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中外之际 通东西之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扫描

    中国是在世界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而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与外部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许多内政事务也都深受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与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相比，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更为国人所关注。

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出成绩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个起步较早的传统学科，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学科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以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纷纷出版。中国与美国、苏联（俄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各大国的双边关系也都各有多部专史著作面世，专题性著作的数目则多达百种以上，学术论文篇目不可尽数。可以说，对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认识更为丰富和厚实。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不自觉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因素。宏观的审视主要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收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两种视角的相争与共存构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统一体。

    在对列强的侵略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人们开始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伐（包括前进、后退和徘徊）进行总结，对种种失误进行反思。对于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方面，近年来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研究者在对列强获取不平等特权进行分析时便发现，清政府官员在这些重大权利的出让中亦有相当的责任。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甚至有时还引为得计。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形成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更为冷静和成熟的研究，自然会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数目，相当时期曾流行着共订立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说法。有研究者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指出《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书所收的1100多个约章并非都是条约，而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平等的。这一认识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由于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认识有异，研究者在不平等条约总数的认定上仍有争议，数目从三四百到七百多个不等。

    近几年来，对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颇受关注。人们过去常以“北洋政府”来称呼北京政府，其统治时期被视为腐败和混乱不堪的时期。但近年来研究者们注意到，北京政府的外交在前后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北京政府后期，其外交上很有作为。北京政府对不平等条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全面挑战，展开了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收回了一些失去的主权，并为国民政府后来的外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研究者的评判至今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未能形成共识。相比较而言，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则有颇多共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形成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热点，相关专著便有数十种之多。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人们在总体上对国民政府抗战前期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和抗战后期争取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在对政府外交深入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对体制外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关注。国民外交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如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都有专题研究面世。此外，中外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与互动，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了富有新意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便略显不足。外交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外交部门的职司及地位变化等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考察也比较薄弱，迄今尚无近代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

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可以预期，中外关系史学科内各研究领域的交叉渗透将日益加强。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一个列强起着主要作用），列强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制约。因此，任何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入都有赖于对多边关系的关注。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努力从事多边关系的研究。中美日关系、中美苏关系、中美英关系、中英日关系、中苏日关系以及更多边的综合关系都已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准确性大为提高，这一趋势无疑会进一步发展下去。

    跨学科的研究也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外关系史学科可说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它不仅涉及中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还广泛涉及到中外各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将中外关系的研究与各专门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展开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研究，将进一步拓宽学科发展的道路。

    一些薄弱环节的突破将大大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人们的研究兴趣将会向这些领域倾斜，逐步形成新的热点。外交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可望成为新的亮点，系统的外交思想史将迟早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将会面临更多的机遇。时代的发展会提出若干我们今天尚未认真注意的课题，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会不断发掘新的研究天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呈现出崭新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