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
作者:彭春凌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页数:711页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是对全球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斯宾塞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中最值得注目的,除了严复《群学肄言》(即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外,就是由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并于1898年登载于《昌言报》的《斯宾塞尔文集》。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章太炎与严复推动社会进化学说叩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章太炎(1869-1936)早期代表作《訄书》、《儒术真论》的整个知识图景都受到《斯宾塞尔文集》的启发。
《斯宾塞尔文集》包含《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原篇名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是斯宾塞的代表作,是体现十九世纪中叶“进化”哲学本旨的经典文献。《礼仪与风尚》则属于二元性的作品,它汇通了斯宾塞的“进化”哲学和以“同等自由法则”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将《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与《礼仪与风尚》合观,可以较便捷地把握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的整体轮廓。而译作《斯宾塞尔文集》的笔述者章太炎,乃是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他参与翻译斯宾塞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愿“再造”斯宾塞的过程;他不仅是译者(传播者),更是斯氏学说的对话者、消费者与生产者。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站在观察中国传统文明朝向近代观念世界转型的角度,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
本书是以斯宾塞英文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以及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本书又简称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为基本的研究对象,汇集翻译史,中外近代思想经典文献的版本考证、跨文化研究,英文原典多种版本的校勘、翻译,中文古籍的整理、注释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
彭春凌,重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201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2014—2015),多次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2009—2010、2017、2019),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2019年秋季学期)。2020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近年来尤其关注近代儒教与国学、东亚地区及中英日三种语言圈之思想文化交流,以及章太炎、康有为与其周边思想人物等。出版有专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荣获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
一、斯宾塞百年汉译史中的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上):潮起憾生
二、斯宾塞百年汉译史中的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下):潮落憾存
第二章 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产:全球史视域下的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
中 编 《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与《论进境之理》的原译对照,原作重译及原译两种校注
下 编 《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与《论礼仪》的原译对照,原作重译及原译两种校注
从语言临界处走进两个思想时空
思想史的探究,始终伴随着与语言和意义的搏斗。关涉跨国、跨文化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则不仅要与多方的语言及其意义搏斗,还需要琢磨翻译所采用的语言符号新旧所指之间的意义纠葛。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文字训诂、文献考据、经典注疏出发,研治义理经训,是自清代以来中国学术最为优良的传统。戴震强调,通晓字词语义乃是学问的基础。《与是仲明论学书》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
