西源流、基本理念，以及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基本形态的变异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王奇生选择战前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江苏为中心，探讨了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指出，战前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政权的触角则深入到了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然而在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日趋衰颓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强行向下扩张，不但未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托付支点，反而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舞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曹成建主要根据当时人的言论，对19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的原因和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并以所谓“剿匪”省份的河南、湖北省的县政概况为例，考察了1930年代中期县政改革的实践及其成效。

    要摆脱传统革命史观的窠臼，必须要依据客观的史料重新梳理中共党史上重大问题，与会学者在这一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次战略性的大转变：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运用大量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未刊原始档案资料，从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过程的视角，以怎样对待蒋介石和如何解决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为线索，揭示了抗战前夜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黄道炫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广昌战役的背景及过程的还原，加深了人们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在反“围剿”准备阶段的作战方针以“短促出击”战术为主，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军委的战争指导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臧运祜通过对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的解读，指出，这一日本绝密文书是日本诱降汪精卫的政府自白，“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韩国新罗大学的裴京汉以汪伪政权与新民会的关系为透视点，围绕汪伪政权的成立与华北的特殊性，阐述了汪精卫与日方的对立，新民会与东亚联盟间的矛盾与对立的现象，以及汪精卫及其追从者与日本当局及既成亲日政权间的权力斗争。同时揭示了以“政治上的独立”表现出来的汪精卫政权的建立构想，是如何得以进行，并只能必然导致失败的原因。

    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涉及1930年代中国的中央经济措施、地方经济情况，和农村经济三方面。

    日本信州大学的久保亨通过对30年代中国的财政与财政官僚的研究，指出，与民国初期北京政府的财政比较，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是相当稳定的。这与担任日常工作的技术财政官僚有很大关系。他们虽然与国民党的关系有浓淡的不同，但都是财经方面知识和经验相当丰富的技术官僚。他们的财政思想是重视国家财政的统一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郑会欣探讨了“统制经济”这一口号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学界和政界人物对此关注的不同热点，以及国民政府关于经济统制的实践。指出，战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经济的统制虽然未及全面实施，但却为抗战爆发后国家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进而实施全面统制经济作出了必要的准备，同时它更为加强国家对全国财经的全面掌控以及国家资本的进一步扩大与垄断奠定了基础。台北国史馆的卓遵宏对照《蒋中正总统档案》，来看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稳定法币的措施。认为，银钱南运、制订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和海外售银、维持汇率稳定等法币的应变措施，尚能因时因地制宜，稳定币值，控制金融市场，安定物价，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一股有力的力量。

    韩国大学的姜明喜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的公营体系与国防经济建设的研究，认为，阎锡山政权利用公营体系的统制经济方式，以政府来主导经济的全局，打开了筹集建设资金和保护、培育产业的艰难局面。废止私人资本的交易活动、以公营体系的名义实施强有力的统制，这些都是“非资本主义”指向的产物。韩国庆北大学的姜抮亚以1935年的汕头事件为中心，考察了广东省的地方关税，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地方商人与日本之间围绕地方关税所形成的复杂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虞和平通过对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农”改造模式的研究，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即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三农”改造模式。日本静冈大学的今井骏依据刘湘从刘文辉地盘中割取的（新）防区和前此刘湘的（旧）防区的有关统计资料，对于两防区所辖各县的田赋的“苛重”，用历史的观点进行数据统计的实证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嘉庆年间以耕地面积为基准而准备征收田赋，其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非课税的存在等因素，或者可以说四川省的田赋不是很重。

    外交史方面的论文，在兼顾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同时，注意一些非政府因素，如舆论、国民外交等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在陷入侵华泥沼后，为什么又在1941年12月对美开战，从而走上自速灭亡的道路？这一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在国际性的宏观考察视野下，以日本为主线，国民政府为副线，以美国为最重要的第三国因素，综合考察了中日两国在国际战略上的较量。指出，这一较量是连接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演讲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经多次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并且一度称之为“抗战到底”的“底”。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运用台北党史馆、国史馆珍藏的原始档案资料，揭示了蒋关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具体历史情境，和“抗战到底”之“底”的演变轨迹。

    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来自内部的掣肘因素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日本筑波大学的陈群元通过对日本外务省对黄郛北上的应对的考察，指出，日本外务省内部对华意见存有分歧，在中国现场的外交官们与在东京本省的内田外相分别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对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王纲领考察了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张永攀考察了1935-1940年英国对藏政策与中国西藏门、珞、察地区边界危机。指出，英国政府内部负责制定西藏政策的三个部门——英国印度事务、英国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经常各持己见，推行代表自身利益的路线。其“前进政策”与“遏制前进政策”形成了英国侵藏史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面，最终引发了1930年代伊始的中印边界东段危机。

    1938年10的武汉会战后，中国获得国际宣传方面的胜利，西方舆论改变了对中国负面悲观的看法，采纳了对于中国成功拖长战争之机会更为乐观的估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认为导致舆论改变的因素包括：国际情势的改变、中国方面的主动宣传、战事胜负、杰出的领导，或者日本方面的失误等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陈廷湘以《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为观察视角，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七七事变期间中间性舆论对中苏关系的认识演变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对苏联及中苏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政治意识中心到国家权益中心的重大转变。日本中央大学的土田哲夫，以美国国内民间团体“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ACNPJA）的活动为研究中心，探讨抗战初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张静通过对1925年至1933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的研究，指出其工作重心经历从国民外交向学术研究的转变。

