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近代史所举办这个“刘大年文献捐赠证书颁发仪式”。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时间举办捐赠仪式，对我父亲这位有着8年抗战经历且终身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关于捐献这些文献，我有几句话想说。

 

一是这实现了我父亲的心愿。

 

可以肯定，我父亲留下这批文献，不是准备留给家人后代的。作为历史学者，他有很强的史料意识。捐赠的这批文献，大概可分为书信、外访日记、重要的会议记录、读书笔记，以及他珍藏的根据地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曾反复读过的马恩全集。比如他保留的信件中有新中国成立之前吴玉章、艾思奇等同志给他的信，等等。相信他那时也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只是出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史料意识。关于他对史料的重视，我还记得1966年1月，他从江西丰城县四清回来，带回三大箱当地家谱、族谱。那时我还翻过，全都是软绵绵的线装本。父亲说是将来研究农村历史有用。可惜文革中都失散了。所以，我们姐弟三人将他遗留下的文献全部捐献给近代史所，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我代表全家由衷感谢近代史所完整保留这批文献。

 

二是这些文献体现出宽阔的国际视野。

 

早在60年代，他写《论康熙》一文时，就将康熙放在18世纪初的大环境中，并与彼得大帝做比较。使该文对康熙的论证有别于以往。这对我本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故宫藏有不少科技仪器，我在研究它们时，也学习将它们放在16世纪以后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中，对它们出现在清代宫廷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再比如1985年他率团参加于西德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大会，第一次以代表团身份亮相世界历史大会。他在中国代表团提交的5篇正式论文中，刻意安排了两篇论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意在提请国际史学界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只有欧洲战场，不只有诺曼底登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是这些文献体现了他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父亲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他一直坚持研究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信仰，不但体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也体现在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之时。国内史学界众说纷纭，某些说法甚嚣尘上。但是父亲一如既往，没有动摇。90年代初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一文中写到：“中国人在过去的40年中，走完了英、美人花了100多年走过的路程。40年间，中国工农业增长速度为世界第一，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世界第二。中国所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一条，它实行的是社会主义。”

 

我想他这种认识，除了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历外，跟他认真研读马恩原著有关。我记得他在论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时，曾举过恩格斯关于鸭嘴兽的例子，说这种动物是动物界从禽类到哺乳类过渡间的产物。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也会有一过渡阶段。八十年代他到新西兰访问，还特别要看那里的鸭嘴兽。

 

就在他生命终结前两个多月，在社科院纪念新中国社会科学50周年的大会上，他仍坚持说：“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还说：“美国一直借口‘人权’干涉中国内政。最近美国权势政客发表宣言，声称要‘保卫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报告称，中国是它的五个重点国家之一，与美国一直在进行侵略颠覆的伊拉克排在一起。日本修订‘安保条约’，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共同布置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26年前他说的这些，就像是在说今天中国的国际大环境。父亲不是时事评论员，仅是位历史学家，他能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洞察到二十多年后的世界局势，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回顾这一段，也是要表达我对父亲——这位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敬意，也作为对他110年诞辰的纪念。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