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理论创新经验，立足新时代任务要求，创造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科学论断。“两个结合”高度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思想智慧，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路径和发展空间，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推进到新高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两个结合”的科学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提出的，但“两个结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零星传播之时，中国人就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但是并未成功。相关代表人物有改良派的梁启超、革命派的朱执信、中国社会党人王淄尘等。

 

1904年2月，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勾连起来。他列举了王莽的“分田劫假”、苏洵的“井田制论”等，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尽管梁启超未能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相提并论，但无疑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一种方式。1905 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作了介绍，并立足当时中国实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可以说，朱执信已经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人头脑、为中国社会革命提供参考的主观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尝试。1912年6月，《新世界》杂志刊载王淄尘《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高度评价，认为“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书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他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矣”，使中国人在思想上信仰，在行动上实行，以期达到实践效果。这也是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

 

可以看出，在早期传播阶段，中国人已经试图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解读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甚至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当然，早期传播者都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没有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的这种“结合”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效果。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实践力量，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为此，他率先真诚信仰并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撰写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刊登了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内的多篇介绍文章。杨匏安在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也很突出。1919年，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科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此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大致同一时期发表，因此学界有“北李南杨”之说。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就已经结合中国实际讨论问题。李大钊提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回答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概括十月革命成功经验认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他又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1920年8月，蔡和森结合中国实际，谈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9月，他更直接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些探索成果。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指出，中国经济由内地乡村的家庭工业、城市的手工业、沿海沿江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三部分构成，在政治上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工商业难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很幼小。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前提下，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等作了较完整分析。他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邓中夏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提出，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一种伟大的潜力，“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李大钊在《农民与土地》中，赞扬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号召革命者要到农村中教育引导农民。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对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同中国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武装斗争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会议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组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特点，创立思想建党学说，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创立政治建军思想，着力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作战方法，吸收进红军作战原则和游击战争战术中；基于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特点，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深刻批评错误思想，形成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思想内核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框架。

 

尽管这两个时期成果显著，但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党内长期存在右和“左”的错误，导致党的事业遭遇严重挫折。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历史传统作了“硬性结合”，而不是自主的、贯通的有机结合，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正是在挫折和磨难中，中国共产党人走向觉醒，逐步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自觉。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选择了自己的领袖，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深入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为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相结合”问题上，党内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家都有过不同角度的论述。例如，1923年，瞿秋白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1927年，他再次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强调要把哲学同抗战紧密结合起来，从抗战的经验中汲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再用发展着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个过程就是“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

 

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毛泽东。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吸收全党智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适应时代与实践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自觉和思想共识。毛泽东在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两个结合”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形成许多宝贵经验。

 

第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及其原则、任务和方向。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也就是他强调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获得具体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此外，他还提出，一定“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要把中国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中国人的理论创造。这两个“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第三，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他还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促进，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

 

第四，提出要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必须要“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他提出“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成为他此后反复强调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度，“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概括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他创立了十大关系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直推动“两个结合”，但不同时期实践任务和理论创造的侧重点不同。党要完成的任务，首先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因而过去更多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则相对薄弱。尽管毛泽东曾提出过“深相结合”的说法，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没有形成明确的科学命题。这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和理论发展逻辑决定的，也为后人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在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得尤其重要。正是基于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两个结合”的重大科学论断，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内涵、内在要求和根本原则，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汲取党的理论创新经验，根据新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要求，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时代的理论，分析当今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要地位而又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科技创新中心大多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秩序和规则的话语权主要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制度变革的时机并未成熟。

 

然而，这个时代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推动当今世界两大制度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东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势头已经显现。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基本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快速推进，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面对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时代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尊重历史规律，将解决现实问题与关注未来发展有机结合，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解决当代世界重大问题提供了行动方案。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出“新时代”观和“新矛盾”论，科学把握基本国情“不变与变”的辩证法，作出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部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历史性变革。经过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新矛盾和新国情，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需要党带领人民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现代化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三，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创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系统阐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是根本制度属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要求，如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基础雄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牢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领导力量、性质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方法路径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崭新模式和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反映了当今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大势，是对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综合创新，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总体性文明，超越了片面性和单向度的西方文明，改变了当今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为人类走向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智慧和方案。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到新时代文化建设当中，提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方针、态度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的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方针，“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文化任务，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从当代中国实践和未来中国发展这两个角度，更好地继承其优秀成果，弘扬其优良传统，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为将来所用，实现历史文化、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的有效贯通；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摒弃那些过时的、带有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极思想，弘扬那些超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对当代发展有推动作用的积极思想，努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第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发掘和弘扬其精髓要义，使之在新时代释放出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现实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精神，“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守理想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永葆初心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等。伟大建党精神深植于这些宝贵精神遗产的沃土之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体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增添了崭新内容。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都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资源。例如，“虚心涵泳”就是一种重要的读书问道和道德养成的方法，要求人们在心神合一状态下沉潜其中，反复求索，得其精髓，实现思想智慧和道德人格的提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让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让人们在生活中感知它、领悟它，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和价值共识。

 

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在当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和价值感召力，使之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第六，以深邃的哲学思维和系统观念，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在推动二者贯通的过程中，形成重大理论创造。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贯通，将“人民至上”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心为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都是其经典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系统阐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贯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贯通两种理想追求，立足世界百年变局的时代现实，探索解决当今世界之问的答案，从理想与现实结合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世界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自然与尊重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贯通，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既强调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实践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又强调要尊重自然，不能以破坏自然的方式来获得经济增长，“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强调要敬重天道，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孟子就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习近平总书记把二者贯通起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反求诸己、自省自励的思想贯通，提出自我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就有过“臧文仲之叹”。《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遭洪灾，宋闵公对鲁国来使自我反省道，“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闻言感叹：“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个故事道出一个治乱兴衰的基本道理：执政者若能自我反省、自我矫正，国家就会兴旺繁荣，否则就会人亡政息。1945 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中谈到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自警自省思想结合起来，对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进行深刻揭示，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实践和理论创新要求，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丰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相互贯通。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不断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思想认同和心理认同，着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实现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通过双向转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中国大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断展现出当代价值和持久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标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两个结合”的新高度。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