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闻史研究群主办的“大众媒介与近代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第一届新闻史工作坊”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30余位专家齐集线上线下，就中国近代史与新闻史学科共同关心的近代中国报刊史、现代媒介与政治、记者群体与新闻生产、国际关系与舆论宣传、文本的传播与阅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报刊史实的发掘与厘清

近代中国新闻史实的发掘、梳理是新闻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卫华关注了近代报刊发刊词的渊源与流变，她梳理了近代报刊发刊词经历的由传统书“序”到代之以“叙”、再到源自日语的“发刊词”的变化，并揭示了这一演变过程中所折射的近代报刊文体的形成、从日语输入的“新名词”、知识分子借助报刊传播新思想等丰富的历史意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珊注意到晚清时期上海道台冯焌光创办的中英双语报纸《新报》，她通过对该报刊载内容的分析认为，冯焌光主持下的《新报》是洋务派的一次办报实践，其中蕴含的丰富史料和历史意义值得进一步发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左松涛副教授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存在的几种“汉口日报”的相关史实。清末民初的武汉报馆林立，是改良与革命思想的重要传播场域，但是武汉地区新闻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左松涛在海内外多方搜求资料，厘清了清末《汉口日报》、英文《汉口日报》等报纸的诸多基本史实。

媒介政治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教授围绕1911年夏秋清廷对于制宪时期的新闻管控，探讨了在清季报业勃兴的时代，清政府对于涉及国家大事、朝廷机密的信息的保密能力。他认为，清廷对于制宪活动严格保密，以致外界对制宪细节知之甚少。由于民间对制宪极为关切，在无法获取官方消息的背景下，报刊纷纷传播小道消息、刊载制宪主张，客观上削弱了清廷的公信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建标对于五四时期的媒介与权力的关系加以考察，提出政治精英对于新闻媒介的把持，致使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南北议和等时事则为大众所忽略。他进而提出在民国时期媒介政治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思考外交与内政、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等问题之间的张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高级讲师魏舒歌，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英、美、日在华英文报纸对媒介资源的争夺。她指出，一战以后列强势力重返中国，各国对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使得原本即具有跨国特征的在华英文报界呈现出复杂的竞争局面：一战期间乘机在中国拓展英文报业的日本对英国在中国英文报界的垄断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亦凭借与中国精英的密切合作及无线电报上的优势挑战着英国的媒介霸权，具有美、日背景的英文报纸之间的竞争更是日益白热化。

国际关系与舆论宣传

　　现代社会的新闻媒介在对内和对外两个不同方向发挥其舆论作用，对外的宣传往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面对其他国家展开对话或交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在政府层面和公共舆论层面展开了激烈的舆论较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研究员指出，为配合诉诸国联的外交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外宣，力图驳斥日本发动侵略的战争借口，但是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经研判认为，很难在既有的国际法原则上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这种认知影响了国联在中日冲突上的态度与决策。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博士生丁书颖重点考察了太平洋战争前夕汉口《楚报》和路透社汉口分社在日伪破坏下被迫停业的事件。《楚报》停刊和路透社的停业造成华中地区新闻报道被轴心国喉舌把持，因此该案发生后英国政府开始反思其对华宣传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情报部便开始在外交绥靖的掩护下通过部署人事、发行刊物等形式进行对华宣传。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肖如平教授则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记者对国共关系的报道及英国政府对本国新闻记者涉华报道的审查，指出英国出于对中英盟友关系的顾忌以及对本国殖民利益的担忧，打破本国新闻自由主义传统，出台政策，限制有关中国内政和国共关系的报道的尺度。

