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29期青年读书会，为所内学人导读涂尔干的重要社会史著作《教育思想的演进》。研讨活动由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主持，本所助理研究员池翔、彭鹏和王康担任与谈人。来自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约30名师生参与。
涂尔干的历史观
《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是涂尔干对其在1904-1905年于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内容的整理，相比于学界公认的涂尔干“四大名著”，该书此前受到的关注略少。渠敬东老师把涂尔干的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社会学领域内核心概念的奠基性作品，如公认的涂尔干“四大名著”，即《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另一类则是“带有具体的历史研究色彩”的著作，如《教育思想的演进》。渠老师表示，虽然该书不属于“涂尔干名著”，但要理解涂尔干，“不能缺少这本书”。
作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渠老师首先将《教育思想的演进》置于19世纪末社会学学科形成脉络中来考察。他指出，新兴的社会学不是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总体学问的尝试”。当时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鼻祖，都在关注和思考西方的整体性困境，试图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思想的根本性问题作总体的讨论，因而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总体的观察视角”，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这些“总体”视角下的社会史作品就成为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前身，为后来的历史学“年鉴学派”提供了思想资源。
据渠老师介绍，涂尔干在书中对“历史”的理解与我们所熟知的“实证史学”和“目的论”大相径庭，他主要以“多元历史方法”来解释“整体世界”的构造。涂尔干在探讨“教育思想”在历史中的演进时表示，“历史”不仅仅是既成的“历史事实”。虽然我们当下的社会是“历史”的结果，但“历史”的本质应该是“多元构造”、“多层次”和“开放的”，“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多种可能的未来”，历史研究者应该“在现在和过去的关联之间，探索历史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势和可能性”。
渠老师以邓小南老师的“祖宗之法”研究为例指出，历史研究者除希望还原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政治改革外，更希望探讨历史上某个时刻可能出现的其他契机，以及由此开创“别样历史”的可能性。
欧洲中世纪的“中等教育”与“社会”
《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的主题是“中等教育”。如果对应当下的教育体制，即是大学阶段的本科教育（college）。渠老师认为，本科教育，尤其是“liberal arts”，是培养“公民和未来成人”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涵盖对“人类完整文明体系的理解”，对于造就“完整的人”具有重大意义。
渠老师将《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涉及的1500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早期教会时期”“七至八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查理大帝时期”和“12至13世纪欧洲文明璀璨时期”。这四个阶段展示了“教育”演进和“社会”形成之间的紧密关联。根据涂尔干的研究，在早期教会时期，文明被摧毁，犹太教向西传播；“蛮族的淳朴性”和“东方底层宗教的淳朴性”得到有机结合，新欧洲人开始重新建立“团体的精神信仰”。渠老师表示，这个重新建立信仰的过程就是“现代教育”的原型，也是“社会”的起源。
到第二个阶段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现代的“心灵格局”“信仰格局”和“社会格局”开始奠定。奥古斯丁等枢纽性的思想者构筑上帝的存在基础，将神圣世界、世俗世界，甚至“污秽世界”统合在一个系统里，奠定了文明的“基本构造”。
第三个阶段“查理大帝时期”是欧洲开始迈向“现代性第一波”的顶峰时刻。奥古斯丁实现上帝之城的“精神统合”后，查理大帝统一欧洲，完成 “地上世界”统合。从此，统一的“天上精神世界”与统一的“地上世俗世界”彼此呼应。在“天地构型”的背景之下，查理大帝建立起庞大的大学体系，“大学教育”因此成为连接“天”“地”的枢纽，实现了帝国—教会—学术之间关联的新的“三位一体”。
至第四个时期12和13世纪，欧洲文明迎来最璀璨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阿伯拉尔等人，他们的任务是将“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完全融入人类世界。在“天地呼应”的背景下，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对于人类和欧洲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渠老师认为，早期教会时期，人类组织通过“教育”，形成 “共同的精神起源”，结成最早的“社会”；12世纪大学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开始趋向成熟；由于大学将现实构造的一切“知识”纳入范围，知识就成为信仰的“理性基础”，大学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开始用“理性”检验“信仰”，用“理性”统合“知识”。从此，大学开始较为完整地塑性西方的“现代世界”。
“大学”的奠基意义
在梳理完本书的结构和分期后，渠老师着重讨论涂尔干如何具体解释“大学”对“西方文明”的奠基。据渠老师总结，首先，大学奠基组织系统的基本结构，即法团。大学不是神职，而是“职业群体”；中世纪的大学始终与教会和皇室保持微妙的距离，开辟出了“皇室和教会之外的第三领域”。
其次，大学奠基“中等教育”，即书中提到的“艺学院”。艺学院培养拉丁文的读写能力和辩证法，这些内容构成 “人类知识的主体”。当时的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属于“职业学院”，没有“知识”上的地位。
第三，大学奠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即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渠老师表示，知识和学问的手艺“是带出来的”。
第四，大学产生“学位制度”。渠老师认为，学位制不是身份制或等级制，它是内部的垂直流动。这套制度最初诞生于大学和教会对于“执教权”的争夺，后来成为一套基本的仪式系统，师生得以通过这套仪式“触碰神圣存在”。
第五，大学奠定最早的liberal arts的课程体系，即“三科四艺”。“三科”是指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是指天文、算数、几何和音乐。
第六，大学设置最早的“学院”。这些学院最早由“同乡会”发展而成，是“知识的母体和载体”，学生的归属也在各个学院。渠老师指出，涂尔干所谓的“教育”，就是通过组织、仪式和“神圣存在”，将“个人的东西”和“人类共享的语言知识”统合在一起。因此，“教育”的演进，也就是“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
在导读的最后，渠老师还提及本书对于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的意义。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欧洲又出现一次文化上的“反动”，即“耶稣会运动”。渠老师强调，中国和西方最初的接触是通过“耶稣会士”，而非“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家”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耶稣会士直接塑造了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认知。因此，研究者必须注意到，耶稣会士带进中国的西方知识是“带有当时特别意义的知识和图景”，是欧洲文明演进的一个特殊片段。
导读结束后，现场的学人与渠老师就中等教育、中西交互等问题展开研讨。近代史研究所的池翔、延雨和冯淼讨论拉丁文的衰落和当代liberal arts教育危机。渠老师表示，思想和理论都有具体的情境，涂尔干关于liberal arts的探讨限定在13世纪，当时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涂尔干所描绘的中等教育是建立在拉丁语的文法基础之上的，但后来随着“民族语言”崛起，教育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王康和彭鹏就中世纪大学的跨国性和学院制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渠老师指出，在民族国家的形态出现以后，教育方式会不断演变，并与其文明系统所适应。赵妍杰等对浪漫主义运动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影响进行追问。渠老师表示，他正在写作的新书正好对西方浪漫派和中西交流等相关问题有所讨论，欢迎大家与他私下交流。
读书会从上午9点半持续到11点半，与会师生纷纷表示此次讨论深受启发。主持人吕文浩老师表示：这是青年读书会第二次讨论社会学思想史的著作，期待青年学人继续积极参与，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虽然历史学者阅读和理解这些著作面临不少困难，但青年工作小组和青年读书会邀请相关领域研究最好的学者担任导读工作，含有深意，希望引导青年学人领略社会学思想的魅力，为进一步的深入研读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