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和他的友朋（代序）

 

 

 

李学通

 

 

 

陆征祥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著名外交家。本书收录的约700通书简，都是民国时期他与亲朋故友往来的手札。

 

陆征祥，字子欣、子兴，187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1949年1月15日逝世于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肋（Saint-André）修道院。因为父母都是基督新教公理宗伦敦传道会的信徒，陆征祥也很早受洗入教，并在1884年13岁时进入清政府在上海办的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学习。1892年陆征祥被选拔至北京，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办的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跟随法国教习华必乐（Charles Vapereau）学习法语。由于成绩出众，陆征祥于1893年初被派往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担任翻译官。由此直至1906年，他一直在驻俄使馆任职，并深受驻俄大臣许景澄的教诲和影响，终身视其为师。1906年，陆征祥出任清政府驻荷兰公使，次年兼任中国出席海牙国际保和会代表。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终于实现了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馆的目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时任驻俄罗斯公使的陆征祥，在驻外公使中率先致电清廷，敦促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陆征祥受袁世凯之邀回国，出任北京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此后，他曾两任国务总理（国务卿），四任外交总长，成为民初政界特别是外交界的最重量级人物之一，特别是在外交体制与规范建设以及外交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政府时期，陆征祥不仅以外交总长身份亲历“二十一条”谈判全过程，是中日民四条约的签字人，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外交努力争取合法权益不果而又未获北京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仍毅然选择拒绝在有损中国权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回国后，陆征祥于1920年8月辞去外交总长，并一度欲脱离外交界。1922年他再度远赴欧洲，出任驻瑞士公使及中国出席第三届国联大会代表。在比利时籍妻子培德夫人（Berthe Bovy）逝世后，陆征祥1927年彻底脱离政界，脱离世俗，进入天主教中教规最为严格的本笃会，到比利时布鲁日市郊的圣安德肋修道院隐修。历经多年苦修，陆征祥于1935年晋升司铎。

 

虽然身处异国，隐身修院，但陆征祥始终关心祖国命运。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陆征祥身在道院，心系祖国，热心宣传中国抗战事迹，加强中国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梵蒂冈的联系，积极争取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战后获颁抗战胜利勋章。战争中，他也经历了修道院被德军占领等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获得罗马天主教宗座授予比利时刚城（Gand）圣伯多禄修道院（Saint-Berthold Monastere）名誉院长的殊荣。抗战胜利后，他一度曾有过回国传教的计划，终因身体虚弱、世事变迁而未果，1949年初在圣安德肋修道院病逝。

 

做为外交家的陆征祥，曾长期周旋于欧洲上流社会，洞识国际局势，熟悉外交礼仪，桂冠华服，给人礼节周全，谈吐谦恭，行事低调的印象，“弱国无外交”的名言，更固化了他委曲求全的外交家形象。事实上，在起伏跌宕的一生中，陆征祥也屡有“出格”之举，令世人“大跌眼镜”。1899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陆征祥迎娶了一位年长他16岁的比利时贵族小姐为妻。身为清朝官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就竟毅然剪掉辫子，回国述职晋见摄政王之时也只以假辫子应付。最令世人意外的是，在妻子去世后，他毅然脱去外交官的华服，选择遁入空门，加入教规最为严格的天主教本笃会隐修。

 

陆征祥是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晚年虽然隐身宗教，但并未断绝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仍然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他丰富而传奇的人生也给世人留下无数的迷团和暇想，自然也吸引着历史研究者们关注的目光。然而，或许是受到史料的局限，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甚至有关陆征祥的生平也存在不少以讹传讹的记述。与友朋往来书简，是陆征祥“朋友圈”及社会交往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其生平传记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如何理解陆征祥外交思想与行事风格，以及那些“超常”行为内在的思想与心理动机？这些与旧友亲朋的往来书简，无疑也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这位清末民初外交家内心世界，提供了极好的线索乃至可靠的答案。

 

与郭嵩焘、许景澄等由科举正途出身的政府官员转入外交界不同，陆征祥清末由同文馆学生身份进入外交界，此后连续在驻外使馆工作十余年，堪称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官。民国初年政权鼎革之际，陆征祥已成为外交界元老级人物，不仅是外交总长的不二人选，甚至一度被委以国务总理的重任。他主持建立了外交官考试制度，招聘选拔一大批有留学经历、熟悉国际形势、了解西方文化的专业人才进入外交界服务，逐渐形成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因此他于民初外交界影响甚深。民初外交界旧雨也是他“朋友圈”中交往最久、交情最深的人，例如被他视为挚爱密友的颜惠庆、顾维钧、曹汝霖、刘符诚，均出自民国外交界。现存陆征祥往来书简中，也以他与清末民初外交界同僚旧部所占数量最多，从陈贻范、刘镜人、刘式训、顾维钧、钱能训、汪荣宝、魏宸组、王景岐、王广圻等公使、总长，到瞿宣治、谢维麟等普通外交官。退隐修院之后，陆征祥身在修院，心系祖国。特别是晋升司铎之后，他颇有借宗教身份推动中国与梵蒂冈及西方世界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当时中国驻欧使节钱泰、金问泗、郑天锡，以及谢寿康、吴经熊等也多有互动。他们之间的往来书简，涉及当时政情、外交活动及人事关系，为考察民国外交提供了官方档案以外的另一个视角。

 

1927年退隐比利时修道院后，陆征祥与国内天主教团体及相关人物自然也增多了联系，与马相伯、于斌、田耕莘、罗光、张润波以及陆伯鸿、陆隐耕父子等更是交往频繁。不论是1935年的晋铎仪式，还是1946年被罗马教皇授予修道院名誉院长的典礼，都得到国内天主教界团体的强烈呼应，各种祝贺程仪、文电纷致沓来。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未予过多收录。

