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日上午，经济史研究室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陈争平教授作“中国近代经济双重转型概说”讲座，所内外共20余人参与活动。本场讲座由近代经济史研究室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作为多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第三卷）的主要撰稿人，陈争平教授总结了这套跨世纪经济史学科基础建设工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四卷本的编写，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大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章开沅等一批前辈学者围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提出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论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后，赵德馨先生提出“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朱荫贵教授则主张“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心线索。可以说，围绕“中心线索”的讨论，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观演化的一部分。每一次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都推动了新的研究成果涌现。

 

 

 

陈争平教授认为，要站在“中心线索”大讨论的思维延长线上继续思考，就必须注重把微观、碎片体系化，以“大历史观”的研究取向把握中国近代经济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从碎片走向整合的经济史研究？他表示，一要讲理论，二要讲体系。所谓“讲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理论根基运用于经济史”，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经济学、货币理论等论说，当下货币史家较多运用19世纪的货币理论，20世纪乃至最新的货币理论也可以尝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所谓“讲体系”，就是要注意中国近代史上“多条主线互相关联”的“梯子结构”和“宏观-中观-微观”的体系化思考。

 

 

 

以“中国近代经济双重转型”为例，陈争平介绍了他对于经济学理论和体系化思考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在理论方面，他借鉴了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提出的“双重转型”概念，认为近代中国经济呈现出“作为‘网型’初级形态”的“梯子”结构，这一特征与厉以宁的“双重转型”模型高度契合。因此，将当代经济转型理论引入近代经济史研究具有可行性和解释力。

 

 

 

在此基础上，陈争平进一步将“双重转型”理论与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相结合，提出“现代化范式2.0”。具体而言，厉以宁“双重转型说”包括“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在近代史语境下，“体制转型”可解读为“从传统自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应“市场化”；“发展转型”意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对应“工业化”。将“转型经济学”运用于经济史研究，有助于突破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单一叙述框架。

 

 

 

在体系化思考方面，陈争平提出将近代经济史研究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整体经济史研究、行业史研究和企业史研究。例如，开滦煤矿的研究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史，而对煤矿企业的群体及个案的探讨则构成“行业史研究”。通过行业史层面的群体和个案研究，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构建整体经济史的视角，进而探讨“某个行业如何助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具体到“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陈争平在汪敬虞先生《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中提出的“三政”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三政”即财政、币政和盐政，是汪老对1895至1927年中国经济核心内容的概括。如果将研究年限拉长，在“三政”基础上增加“农政、矿政、贸政、机政、船政和路政”，则可以涵盖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九大关键领域的研究体系。简而言之，从企业到行业再到整体的递进分析，是实现中国近代经济史体系化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在问答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彭姗姗等人围绕汪敬虞先生、近代区域多样性、凯恩斯主义、中国市场化转型等议题与陈争平教授展开了深入讨论。讲座持续两小时，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中国近代经济史》（四卷本）是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几代学者共同编撰的大型经济通史丛书。其中，第二卷（1895—1927）与第三卷（1927—1937）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重要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