　　冷战语境下的舆论宣传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翟韬副教授聚焦于1949年至1969年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涉华外文宣传，分析了美国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涉华宣传从酝酿、启动到全面展开的政策演变。翟韬指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涉华外宣，显示出中国因素是美国第三世界观念和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向芬研究员的报告指出，“冷战观”即冷战利益相关方长期形成的根本性认知和系统性逻辑，受不同国家世界观、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政策指向的影响，中西方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冷战观。她追溯了20世纪40年代冷战话语的缘起、分析了外交战略下的权力运作以及冷战研究中“官智合流”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西方主导了冷战观的知识传播，中国则在复杂的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冷战观”。

精英知识分子与报界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界关系密切，知识分子不仅频繁在报刊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还往往主动创办各种报刊、搭建发声平台。因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亦颇为关注报刊及其背后的人际网络、权力运作。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朱丁睿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报刊对于知识分子的凝聚作用，她以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知识分子高一涵为考察对象，分析他与《甲寅》《新青年》《努力周报》等刊物的关系，揭示高氏与不同刊物同人在思想上的离合。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伟则借助报刊史料梳理了1930年代各方有关胡适“落伍”的言论，结合对于胡适自身思想脉络的分析，试图重现相关争议的历史语境，进而把握时代特征与社会思潮。

不仅是国内的报刊杂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曾在海外的英文刊物中积极发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互动与思想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淼考察了陈翰笙1936—1939年在太平国际学会总部及其附属刊物的相关史实，认为此期内陈翰笙所做的工作展现了在日本侵华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立足学术研究、反驳日本在英美知识界所做的战争宣传的爱国意识。

记者群体与新闻的生产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诞生的新事物，与报刊相伴生的新闻记者亦是中国新的职业群体。他们的专业教育、职业样态与群体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闻生产机制，亦是受到历史学和新闻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由相同职业的人群结为的同业协会等组织，是近代中国社会机构的颇具活力与时代特征的新元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建国教授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市新闻记者联合会的研究，便为理解这种历史现象提供了典型案例。广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建立，该组织的宗旨、活动反映了革命意识形态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相互渗透，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组织发展受限则反映了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对新闻业的挤压和限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毅以“1920年代末新闻界危机与左翼记者的形塑”为题，考察了左翼记者群体的出现。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国民党党国体制建立、商业资本扩张和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新闻界进步人士将新闻职业理念与左翼社会科学思潮结合，发展出左翼新闻理论，左翼新闻记者群体亦由此形成。这一过程构成了中国新闻职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展现了近代新闻记者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思考与介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在发掘整理大量珍贵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聚焦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宣教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深化了我们对于抗日中共根据地新闻发展的认知。他指出，在人员选拔上，中共大力争取与动员根据地农村的知识分子，并着力提高其思想认识、培养其业务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中共尽量采取口语化传达、细化工作步骤等方式布署宣传工作，为中共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舆论支持。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关注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人民日报》中“生产宣传”的报道。他从生产宣传的理论来源、基本形态、传播手段、组织机制及其与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对话等方面，探讨了生产宣传这一特殊的报道类型在近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独特性和历史意义。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德学报告了对日本人在华北沦陷区创办的伪中华新闻学院的研究，揭露了日本人通过提供优渥学习条件、丰富就业机会等噱头招揽学生、收买人心，名为培养所谓的“新闻报道人才”，实则为了炮制新闻、掩盖其侵华行径的丑恶面目。

文本的传播与阅读

无论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还是从历史学的进路入手，与新闻的制造者及生产机制相对应的新闻的受众与阅读接受是研究者不能不关心的问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明亮考察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对日伪报刊的阅读。在日伪报刊利用廉价倾销与强迫摊派的方式垄断沦陷区舆论、民众无法获取爱国抗日报刊的背景下，阅读日伪报刊成为沦陷区民众不得已的选择。但是，通过对中国民众的阅报行为的考察，王明亮发现沦陷区民众对于日伪的报道有自己独特的“解码方式”，在抗拒日伪报刊的舆论引导和感情收编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解释空间。

　　分组报告之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线上线下的专家学者还就新闻学与历史学的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媒介技术与历史演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文章来源：2022年5月12日《团结报》（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