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3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中文部主任、历史系客座副教授马钊作题为“群众积极分子与地方建政：基于解放初期北京的考察”的学术讲座。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斌主持，所内外30余位学者参加。

 

 

 

讲座围绕新中国建政过程中积极分子的群体特征及其历史意义展开研讨。马钊首先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在多年深耕北京史研究、利用历史档案探析民国北京底层社会取得成果之后，马钊从比较视野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建国后北京基层社会。他认为，建国后由“底层社会”向“基层社会”的词汇转换，是管理型政府被革命的动员型政府替代的表征。在这个语境下，基层不再是被动的被管理者和被动员者，其与上层互动的主动性使得新生政权具有强大的活力。在这个话语转换、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的群众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以往对于群众积极分子的研究，或为宽泛的群像，或为群像基础上抽象出的典范性个案。他认为，对于群众积极分子具体参与新中国建政过程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建国初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

 

 

 

马钊认为，新政权需要大量积极分子投入建政的过程。一方面，在政治理念层面，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要求基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动员。并且，新政权需要基层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理解并展示其政治身份，伸张其话语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北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迅速接管了国民党的上层统治机构，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善此前本就薄弱的基层管理队伍。在人员紧张的同时，有限的财政也限制了基层正规管理机构的扩张。于是，新政权就需要大量的积极分子来了解基层、管理基层并动员基层。

 

 

 

马钊考察了新政权如何从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建立起基层工作队伍。对于新政权而言，北京的基层人员状况复杂。因此，发现积极分子的工作，从逻辑和史实来看，都是从考察“谁不能当积极分子”开始。通过将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生活作风有问题者排斥于积极分子队伍之外，新政权充分伸张了其革命性。但是如何在余下的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马钊以第七区的人口背景调查为例指出，基层社区居民的成分是以复杂的社会经济学面目出现并自我认识，在其中很难找出符合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工人阶级”群体。于是，新政权采取了诉苦运动等一系列措施，促使群众将个人经验转化为群体经验，完成自我表达话语的替换，从而将抽象的政治术语转化为基层群众的生活实践和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新政权逐渐发现了能够沟通上层和基层并服务政权建设的群体，这便是积极分子队伍的基础。

 

 

 

马钊认为，使积极分子为政权建设服务的过程，起初也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能够切实承担工作者较少。在有限的积极分子队伍中，依然存在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情况，只有部分能够全心全意认真参与建设工作；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分子承担的工作却相对较多，且有增无减。随着新政权的各项建设逐步深入，以及抗美援朝动员等工作的开展，不断有新的任务需要动员基层群众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身兼数职就成为普遍的现象。在基层社会、积极分子和新政权不断磨合的过程中，政府逐渐积累了经验。通过不断地发现、教育并充分合理地利用积极分子，新政权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的动员体系。

 

 

 

最后，马钊探讨了群众积极分子对于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第一，女性通过积极分子的选择机制进入了基层政治管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秉承解放妇女的原则，推动基层政权向妇女开放，改变了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性别结构。妇女积极分子参与推行的工作深入到日常生活领域，带来诸如婚姻法、女性职业、家庭制度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第二，积极分子的广泛参与，使得新政权作为一个动员型的政府真正站稳脚跟。动员型政府需要基层群众全方位、持续地参与各类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则通过将宏阔政治目标细化、具体化、阶段化，使得其能够为基层群众接受并得以实施。第三，来自基层的积极分子参与政权建设，为政治动员带来许多新的模式和手段。以往的宣传动员多采取大型集会的方式，短时间内将大量群众汇聚起来。但这种方式严重消耗行政资源，也缺乏持久的效力。积极分子通过借用民间传统，将集会和“走家串户”相结合，使得动员经常化和普及化。

 

 

 

在自由讨论环节，马钊与唐仕春、刘文楠、吕文浩、李志毓等与会同仁就积极分子的来源及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档案材料的利用、积极分子的情感动员和宣传工作的层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讲座历时两个半小时，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