章太炎是在清末的学术蜕分期,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2]。他1909年在致《国粹学报》的信中,将类似的意思作了形象的比喻,“盖学问以语言为本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3]虽然说,在经学解体的时代变迁中,真理(道)的载体已不再是“经”,而变为“周、秦诸子”,但叩开真理之门,仍需始于考究语言的意义。1935年,沈兼士发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沈兼士不仅在“鬼”字原意的解释上借鉴老师章太炎的说法,研究方法更与太炎一脉相承。沈兼士指出,探检字义之原,“须于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检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类”。[4]在文字的形音义之外,沈兼士将文献方面“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作为重要原则单独拎出来宣讲,又在理论上较太炎有进一步的推进。如果不局限于字原的探检,而将之推扩至书写表达中语义、文义的探索,沈兼士其实揭示了语境(context)对于解析文本(text)的价值。陈寅恪赞赏沈兼士这样的研究,当之无愧于“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5]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6]他本来是通过语言的边界意识来划定“可言说”与“不可言说”间的界限,从而冲击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其实就某一文化来说,语言同样承担了该文化所有能表达出来的事态和事实的命题之总和;语言中蕴含了所有的“物”与“物之序”。由此而言,语言天然地成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也就可以用来描述不同文明间最初碰撞的某种情态。
“临界”,指的是由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对于章太炎、严复这一代曾经完全浸淫在传统汉字文化所指涉的意义世界的知识人来讲,当他们突然要用经籍中的汉字符号来全面转换英语所指涉的那个近代观念世界时,语言就来到了两个意义世界的“临界处”。特别是,如《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这样的作品,用进化的观念统摄了从宇宙诞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现,到人的起源,社会形成,文明所有的门类——制度、科学、艺术等等由来演变的脉络。汉语笔述者章太炎几乎必须调动传统文献中与此相关的重要记述,来整合出一套家族相似、但符号的所指却不尽然相同的叙述。在斯宾塞作品的参照下,传统文献与语汇,无形中就从宇宙到社会森罗万象的层次上,被一个类似“进化”的思想框架,进行了观念世界的重新归类。而这种新的“物之序”,事实上正是章太炎以及中国知识界正在更革过程中的、新思想时空的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明来到了某种临界处,行将发生转变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可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价值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彰显。
从探究这段关键时期的跨国思想史,呈现斯宾塞与章太炎所在的两个思想时空出发,本著将斯宾塞的英文原著,笔者重新用现代汉语进行的翻译,以及对应的章太炎笔述译文,按照段落并置在一起,并且为原作、译作都作注释,拉扯出作品背后的文化网络,指明相关观念符码在著者、译者其他论著中弥漫性存在的状况,从而建立形式上、也同时是事实上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景观。
在落实这么一个想法的过程中,首先遭遇的问题却是,斯宾塞的思想时空定位在哪里?斯氏一生不断修改作品,每一次修改体现的都是当时的思想状态。只有确定《斯宾塞尔文集》所根据的原作底本,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捕捉”住章太炎所翻译、笔述的那一瞬的斯宾塞。进而,还需要在全球史的视域中,来理解《斯宾塞尔文集》著、译者所在的两个思想时空之间的勾连,从而为它们的并置和对话,搭建一个切实的大舞台。于是,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上编: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与全球史审视。
上编分两章论析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及如何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观察汉译《斯宾塞尔文集》。
第一章、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由于之前学界未将《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当作一个学术史问题来关注,故所据斯氏原作与太炎译著之真实底本相比,有或多或少的差缪。本章提取笔者逐句对读原典获得的核心证据,厘清了《斯宾塞尔文集》所含文章之数个原作版本的流变,明确了各版本的异同,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并侧重于就近代中国进化原理的多元来源、英国作为中国近代变革借镜的误差等问题,扼要分析了这一新发现对研讨章译《斯宾塞尔文集》及相关思想史问题的重要学术价值。
第二章、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产:全球史视域下的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在上一章明晰原作底本的前提下,本章力图展现审视《斯宾塞尔文集》的方法论视域。作为跨语际实践的结果,《斯宾塞尔文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能体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同时被“进步”的现代经验所裹挟的英、中两国的代表性知识人,跨越四十年的观念碰撞和心态牴牾。而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一个环节,《斯宾塞尔文集》位于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英国认知中国,与鸦片战后中国通过接触英国来认知世界,这两条接触线的交汇点上。此外,《时务报》“东文报译”的日译新词及其传播的世界知识,也影响《斯宾塞尔文集》的汉译。章太炎1902年东渡日本后,更经受了日译斯宾塞著作或反思斯宾塞浪潮的洗礼。全球史视域——这里具体指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乃是观察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及其后续知识效应时必要的方法论视域。
