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上午，晚清史研究室举办“晚清史研究名家讲座第十讲”，邀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曼（Lars Laamann）教授作了题为“全球科学化视野下的晚清医疗巨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晚清史研究室主任贾小叶研究员主持，北京市社科院满学研究所常越男研究员评议，所内外30余名学界同仁参加。
劳曼教授首先提出，中西医疗知识交流并不始于十九世纪，而是自唐朝以来，两者在中国已有交流。关于古代“西医”来源，他则认为是建立在古希腊与阿拉伯科学之上的，是与近代医学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医学。而晚清以来，尽管传教士所带来的医学知识，被认为是新鲜且先进的，但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医生往往只接受过前现代医学的培训，对当时西方某些地区正在发生的医学和制药发明一无所知。同时期，西方医疗传教士的医学知识并不优于中国传统的医生。甚至，某些医疗传教士的实践超出了科学医学的范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方法甚至可以说是“迷信”的。
由此，劳曼教授建议在评估西方医生的贡献时，需要考虑他们到达中国的确切时期、他们来华之前接受的医疗培训，以及他们主要身份是基督教牧师还是医疗专业人员。他认为，人们通常将“西方医学”等同于“现代医学”，这在二十世纪之前并不准确。因为，这是基于一种思想观念的偏见，即：“开明的”西方文明优于“迷信的”东方文化。这种偏见是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推广的，他们既是文明的宣教者，也是宗教的宣教者，是需要我们警醒与反思的。
最后，劳曼教授也承认，传教士对中国建立现代卫生体系的贡献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为当代中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雏形。不过，到了清末，推动医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从传教士转移到现代性大学，如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求学。这反映出中国的医疗实践开始发生变化。
与谈环节，常越男研究员对讲座进行精炼点评，她高度肯定了劳曼教授全球史研究视野和讲座带来的诸多启发与思考，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满人医学（包括蒙古医学）在欧美医疗史中的研究现状。
自由讨论环节，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侯中军研究员、张志勇副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冯淼副研究员，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关笑晶助理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彦昌助理教授都参与讨论，劳曼教授针对大家所提问题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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