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城市中心起义，而无农村革命根据地。应该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建政史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胜利并建立新中国的保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巩固以及成熟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出来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贯彻始终。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国家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理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由此而言，农村革命根据地在纵向上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研究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把它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完整的概念来看待。

 

目前的革命根据地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对于同样属于根据地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研究相对薄弱；其二，以往的根据地研究都是把苏区根据地研究、抗日根据地研究分开进行的，缺乏一个总体把握。站在新中国成立75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有新的眼光，要从总体上以宏观视野看待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史。从这个视角看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苏区时期根据地是初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是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收获时期，也是终结时期。初创时期，以毛泽东为主创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是在探索中，二是未得到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临时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起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受到批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实践逐渐成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社会动员、思想建设等方面在各根据地逐渐统一，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根据地面积已经发展到近100万平方公里、拥有近1亿人口，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收获时期，也是终结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新中国成立，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中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时代使命，以往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实践就结束了。

 

 

 

 

 

 

        1926年3月，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突然遇到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导致国民党内清党；蒋介石在东征、北伐行进途中体会到了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涨，内心充满了惊恐。国共合作面临极大危机。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阵营；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样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阵营。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负有指导责任的共产国际，在1926年11月召开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了定性，认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任务，认为“中国共产党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革命政府应进行连续性的彻底改革，以实现土地国有化”。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面向群众的方针，尽力发动土地革命”，“实行推进国民党民主化的方针”。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执行发动土地革命的方针，要求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

 

对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中共党内高层的认识是不一致的。陈独秀、张国焘不主张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土地革命即是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瞿秋白也有这种认识。代表并支持农民革命的毛泽东不在党的领导岗位上。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斯大林作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他对中国革命下的这个定义还是正确的，但他也没有指出中国的土地革命应该怎么革。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虽然根据共产国际提议提出了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的决策，但对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也是心中无底的。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攻打长沙。打不下长沙，毛泽东毅然决定带着队伍通过湘赣之间进入井冈山。1927年11月，建立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1928年1月，基本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进军赣南、闽西20多个县。1930年，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共成立以来创造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把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认识上来，论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建设革命根据地同时，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总结。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有一部分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针对一些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思想，回答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指出红色政权存在的五个条件：一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时存在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便使得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二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了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三是红色政权的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四是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确。这个决议后来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实行军事割据，产生小块红色区域的原因，除了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这个客观条件以外，还需要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这是主观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以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他得出的结论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事实证明，“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在实行军事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关注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论证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并提出“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的思想都是流寇思想。毛泽东给红军下的这个定义，是中国历史上军队出现以来首次被赋予这样的政治任务。1930年，毛泽东还专门论证了共产党必须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必须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必须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建立全国政权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的思想，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条新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还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的理论。这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思想，是为党的工作完全打开新局面的思想。这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探索思路。 

 

1930年，针对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教条主义指导，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什么是中国情况呢？不是通过本本，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有一点儿工业基础、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农业国家，是一个在多个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个在不同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封建军阀长期征战的国家。在这样的国情下从事中国的革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式是不同的，与苏俄的革命形式也是不同的。亦即必须要在中国国情下去寻找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认识。但这个正确的认识要为全党所接受，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对毛泽东进行了压制和打击。

 

毛泽东虽然开拓性地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还处在初创时期，还需要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积累，更为主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承认这种创造，批评这种创造，仍在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的城市中心理论。

 