本书的中编是:《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与《论进境之理》的原译对照,原作重译及原译两种校注。下编则是:《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与《论礼仪》的原译对照,原作重译及原译两种校注。这两编的体例,在《凡例》中会有明确交代,此处不再赘述。这里想略加说明的是,将原作和译作的关联段落进行一一的对照,并且对它们都进行注释,在跨国思想史的研究上,所具备的方法论意义。
王充《论衡·超奇》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7]章太炎《国故论衡》的《文学总略》篇接过王充的话头,辨析了“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之文”所包含的体裁范围:“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8]在章太炎看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都只是鸿儒表达思想和学问所选用的部分文体而已,在它们之外,还有更上等的文体——经、传、解故、诸子。所谓“解故”,乃是汉儒注解经文的义例,包括“疏通其文义”的“故训”与“征引其事实”的“传说”两种体裁。[9]太炎《国故论衡》文学七篇就专列《明解故》上下两篇,来论析故训、传说之事。如果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畴,对引经据典的汉语古籍进行疏通文义、解说事实的注释,大体上而言,都可归入“解故”这一文体。
将注释或“解故”视为重要的、甚至是更上等的述学文体,在清代的注经家那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习惯了现代论说文的学者来说,会稍感有些陌生。论说和注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在探究意义世界的过程,发挥着不尽相同、不可相互取代的功能。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也有很深的体悟。作为天生的作家,本雅明最大的雄心却是“写一部完全由引语组成的著作”。“引语”为论点提供例证,其实相当于注解。著作完全由引语组成,背后蕴藏着本雅明对于建构文本以及保存一种新的研究意图的设计,即要“通过钻孔而不是开凿来探察语言和思想的深层”,从而“避免追根溯源或系统化的解释”。[10]换言之,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方式,现在习以为常的论说文,在处理历史对象时,姿态往往更加咄咄逼人。为了清晰传达论者的意图,因果逻辑链条明晰的体系化论述,某种程度上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裁剪、梳理、糅合文本的过程,难免会伤及枝叶。因为,“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11]。语汇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意义和氛围,在论述的过程中很容易被牺牲掉。甚至,出于简洁清晰的目的,论文写作中的这种牺牲是必要的。因此,解析一整篇完整的思想著作,在论说体之外,还需要相辅相成地引入另一种学术表达的文体——解故、或曰注释,以“钻孔”的方式来“探察语言和思想的深层”。
本书中、下两编的注释体,不仅辅翼了绪论和上编的论说体,事实上也试图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比如,通过校注《斯宾塞尔文集》的英文原著,跨度四十年、四个版次文字的增删情况就呈现出来;作者思想转化,阅读范围调整,人生际遇的改变,拿捏措辞的心境……也都可以经由这些孔穴,“穿越”到那些不同的时间片段中去查探。至于斯氏著作中所引用的文本或提及的人物,则有机地建构了他思想时空的互文性网络。诸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威廉·卡彭特(William B. Carpenter)、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从宇宙学到生物学的科学圈层;诸如塞尔登(John Selden)、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卡莱尔(Thomas Carlyle)、爱默生(Ralph Emerson)、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串联的十六世纪以降英语世界文化生活的圈层;诸如莱亚德(Austen Layard)、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提示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在殖民扩张中发掘古老文明的遗迹、征服南美大陆,重塑了人类历史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诸如宪章运动、贵格会、反国教运动反映出斯宾塞的思想始终与十九世纪英国的社会和宗教运动相纠缠……诸般种种,这里暂不详细展开,希望有心人在本书中找到进入斯宾塞思想时空的那些孔穴。
