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举办题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与中国现代史学革新”的学术讲座。讲座邀请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王晴佳教授主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主持。所内外30余位学界同仁参与了此次学术活动。

 

 

 

宋广波向王晴佳教授莅临本所演讲表示感谢，并指出，王晴佳教授数十年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成就卓著，前不久将有关论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为题结集出版，今天的讲座将会对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论文集的内容起到积极的作用。

 

 

王晴佳教授首先阐述了对一个核心概念“历史意识”的理解，指出历史意识也就是认识到过去与现在有关，并且认为有必要记忆、理解和书写过去的观念。而历史意识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和史学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历史意识在中西方的早期发展，在现代历史意识产生之前，欧洲、中国以及中东的史学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如“镜鉴史学”或说“以史为鉴”观念，以及以道德形塑为导向、缺乏史料真实性讨论的历史叙述。王教授指出这是一种“古今不分”的历史意识，没有对历史过程采取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径，缺乏对于文本之外、“形上历史”的探寻。

 

 

 

现代历史意识，正是在克服这一观念的过程中产生的。王教授梳理了西方现代历史意识发展的脉络，展示了这一过程中同样存在的，作为手段的“整理”和作为目的“再造”两条进路。在“整理”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史家区分了古典和中世纪两种传统，并建立了“古典—中世纪—现代”三段论式的历史叙述，这就打破了古今不分的传统史学观念。而后，出于对中世纪的贬斥以及对古典传统的发扬，怀疑主义或说皮浪主义兴起，史家发起对中世纪历史记述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增强了对方法论的要求，使得文字学作为历史学方法兴起，历史学逐渐以考订文本、比较史实为重要内容。在“再造”方面，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强调在考订史实的基础上，要从对史实的叙述中构建出历史的规律。这就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企图，即区分历史的书写和客观的历史。在考订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展现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即尼布尔和兰克。二者都采用考订史料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尼布尔重新书写古代史，主要是罗马史，而兰克则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特点。

 

 

 

从中西、古今的比较出发，王晴佳教授首先指出了宋、清两代出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革新，如宋代金石学、通史撰写与正统论讨论的兴盛，以及清代考证学的衰降与今文经学的复兴。

 

 

 

在谈到中国现代史学革新时，王教授以若干重要史学家为线索将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发展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一方面跳过理学，重新解读孔子，区分出不同的儒家传统，打破了古今不分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改造公羊“三世说”，赋之以进化论的内涵，跳出历史循环论的视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大力推崇作为重写历史方式的进化论，并试图对中国历史作宏观的、通贯的重新解读，修复与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

 

 

 

关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一代学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王教授指出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康梁一代学者试图整合过去的学术传统，但是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的改变。胡适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将进化论从历史观念拓展为一种方法，即“祖祖孙孙”的方法。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言中阐述了这一史学研究方法：要先进行“述学”，也就是对学术史源流的回顾，而后才对学术传统进行明辨、求因、评判。顾颉刚所作的“古史辨”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意图，即通过考订得到更加确定的史实，然后来重新建立中国历史的叙述，也就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傅斯年则在方法论上进一步，试图为历史学研究建立科学的方法，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持了殷墟考古，将“整理国故”的材料范围扩大到了各种物质材料，并一度扭转了胡适的疑古态度。作为方法的“整理国故”与作为目的的“再造文明”，到陈寅恪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陈寅恪在哈佛留学期间进修了梵文，从而能够回到一手材料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研究。正是因此，他提出了佛教为中国思想带来形而上学的面向，进而指出中外交流的重要性。在清华的十年，他进一步发扬了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文字学。

 

 

 

然而由于国内外社会环境以及客观条件的变化，前一时期“整理国故”采用的广寻材料、精确考订的方法逐渐难以为继。二十年代末开始，一部分史家开始从另一个方向来“再造文明”，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一个重要代表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它不强调史料考订，转而多作宏观的理论的解读。到了抗战时期，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寅恪在流离途中遗失了积累的资料，傅斯年推动的殷墟考古因国土沦陷而中断。而在这样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中，尽管“整理国故”难以继续，“再造文明”却更显紧迫。钱穆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批评埋首历史材料的研究方法缺乏系统，也对于现实没有意义，并且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撰写了《国史大纲》。

 

 

 

王晴佳教授继而提出他对1960年代开始的史学思潮的观察，以便确立中国现代史学革新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六十年代的政治、社会、经济运动，使得史家开始质疑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意义，这一时期涌现了一系列著作，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怀特的《元史学》、克劳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全球史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挑战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神话。当代史学则体现出两个平行的发展趋向：“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分别意味着史家自我认同的分化，以及为整个地球重建过去的企图。

 

 

 

最后，王晴佳教授以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话为讲座作结：“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

 

 

 

交流讨论环节热烈而深入，长达一个小时。各位老师同学提出文化史是否存在边界、整理国故是否在本体论层面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阅读史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恰如其分地发挥阐释功能、胡适的章学诚研究是否受到日本学界影响等问题，王教授一一予以详细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