1928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该决议对广州起义极表称赞，认为广州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证明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是“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认为可以“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决议还列举了广州起义的口号，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这些口号完全复制了十月革命彼得格勒工人起义的口号。这个决议对于几乎同时发生的毛泽东领导的1927年湘赣之间的秋收起义，只提了一句，几乎不屑一顾。中央在稍后写给毛泽东以及红四军军长等的信中还明确批评以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完全代表落后的农民意识”，并要求以城市中心观点指导红四军工作，“要艰苦的加紧湘南各重要城市的工作”。1930年4月，中央在写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认为，“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并指出为了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最显著的区域是以武汉为中心。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中国面临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因此“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在这种策略总路线的指导下，批评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同时，中共中央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国际决议确认中共中央路线，明确指出“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为了执行新的中央路线，还以中央名义致函红四军前委，批评红四军“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9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接受共产国际指示批评了李立三，认为李立三是盲动主义、冒进主义，但未能在思想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清算，甚至肯定了李立三主持的6月政治局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此影响下，同年12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的指示，还是强调“占领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要求“发展在工业中心的革命工人运动”。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以批判李立三“右倾”为名，推行更“左”倾的路线，四中全会以及会后实际上仍然坚持以城市中心论指导中共革命斗争。临时中央派代表团主持召开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是“狭义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2年1月的中央决议，提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这个决议的精神与立三路线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立三路线反对开拓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1月决议不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5月，苏区中央局发生了关于战略方向的严重争论。毛泽东主张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建立苏区，规避占领大城市，反对攻占赣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并明确指出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毛泽东的主张是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力量较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发展革命力量，反对进攻敌人力量较强的大城市。该主张受到苏区中央局的反对，被批评为百分之一百的右倾机会主义。6月，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说：“1月开始攻赣行动后，中央局关于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有了进一步认识和转变。”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除了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还解除了毛泽东对前方战争的领导，批准他请病假去负责政府的工作。正当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临时中央又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反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路线斗争，实则都是将矛头指向毛泽东，因为这些人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处境困难，又被剥夺军职，不能参与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斗争，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惨重失败。

 

1933年，主持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人博古等无法继续在城市立足，只得到中央苏区来，但他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当作教条，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巴黎公社是“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通过巴黎工人阶级起义而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但二人并没有及身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在马克思对资本形成和运行规律分析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死亡性特征作了透彻研究，并在分析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绝对规律后作出判断：“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依据这个判断，列宁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且取得成功。从帝国主义论到十月革命的成功，这就是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但在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上又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革命实践上第一次取得胜利。

 

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分别指导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支部的决议。列宁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原则是正确的，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但怎么落实，他没有亲自实践过。共产国际指导各国革命的理论，就是已经证明在俄国彼得格勒取得成功的城市中心论。

 

“城市中心起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国情下的成功范例。如果把它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概括为“城市中心论”，指导国情各不相同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是把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等同起来，就形成了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而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工业并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进行的。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很强大，现代工业只是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有所分布，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军阀割据的形势下，一定地域内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根据地波浪式推进政权建设、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这一套办法，才能坚定全国各民族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城市中心起义的办法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办法，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不顾中国国情，运用城市中心论，处处碰壁，以至于把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弄丢了，给中国革命力量造成重大损失。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建立中央苏区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深刻体认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是一个封建军阀长期征战不已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相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冲击大城市失败的教训摆在面前，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聚集革命力量、赢得战争胜利的经验也摆在面前，他在党内提出了反对城市中心论的意见，未得到重视。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明确记载着：“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这里记录的毛泽东对扩大中央苏区表现动摇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所反对的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一味盲目寻求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意见。这里明显表现为两条不同的革命战略路线：一条是中央主张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教条主义路线，即通过占领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另一条是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聚集和培养革命军事力量，逐渐赢得人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历史事实证明，后一条道路才是唯一可行的，是符合中国革命情况的正确道路。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得不到中央的肯定。而且，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存在过“左”倾向。如土地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压制工商业政策，变小资产为无产；对福建人民政府政策，等等。还有，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苏维埃土地法》又改为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没收；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这些表明，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中最核心的土地问题上，当时还处在一个探索过程中，尚未取得并形成较成熟的经验。

 

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临时中央负责人虽然也是共产主义者，也是革命者，但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对于中国实际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城市中心论当作不可违背的教条指导中国革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根据地道路的正确性。

 