这里转到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侧,略微说明一下注释对于理解章太炎译文及太炎的精神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价值。除了对生僻字必要的注音释义外,本书对章太炎译文的注释几乎都是从思想史视野出发的。太炎师从俞樾,在诂经精舍接受训练,有深厚的传统学术背景。译文中的重要语汇,一方面始终勾连着章太炎对经典的顽固记忆、乃至习惯性模仿——尤以《庄子》、《周礼》、《礼记》、《尚书》、《周易》、《诗经》、《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为最多;另一方面它们又在章太炎此后的著作中不断回环往复的出现。通过注明这些语汇在传统经典中的意指、在太炎其他著作中出现的情况,再参照以斯宾塞原文本身的含义,挖掘这些词句在以上几个关联维度的使用情况,如同钻凿一个又一个的意义孔穴。那个间杂以经典含义和近代“进化”观念的、复调的思想时空,及其在太炎此后思想中的演变情况,就呈露出来。
下面,就以对“进步”(进化)哲学几个关节点上译文的个别注释,来作示例。
第一,关于进步的法则。
斯宾塞从德国生理学家对有机体发展的描述中得到启发,指出,贯穿最遥远的过去到昨天的新奇事物的进步的法则,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12]章太炎《论进境之理》译文的对应翻译是“请言其要,曰,由一生万,是名进境”[13],其他地方也用“由一而化万”[14]来描述进境之理。无论“由一生万”,还是“由一而化万”,都出自于道家的观念。传世《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说文解字·一部》释“一”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6]“由一生万”,显然不能与“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变”相对等。但它已经是章太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的、对进步法则最相似的阐述。
第二,关于大地的出现。
斯宾塞《论进境之理》描述地质变迁对动植物群变迁的影响时,假设发生一系列的地表隆起,“东印度群岛逐步上升为一个大陆,并且沿着隆起的轴心形成一系列的山脉”。[17]《论进境之理》的对应译文是:“今夫东印度群岛者,数有地震,震则息壤腾跃,变瀛海之流而为洲。” [18]这里注释了“息壤”。息壤,是传说中一种能自己生长,永不耗损的土壤。《山海经·海内外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璞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19]章太炎选择了将“息壤”的“腾跃”,作为大地出现的原因,说明他潜意识中仍相信,在地球初成之时,或有这么一种可以自我生长的土壤。到了他的学生鲁迅撰《故事新编》的《理水》篇,还说鲧“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20],但已将之视为传说,而非事实了。
第三,关于生命的诞生。
斯宾塞分析同样的胚胎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发育出不同的形式,举了绦虫的例子,称:“绦虫的卵,如果是在它通常的寄居地肠脏,显示的就是和它亲本一样的著名形状(按:长条形);但它经常进入到身体的其他部分,它就变成了一个囊状的生物体,被博物学家称为棘球绦虫。”[21]《论进境之理》对应的译文是“绦虫之卵,自烦气生者也,其在胃胵,则为袤形矣;窜逸之他,则为圆形矣。” [22]斯宾塞的原文并不涉及绦虫的卵从哪里来的问题。“自烦气生者也”,是译者自己添加的内容,属于传统文化对生命如何诞生的一种设想。它典出《淮南子·精神》篇:“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高诱注曰:“烦,乱也。” [23]
散于八方之极的阴阳,刚柔互相作用,而形成了万物,其中浊乱的烦气变成虫,清明之精气变作人。章太炎著作中颇多清理“精气”与人的关系。尤其是针对《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太炎着重强调精气的物质属性,即并没有超绝于人间的神力。《訄书》初刻本《榦蛊》篇就说,“仲尼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也,所从受者,胎卵之成,成于牝牡之感,而子姓受之。感有交错,以成智虑,及死则若波之复,乃夫气则瀸淖于水土也。”[24]在《菿汉微言》中,太炎还以为此语和佛法无殊,“举精气,则毛发骨血足以兼晐,此本四大集成,死后还归四大。近世质家谓之物质不灭,故曰为物”。[25]《论进境之理》中他则具体化了《淮南子》“烦气为虫”的论述。这说明,在受到近代物质宇宙观影响的情况下,以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来假设生命诞生的最初原因,在章太炎那里仍旧是一种选择。
第四,关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斯宾塞尝试从普遍的进化角度,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当然,他就近取材,免不了采用相当多的英国事例;特别是描绘工业革命、蒸汽机车发明,深化了劳动分工,几乎就是在讲述自己担任铁路工程师时的所见所闻。然而,章太炎用经典中的语汇来转化社会进化的过程时,或无意或有意,事实上梳理了一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下面就从对译文“广轮”与“卢獒”两组词的释义入手,来解析一些片段。
一、广轮。
斯宾塞提到,进化过程中,自然条件和食物的差异都能改变动物群的习性。比如,在新隆起的大陆上,原本生活在各自岛屿上的动物群得以相互接触。“遇到新的捕食者的食草动物,在一定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与之前所使用的不同的防御和逃生模式;同时,捕食的野兽也将改变它们追捕和攻击的模式。”[26]章太炎的译文,在分析了一番食草之兽与食肉之兽“猝若相遇”、各自的调整后,加入了一句原作没有的感慨,称,“向使一族之所宅,其地广轮,至于奥草百里,则安得是相逼相变哉” [27]。
