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4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举办晚清史研究系列讲座第十一讲，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杜乐副教授作题为“海外华人爱国主义与中国国籍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法律与政治概念”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晚清史研究室主任贾小叶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展研究员、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罗杨研究员等所内外20多位学者参加。

 

 

杜乐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法律史研究，尤关注近代法制改革对国家建设、中外关系、家庭与性别等方面的影响。首部专著《中国的国与家：孝道及其近代改革》以“孝道”的法律实践为切入点，从法律史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与性别问题，并分析近代中国家国关系与政治秩序的变迁。近年来，其研究聚焦于全球化视野下近代中国的“国”与“国家”概念的形塑过程，以及华人国家意识与爱国主义的演变发展等议题。

 

 

 

杜乐认为，近代海外华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部分源于近代国籍法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国际公认的领土主权原则尚未完全确立，统一的国民身份界定标准亦未形成。当时新制定的中国国籍法如《大清国籍条例》《中华民国国籍法》等，均遵循血统主义原则，规定凡生父为中国人，无论是否出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与此同时，南洋的列强殖民当局普遍严格限制华人入籍，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更导致华人移民在法律遭受排斥。海外华人面临种种制度性歧视，始终难以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华人群体中倡导团结自立的呼声成为主流，并逐渐形成了以实现中国统一、独立和富强为核心诉求的爱国主义思潮。中外在国籍问题上的双重界定，是塑造近代海外华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修订的国籍法，继续坚持血统主义原则。但这一局面在二战结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华人移民众多的东南亚各国发生独立浪潮，开始去殖民化进程，在国籍法上普遍采取出生地主义或混合原则，强调本土身份认同；欧美各国也逐步反思和修正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国籍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的政策，以解决旧国籍法所带来的双重国籍等问题。多数海外华人选择定居入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

 

 

 

杜乐指出，海外华人是清末保皇派与革命派的重要资助来源。两派在开展面向海外华人的政治宣传与筹款游说活动时，必须积极回应这一群体的关切和诉求。因此，保皇派与革命派在南洋等地所办报刊及其舆论宣传有特殊之处。一方面，南洋华人精英基于共同的爱国情感，从维持华社内部团结立场出发，不在意或有意淡化两派的政治分歧。这种态度直接反映在报刊资助者身上：两派报刊的金主往往来自同一批海外华人，甚至像新加坡《图南日报》这样政治立场随着资助者意愿而不断转变的报刊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为迎合南洋华社共同诉求，两派报刊的言论最初都避免过分强调政治纲领的本质区别，而是倾向于采取调和立场，甚至表示双方“目的则一”，以免引发当地华社内部对立，致使自身受到排斥。即使日后发生笔战，两派立论的激烈程度也远逊于留日学生内部的论战。保皇派与革命派都争相将论述重点放在如何实现中国独立与复兴等共同目标上，借以争取南洋华人读者的支持。这些现象表明，海外华人在清末政治变革中并不仅是资助者，他们的爱国主义共识与诉求，也在实质上制约与塑造了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表达。

 

 

 

然而，近代海外华人，尤其是其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认知主要形成于西方教育文化背景，因而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本土经验存在差异。民国成立之后，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交流日益密切，这一差异也随之凸显。海外华人精英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以及其倡导的以英美为蓝本的政治改革设想，都曾在国内引起不少反对与抨击。如鲁迅任教厦门大学期间，就因尊孔教育等问题与新加坡华人校长林文庆公开发生冲突，但鲁迅日后反而批评林氏“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这一典型案例揭示出，像林文庆这样的海外华人精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主要源于儒家经典，这与鲁迅等人基于中国本土现实对儒家伦理的切身认知相比，存在深刻分歧。这些海外华人虽有资源、有爱国情怀，却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这一矛盾影响延续甚久，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参与到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实践中去。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国籍法的演变过程、海外华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本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