    政治思想历来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重镇，近年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一趋势在本次会议中得到充分体现。本次会议思想史方面的论文，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齐头并进。

    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同时选取罗隆基为个案，探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1930年代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日本广岛大学的水羽信男通过考察1928年北伐完成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期罗隆基的言论活动，论述了1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主义潮流史中的政治作用。广州大学的刘志强考察了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敖光旭，通过对1920至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内在文化理路的阐释，揭示出构成现代学理要素的玄学和实证哲学之间的内在紧张，是促使其从文化保守主义转向文化激进主义的内在根本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贺渊探讨了新生命派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及其方法。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徐有威通过对力行社的《前途》杂志对意大利法西斯的介绍，分析了当时的力行社是如何看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

    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不仅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更为其注入了实证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以民国学界新、老关系为主线，探讨了老辈与民国学术的关系。指出，认识民国学界的老辈，可见学术发展，必有传承，虽然后人往往奢望截断众流，横空出世，毕竟不能凿空逞臆。而五四以后的学院化学术建设，不仅渊源于西学和清末的新学，仍然受固有学术文化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派与其他派系群体的关系，也不象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非敌即有，至少在整理国故方面，情况相当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文化派或许已经成为主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文化派的主流地位不免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是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幻象。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以《独立评论》的言论为考察中心，揭示了“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的关系。指出，透过《独立评论》的言说，一方可以看出，当“国难”发生后，知识阶层在学术教育的规划上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也成为准备“抗战”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学界在规划中国学术教育的“焦虑”，以及读书人自身角色认同的困境。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孙宏云，以抗战前清华政治学系为中心，围绕作为“移植之学”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究竟因缘何种系统与流派展开，“法”与“政”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纠葛，外来之学与本土化的关系，以及“学”与“术”的关系等四个层面，梳理并分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学派兴替与学科转向的大致脉络。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王东杰将陈寅恪放入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史的整体背景中，探讨了陈早期的学术理念、方法及转向。

    教育史方面的论文，涉及1930年代的教育理念、国民教育及根据地教育等方面。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的张太原通过还原1930年代的文实之争从广州一地发展到全国性政论的过程，揭示出论争背后隐含着的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之争。指出，借改革教育而从事政治目的，政治与教育相互纠缠，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要人政治动机的差异。四川师范大学田利军考察了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大讨论的具体情形。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天忠以“自小而大，自下而上”为主线，叙述了1930年代乡村教育派系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指出，乡村建设的内容，由与政治分离到“政教合一”，直至“管教养卫”四位一体，教育、政治、经济、军事“连锁”成片，从而为30年代末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以国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县制的出台，准备了民间思想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高华通过对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历史考察，指出根据地的教育是战时状态下的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

    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涉及展览会、茶馆和社会救济三方面。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洪振强通过对1928-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的研究，总结出此时期国货展览会的若干特征，并审视了这一时期国货展览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国货展览会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虽然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但其已经脱离了抵货运动奉行的经济绝交的消极策略，而是在正视中外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反差的基础上，受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追赶意识的催动，采取更加积极的对策，即主张通过发展自身来振兴民族经济，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这种民族主义具有更趋理性的价值取向。美国德州大学的王笛通过对成都人“吃讲茶”这一日常生活习俗的研究，探讨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指出，袍哥与茶馆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中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人们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而是通过“吃讲茶”的方式，依靠社会调解。从这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非官方的“民事法庭”。这样的民间调停活动已经成为社会自制的一个重要部分。韩国延世大学的朴敬石通过对1931年湖南省救济水灾过程的考察，着重分析了国府救灾会和湖南省当局的关系。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以“救济水灾”为目标而达成了协助关系，与政治和军事的对立无关。但双方在互相协助的同时，又有相互牵制的一面。 电影、音乐与旅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娱乐休闲方式，同样也可以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汪朝光通过对193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从成立到具体运作的个案研究，指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其电影政策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由于其党内右翼之推动压迫，而更趋保守与右倾的反映。西方学界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评价一者比较苛刻，认为其“教条有余，创造不足”。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何稼书（Joshua H. Howard）以聂耳日记为主，勾勒出革命音乐先驱者的聂耳在1930年代创作的生活。指出，聂耳的作品成功地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与西方的音乐技巧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艺术的新范式。因此，通过对聂耳的个案研究，为我们重新评价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韩国延世大学的白永瑞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人之香港旅行的考察，揭示了近代国人赴港旅行时所经历的“超越另一文化境界线”的文化经验世界的体验。 宗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四川师范大学的杨天宏依据四川、云南、上海等地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资料，采用白描的手法，重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历史。得出结论认为，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强化了中国基督教的农村意识，扩大了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同时也对我们认识基督教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不以变化发展的眼光审视，将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论。台北国史馆的侯坤宏通过对1930年代前后太虚法师和蒋介石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出当时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的王川探讨了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之间的关系。 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三位博士生的论文凸显了西方汉学研究的“问题”取向。Guannan Li通过对1929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杭州召开的西湖博览会的研究，独辟蹊径揭示出博览会对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空间的西湖的重新建构。Hsiao-pei Yen通过分析自然科学家对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战的态度，来探讨科学与国族建构以及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Ana Maria Candela通过对秘鲁华人移民史的回顾，以及1930年代因战争引发的太平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解读秘鲁华人的民族主义。指出，秘鲁华人的民族主义并非单一话语，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均有其不同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