卢沟桥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八路军开赴前线，在正规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上海、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立即对华北八路军作出新的军事部署：“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这一指示要求八路军要从正规战场撤出来，要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129师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接着，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这里，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武汉保卫战开始。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泽东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根据地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后方。抗日根据地要在建立抗日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发动民众之后建立起来，同时还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5月，在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精辟分析中，毛泽东指出：“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其中论述了“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思想。他说：“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敌人占领的城市，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武汉沦陷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敌后立足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依托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支持，与盘踞于城市的侵华日军相周旋。这里有关乡村包围城市的分析，是中国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建立的。日军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长城内外至海南岛，从黄土高原至东海之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原苏南）、淮北、淮南、皖江（原皖中）、浙东、鄂豫皖、广东、琼崖、河南（豫西）、湘鄂赣等19块抗日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位于大后方外，其他18块抗日根据地全部在敌后。

 

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实现了党的领导，实现了政府、议会、军区的党政军一体化。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体农民，在各个村庄组织了农会、妇救会、各界救国会，民兵，青抗先，等等。根据地的民兵、青抗先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1965年，笔者曾对山东省黄县大于家进行抗战历史调查。据当地的老党员回忆，抗战时期，黄县大于家属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区，村里有共产党组织，全体农民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所有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民兵，民兵、青抗先积极配合八路军在前线作战。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都很了解，对抗战时期的活动如数家珍。

 

为什么说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熟时期？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熟了，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创建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了实践经验并已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由于当时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压制，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未得到中央支持。遵义会议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情形有了改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路线的转变，鉴于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当前，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以及抗日的民族团结等十大主张，积极引导、推动全国抗战民意，推动全面抗战。1937年9月，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发表谈话，表示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毛泽东立即提出，抗日战争存在着正规战和游击战两种战略区分，八路军负担游击战任务，游击战作为辅助，起着战略配合作用。随即在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

 

服务于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有抗日意愿的人，根据地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可收租，农民要交租；支持工商业，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团结民主人士，有抗日意愿的民主人士可进入政权机构，等等。

 

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中共具有重大战略思考的政治举措。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项改革政治机构项下，包括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等内容。在中共推动下，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抗日救国纲领》，其中也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一项。但是指望国民党来改善各级政治机构，是不现实的。

 

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权，历史上从未有先例，这个任务只能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毛泽东极为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为此下了很大功夫。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是所有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标本，是未来新中国的建国范式，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在讲到边区民主政治对全国的作用时强调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1940年3月，在总结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作为党内指示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这个指示一开始就说明，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是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这种政权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指示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还应避免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以达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该指示还强调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陕甘宁边区曾先后在1937年、1939年发布过两个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颁布（称为“五一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是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反复改写、修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这个施政纲领，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中央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制定的。它更为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方针和在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与边区内社会各阶级各党派政策、与边区外友党友军团结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资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男女平等政策、民族平等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均一一作了明确规定。所有这些规定，明确无误地体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要求，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特别强调了“三三制”，明确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把“三三制”用明确的法律语言规定下来，规定了当选共产党员在行政机关的责任担当和行为规范，为共产党员在行政机关中的服务树立了民主标杆。同时，五一施政纲领还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这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体现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即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对于调动边区内各社会阶级、各党派中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抗日积极性起到了稳固的保证作用。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或者内部指示中强调，各级政权机构要贯彻“三三制”。“三三制”在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为各抗日根据地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且对于调动各方的抗日积极性、民主建设抗日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关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以“五体投地”来表明他对这一原则完全拥护。

 

中共为了动员全国各阶层民意，集中力量抗战，专门就蒙古族、回族发了文件，专门就长江流域哥老会群众发了文件，要求采取适当政策，动员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照顾他们的合理需求，等等。事实证明，中共所提倡、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真正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相继实施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战积极性，形成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的一系列措施。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执政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抗战结束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成为指导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成为影响中国前途的政治军事力量。

 

说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熟时期，至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根据地已经壮大了，已经形成包围城市的力量了，已经初步取得建立国家政权机构的必要经验了。

 

 

 

 

 

 