广轮,意指土地的广袤面积。《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贾公彦《疏》引马融曰:“东西为广,南北为轮。”[28]九州,乃是中华民族生息之所。广轮与九州相连,本身就是带有民族记忆的符号。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原人》篇中说:“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则谓之皆出于少典可也。海隅苍生,皆少典之胄;广轮万里,皆少典之宅。”[29]他同样将“广轮”万里,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场所的文化符码。了解到《周礼》和太炎《原人》篇对“广轮”的叙述后,再来观察《论进境之理》的译文所增添的这句话——“向使一族之所宅,其地广轮,至于奥草百里,则安得是相逼相变哉”,自别有一番深层的领悟。不单“其地广轮”,《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论陈必亡”章引周制曰“民无悬耜,野无奥草”[30],“奥草”同样属于民族的地理记忆。这里的“一族”,自然暗示的是中华民族。此句表达了译者既骄傲于民族曾拥有广阔的繁衍生息之地,又焦虑于当前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民族处境的逼仄。
二、卢獒。
斯宾塞认为,人类各种群是从最初的同一种群扩散、变形而来,不同的气候和生存条件是种群发生变形的原因。之后,他谈到家畜:“家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尽管一些案例——比如狗——生物群落的起源也许有争议。但是,在其他案例中——比如我们国家的羊群和牛群——气候、食物、饲养方式的地区差异,将原始的品种转变为现如今的多种品种。”[31]《论进境之理》的对应译文则是:“请征六畜。犬之初也,狋吽而相噬,其性喜独,故一则曰卢,一则曰獒,其种由此判异。虽牛羊之属,同处一国,其天时刍牧,乡异而邑不同,故始为一种,而孳生至于数种。”[32]“六畜”指华夏族的祖先早期驯化的马、牛、羊、鸡、狗、猪。点出“六畜”,已经将进化的话题纳入到华夏民族文明史的范畴。斯宾塞原文只是略提了一下“狗”,根本没有作任何分析讨论。引入“卢”与“獒”两种犬,纯属译者的操作。并且,如果不了解章太炎此前《膏兰室札记》四五〇“西旅献獒”条专门讨论过“卢”与“獒”的关系,其实很难理解此句译文的意思。由此也可间接证明,笔述者章太炎对于译文所形成的最终状态,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关于“卢”与“獒”的关系,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在讨论《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时有所展开。太炎指出,“旅”字通“卢”。他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引《风俗通》的传说及相关注解,称:“卢国开创君槃瓠,为畜狗,是即大獒,其能应募杀吴将军,即《说文》所谓‘犬知人心可使者’。以其开创之君为獒,故相沿称君长曰獒。”太炎又引《诗·齐风·卢令》为证,称:“更可证者,《齐风》‘卢令令’,《传》:‘卢,田犬。’犬称‘卢’者,盖槃瓠在卢溪,则卢溪自多良犬,以犬所产之地名其犬曰‘卢’。”最终,太炎得出了《书序》“西旅献獒”一语的如下解释:“是可证卢君是犬,故称君曰‘獒’。……窃疑西卢之獒,不共王命,而其民缚之以献,犹《吕氏春秋·用民》篇所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是为‘西卢献獒’也。”[33]《论进境之理》这里对“卢”、“獒”的运用,乃是太炎联想到自己之前所作考证工作后的神来之笔。
传统经典被重新整合到围绕“进化”的逻辑序列中。不惟如此,太炎通过翻译,还实现了中国传统经典对文学、绘画、音乐、法律、礼仪、宗教成体系的解析,同西洋近代观念之间的对话与对接。章太炎译文的词句,不仅投射着传统经典的文化记忆,还反映了中国正在变化之中的观念世界。比如,他用“考质”来指代近代化学和材料科学,用“劳忒根光”来指代伦琴射线(Roentgen Ray,X射线),实际上都是对特定时期观念现象的记录。江南制造局科技译著中有《化学考质》、《矿学考质》,分别刊行于1883年、1907年。“考质”一词后来并不通行。而将伦琴射线翻译为“劳忒根光”,更是仅见于1897年《时务报》第18册译自《横滨日日报》的《电光摄影奇观》。
斯宾塞作品引入的近代观念世界,传统经典的原意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太炎在此前、此后作品中运用时的构想,同时期社会中短暂出现的意义……词语背后这些款款叠加的层层意义片段,被一一分解开来。解故、或曰注释,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文体,正是以这样“钻孔”的方式来“探察语言和思想的深层”。这种文体,相比于论说体,其特质亦在于不给予著者任何趋避躲闪的空间。必须正面交锋、迎难而上;整部作品、每个字词都要掰开揉碎,容不得半点的含糊和蒙混。因为,建立在解析语言及其意义基础上的思想史研究,尤为需要准确、坚实地理解文献。
最后,就本书重译《斯宾塞尔文集》,再做一些说明。本书的参考译文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以直译的方式,来贴近斯宾塞文章的原意,乃至复原他的语气。在译词的选择上,也有一些特殊的考量。比如,《斯宾塞尔文集》的第二篇文章《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本书用“风尚”来对译“Fashion”。Fashion,现在通常译为“时尚”,也可译为“风尚”。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论礼仪》选择译词较为模糊。在原文“manner”与“fashion”相对应出现的场合,《论礼仪》将“manner”译为“礼仪”, “fashion”译为“风俗”。但是,在原文使用custom的地方、或并未出现fashion的地方,《论礼仪》译文也屡屡写成“风俗”。考虑到译文与经典之间的互文关系,太炎《论礼仪》译文中出现的“风俗”,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诗大序》所谓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引《汉书·地理志》,释曰,“民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34],“风俗”往往指向儒家“移风易俗”的政教诉求。斯宾塞提及的fashion,主要指穿衣戴帽、宴饮舞会的时尚,带有伦敦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感,和乡土中国以水土之风气系之的“风俗”,有不小的距离。但如译为“时尚”,从语感上又过于摩登。所以本文选择将fashion译为稍有些陌生感的“风尚”,而一般将custom译为“风俗”。至于类似的考量,得当与否,尚祈方家指正。