 

陆征祥与清末民初时期政治人物的交往，在往来书简中有留有不少痕迹。除与林森、蒋介石、宋美龄、汪兆铭、黄郛、张群等人有书信往来外，本书中收录的几通康有为手札，则记录了二人间颇有戏剧性的交往。

 

1912年8月18日（旧历七月六日）康有为致函新任国务总理的陆征祥，为其“门人伍宪子”请托求职。康有为在信中极力夸赞伍宪子“沉毅忠诚，海内希觏”，“性良慎密，可托腹心”，拜托陆征祥“进而接之”。伍宪子不久后被聘为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或许正是陆征祥为其幕后运动的结果。由此或可追寻到康有为与袁世凯关系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层面相。

 

1922年康有为收到陆征祥请为其父母“撰墓志并书”的邀请，虽然表示“生平迂拘，不敢谀墓，所撰故人深知者不过数篇，若写则自先母墓表外，未尝为人书也”，但仍然不仅撰写而且亲书了《清诰赐资政大夫陆公云峰暨德配吴太夫人墓志铭》，并且为陆征祥守陵居所亲笔题书“慕庐”二字。康有为还特意表白：“生平畏作楷，自殿试后数十年，只有写先庙记、先母墓表，今不能不破格，竭力为尊公撰书。”（王尔敏编《康有为手书真迹》，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4），1994年，118-120页）“康圣人”为何如此慷慨？康有为在致陆征祥的手札中道出了真情：“惟公救我大德，常铭五中，久无以报”。原来清末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期，康有为曾赴使馆申请签发赴俄国的护照。陆征祥不仅没有抓捕这名朝廷钦犯反而明确告知康有为：俄国政府已答应清廷，如果发现康有为赴俄，当即拘捕，引渡中国。他在驻俄使馆任职期间曾亲眼见过这份文件。有此救命之恩，康有为自然得表示：“不能不破格竭力为尊公撰书，以少酬恩义。”

 

陆征祥友朋书简中数量最为集中、史料价值最为突出的部分，是他与结拜兄弟刘符诚的往来手札。这批书信时间开始自1933年，直至1948年11月18日陆征祥的“最后笔迹”。刘符诚，字荩忱，号黼斋。民国初年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事，交通部邮政司长，后出任中法工商银行中方董事，常驻巴黎。刘符诚也是陆征祥修道院生活的捐助人，因此二人往来通信十分频密。这些往来书简详细记录陆征祥晚年思想、信仰、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也涉及刘符诚代表银行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中法合作修筑铁路的交涉活动等内容。其中不少信中陆征祥反复强调“不足为外人道”，“阅后付丁”“付丙”。读者对照阅读，可以对相关史事及陆征祥的言行与思想、心理活动有更全面的了解。

 

例如，清末重要外交家、驻俄公使许景澄对陆征祥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影响；陆征祥选择加入天主教本笃会的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征祥忧国忧民之心和争取国际对华同情与援助的活动，以及战后陆征祥的回国设想与相关安排等，陆刘二人往来书札中都有具体记录。据陆征祥介绍，当年许景澄对他的训练培养，不仅是“要准备一个后启的新外交官，以合时代的脑筋思想，应付世界潮流”，甚至“含有秘密革命性质”，“所谈之事，件件系革新，反对顽固派，针砭国内恶习，批评官场之弊病，朝廷之卖官受贿，太监之恶作鬼，太后之儿戏天下等”。1896年孙中山被清廷伦敦使馆诱捕后，许景澄即命陆征祥赶紧研究推考相关法律问题，甚至有欲令其按“公法及寄居国法律之保障辩护之营救之”意向。陆征祥也谈及许景澄与美国传教士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的关系等清末外交界的故事。据他介绍，“文肃得金楷理之襄助，并研究讨论欧洲各国历史、内政、外交、军政、财政、法律、宗教等等。得此一博学宏士之帮手，文肃深引为幸，故名之曰活字典。”而金楷理则常向陆征祥表示：“许钦差是我的先生，因伊所问窍要处，使我增加兴趣去探究。我的智识与许钦差相处以来，增进不已且增加我的读书味道。” 

 

陆征祥所遗个人资料大部分现保存于其最后安眠之地——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肋修道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史料征集工程于2012年派遣姜涛、黄庆华、赵晓阳、李学通前往比利时搜集，获得万余页数字化复制本，其中陆征祥所存各方书信颇具史料价值。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收藏有陆征祥1936-1948年间致刘符诚的亲笔手札，内容真实私密，记录了他人生最后十余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生活与思想活动。此次结集出版的陆征祥往来书简，除上述资料外，又增补了“顾维钧档案”中所存相关资料，以及《本笃会修士陆征祥最近言论集》、罗光著《台北七年述往》等书中所收录的陆征祥往来书札，总量约近700通。同时又附录了陆征祥纪念其父陆云峰、其师许景澄及徐光启的部分文字，以及往来手札书影和部分陆征祥珍稀照片，以便读者对陆征祥及其友朋有更具体形象的了解。这些书简对于全面了解清末民初重要外交家陆征祥的思想与活动，厘清被历史尘埃长期遮蔽的真实面目，推动相关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研究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布鲁日郊外寂静的圣安德肋修道院，在陆征祥墓旁的图书馆里，看到这些保存百年，烙印着人们丰富的内心情感和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的手札，不能不令人感叹白云苍狗，感叹哲人其萎！

 

 

 

（文章来源：《近代史资料》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