抗战胜利了，中国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了重庆谈判纪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挑起了内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了解放区。解放区仍然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继续，理论根据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目的是夺取城市，创建新中国。

 

解放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比抗日根据地更壮大了，更有力量了，也更成熟了。在原有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广大的东北农村很快形成了解放区，对东北地区各大城市形成了包围态势。华北各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以及其他地方根据地也逐渐从小块连城大片。老解放区包括东北、华北、山东各地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纷纷进行土地改革，有的地方甚至平分了土地。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发出了“五四指示”，明确指出，“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该指示提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并要求在解放区政权稳固的中心区，必须支持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群众运动，特别提出注意土改中的政策问题。比如，坚决用一切办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谨慎处理、适当照顾；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于汉奸、豪绅、恶霸要斗争，但要给他们饭吃；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剥削的办法，同样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等等。随后在给东北、热河等地的指示中要求，在东北、热河等地，除坚决实行没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及其他敌人所经营的公私土地与大汉奸土地外，必须运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形式，使地主阶级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对于蒙古人地区的土地问题，现在不要急于解决，应详细调查另行处理，等等。这些政策规定是基本正确的，也是基本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这些政策规定，与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大大不同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民情的认识和掌握是反映了社会真情实况的，制定的政策是基本成熟的，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解放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结合各地实际，推动了土地改革的进行。根据有关资料，到1946年底，晋冀鲁豫全区已有2000万农民获得土地，苏皖已有1500万农民获得土地，山东全区有1500万农民获得土地，晋绥新区宁武等13县51400余户得到土地，东北解放区2600万亩土地分给农民。

 

为了统一各解放区对土地改革的做法，经中共中央同意，1947年7—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后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原则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这个土地法大纲，丢弃了土地革命时期不成熟的经验，纠正了“左”的和右的倾向，使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全面推行，使1亿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使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获得了最大的物质保障和人民支持。

 

这次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的第一次土地会议，《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是2000多年以来第一个处理全国土地问题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成功，标志着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只有这个条件具备了，人民解放战争才能够大踏步胜利进军，才能够实现夺取大城市的成功，才能够实现创建新中国的成功。

 

下面是全国重要城市解放时间，证明农村包围城市并且夺取城市的步伐加快了。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也是国史研究的源头。开国大典以前，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只有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海南岛和台湾尚待解放，到1949年底，上述尚待解放地区除了海南岛和台湾都解放了，海南岛也在1950年解放了。

 

总结起来讲，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即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也是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即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发展与成熟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各解放区，包括1948年华北各根据地完全统一后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收获的阶段，也是它的终结阶段。把党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终结作这样的概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个阶段时间很短，不过三四年，但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国性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极为重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报告中提出两个“战略重心转移”的新论断：“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成立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纲领，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际上是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擘画的方向来进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新论断，是我们开展根据地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理论论断。以往的学术研究，重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战略重心转移”重视不够。两者都重要，都是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后者更应受到重视。

 

两个“战略重心转移”表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就不能再实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策了，发展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已经完结，进入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终结阶段。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改变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路，是在革命时期反对国民党统治所必须采取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始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目标而奋斗。这就要求铲除残留的根据地“山头”思想，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国家各方面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即1944年8月，毛泽东给博古写过一封信，就《解放日报》准备发表的一篇社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想法，提出了纠正意见。毛泽东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出路不是在农村，将来是要进城的；进城是干什么？进城是要干工业化、机械化，要有机器。要工业化，就要大批农民走出家庭，走进工厂，走进城市。所谓“获得机器”，就是指国家要进行机械化、工业化，国家要民主化和现代化，也就是通过工业化、机械化来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值得高度重视，它是两个“战略重心转移”的理论根据。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也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见，随着中心工作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前述毛泽东给博古的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此更是作了系统阐述。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国家政权以后，要实现工业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是明白无误的。

 

总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是我们研究革命根据地史和新中国成立史需要非常明确的一个思想。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表明在新中国开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河北学刊》2025年 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