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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2日,《龚书铎文集》(全六卷,210万字,中华书局2024年12月第1版)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该文系夏春涛所长根据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
34年前,即1991年初春,我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当时主持论文答辩的正是龚书铎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龚先生是我的“座师”。一年后,据学位论文改写的同名书稿《太平天国宗教》出版。该书“后记”写道:“1992年4月1日凌晨,我带着一种虚脱感写完了这部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几小时后,我便匆匆背上行囊,赶赴河北农村,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基层锻炼生活。”我提到了两位恩师王庆成先生、祁龙威先生,也提到了参加论文答辩和匿名评审的多位前辈学者,包括李侃、龚书铎、余绳武、李文海、苏双碧、张海鹏、王汝丰诸先生,表示“他们曾对初稿给予了鼓励性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
龚先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2006年7月中旬,遵龚先生之嘱,我参加对30集电视剧本《张之洞》的审读。在剧本讨论会上,聆听龚先生的发言,深受启迪。十余天后,国家清史编委会召开以太平天国史为中心的清史纂修专题学术研讨会,我作为《通纪·第六卷》主持人作主题发言,继续受到与会的龚书铎、李文海等前辈的鼓励和指点。
龚先生曾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关心、支持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本所全体同仁十分感谢龚先生,深切怀念龚先生。
龚先生与业师王庆成先生是好友。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后记”,该书出版前夕,王师身在国外,“老友龚书铎同志代为审读了它的二校样”。如果仅是一般关系,这种事是开不了口的。今天读这段文字,仍不免有点感动。王师晚年旅居海外,每次回国,照例会和老友聚会,除龚先生外,还有戴逸、金冲及、李文海等前辈。每次都会笑吟吟地告我:“昨天我们几个老头聚了一下。”很有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使我大受感染。老辈的友情以情感、志趣为纽带,经受了沧桑岁月的磨洗和考验,历久弥新,绵延不绝。这一个群体现已凋零殆尽,令人无限怅然。
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不朽的,6卷本《龚书铎文集》便是龚先生学术和精神的载体。以下简要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近代史研究一大家。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近代通史研究与专题史研究并重构成其主要治学特点。20世纪60年代,参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主编《近代部分》。70年代末,参与编写并主持修订《中国近代史》教材,发行达200余万册。我们上大学时,便以此为教材,影响深远。80年代,龚先生又参与白寿彝主持的22卷本《中国通史》编纂,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部分(1840—1919)。研究通史,讲究贯通式研究,须树立大历史观,视野开阔。这种学术素养对开展专题史研究大有裨益。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龚先生别树一帜,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引领者。198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1988年出版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化探索》。这一文一书,勾勒出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研究框架和主线,奠定了龚先生在该领域无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眼下文化建设打开新局面,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随之迎来新机遇、注入新活力。今天再读龚先生的相关著述,诸如《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近代中国文化抉择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反思》等,仍会折服于文中的真知灼见,感叹其研究的前沿性、思想性。
龚先生长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不少优秀学者,在梯队建设、学术传承与发展上蔚为大观。在我看来,龚先生创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学派。今天的近代史研究所有龚先生弟子,连龚先生再传弟子也挑起大梁,成为学科带头人。我想,龚先生在天之灵倘若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二、深厚的理论素养,鲜明的学术立场。这是龚先生治学的又一大特征。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内逐渐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等四个多样化,体制外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思想活动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日益凸显,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噪音杂音增多。在历史学领域,突出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譬如,有人声称“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认为鸦片战争打晚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不为过”,为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涂脂抹粉。有人一味颂扬改良,认为20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是“多余”的。更有甚者,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质疑党的创新理论,进而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此一来,也就否定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我们党建党以及执政的合法性,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听任这些观点散播开来,对学界之学风和社会思潮都会形成巨大冲击。不敬畏历史,不珍惜当下,人心散乱,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就会毁于一旦,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东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便是一个例证。
《龚书铎文集》第一卷收录的首篇文章为1996年8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接着依次为《政治是历史的脊梁》《要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随想》等名篇,深刻解析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我认为,如此编辑文集,准确把握了龚先生治学之精髓。龚先生分析指出:“不看主流、本质,不从全面出发,只抓住某些个别事例加以渲染、放大,任意贬损或美化,这不是严肃的学风。”“上述美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否定革命、颂扬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等观点的出现,就多数情况而言,是有的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结果。”龚先生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本身毫无学术性,但极具煽惑力。抵御这些错误言论不能流于单纯的口诛笔伐、激情宣泄,需要以学术为支撑进行有说服力的解析,要善于用学术话语来表达正确的政治理念,以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龚先生是这方面的高手。今天读龚先生的相关文字,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三、在风轻云淡中显现出风骨。此次《龚书铎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的邀请函有“共缅先生风骨”一语。“风骨”二字,我认为用得很贴切。龚先生很儒雅,平素言语不多,但胸中自有丘壑。一个时期以来,有人故作惊人之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一时间颇吸引眼球、声名鹊起,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却遭人误解,甚或被讥讽为“左”。龚先生有家国情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纷扰喧嚣中不随波逐流、不媚俗、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从容淡定。我想,这就是“风骨”。文如其人,读《龚书铎文集》,这些都是很真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