身处中西之间的中江兆民,曾比较过汉文与泰西之文:“汉文简洁有力,其妙冠绝世界;泰西之文精细周到而翻来覆去,(逻辑)毫发而无遗,故在熟知汉文者看来,往往失之冗漫而易使人生厌恶之感。”[35]此真为知文之言。太炎译文简洁遒劲,非熟知经典不能解;斯宾塞原文句子冗长,论说翻来覆去、推理严密,非达至逻辑的尽处而不止。无论是以论说体,还是以解故(注释)体来试图进入斯宾塞、章太炎的思想时空,面对中西方当时最为博学的两位思想家,笔者无时不处于戒慎恐惧之中,深忧能力所限而导致的差缪和疏漏。此时,再来体会严复“力微道远”之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饮冰室合集》之《专集》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69页。
[3] 章绛:《致〈国粹学报〉社》,《国粹学报》第五年第十号,1909年11月2日,“通讯”栏,《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7490页。
[4] 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国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5年,第45-46页。
[5] 《陈寅恪先生来函》(1935年4月18日),《国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5年,第60页。
[6]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5页。
[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7页。
[8] 章太炎:《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9] 黄以周:《读〈汉·艺文志〉一》,《黄以周全集》第十册,〔清〕黄以周著;詹亚园,韩伟表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
[10] 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德〕阿伦特(Arendt. H)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3、65页。
[11]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德〕阿伦特(Arendt. H)编;张旭东,王斑译,第267页。
[12]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Vol. I.p.30.
[13]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三册,第138页。
[14]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一册,第6页。
[15]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页。
[16]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页上。
[17]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1868, Vol. I.p.46.
[18]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四册,第203页。
[19] 《山海经注证》,郭郛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9页。
[20] 鲁迅:《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21]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1868, Vol. I.p.44.
[22]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四册,第202页。
[23] 《淮南子集释》,何宁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4页。
[24] 章太炎:《榦蛊》,《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2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21页。
[26]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1868, Vol. I.p.48.
[27]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四册,第204-205页。
[28]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29] 章太炎:《原人》,《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23页。
[30] 《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0页。
[31]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1868, Vol. I.pp.49-50.
[32]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四册,第205-206页。
[33] 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四五〇“西旅献獒”条,《章太炎全集·膏兰室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7-248页。
[34]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35] 幸徳秋水:《兆民先生》(1902),《幸徳秋水全集》第八卷,幸徳秋水全集編集委員会,東京:(株式会社)明治文献,1972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