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举办的“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工作坊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召开。

 

 

知识史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正在蓬勃发展之中，但知识本身却与人类生活一样古老。在历史长河中，知识曾被认为是德性，是对于神圣之物或真理的认知，是对于客体的如实反映，是先天认知形式对于感官材料的主观构建，是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工具，是一套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的权力话语，等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关于知识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往往共存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生活之中，彼此制约，伴生发展。鉴于此，聚焦于“知识”的历史学研究有必要在考察文本、思想和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由人群、技术、制度、社会空间和实践活动构成的人类生活本身，或者说，深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本次工作坊共分四场小组讨论。第一场讨论聚焦科学以外的专业知识。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静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乐先后报告。王静聚焦于宣统二年三类法律考试中的国际法试题与答卷，分析法部考察的知识重点与应试者对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区别认知。李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家张仲礼早年留美期间与美国汉学界的交流互动、及其建构中国绅士历史面貌的动态轨迹，进而论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人际网络和知识生产模式，分析冷战背景下美国机构和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兴趣倾向，有助于深入认识西方汉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转型。

 

评议环节，针对王静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仕春指出，在研究路径方面，还应关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审判实践对法政知识人国际法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审胡永恒提出要强化对史料的消化与解读，通过比较应试者的身份与认知差异，进一步分析传统律学思维与新式法政教育对应试者理解国际法的影响。关于李乐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湛晓白认为可以进一步关注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和执教的学术经历，深入考察他与美国经济史相关学者的学术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分析了同一时期国内学者如费孝通、潘光旦等对中国绅士的研究，并对比了中美研究的异同。

 

 

 

第二场讨论聚焦科学知识。由复旦大学外交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马建标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承颖与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李侃先后报告。左承颖集中梳理达尔文进化论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隐现的生态学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揭示中国现代生态学思想萌生的重要理论源流，深化了对近代科学思想跨国流动复杂性的认识。李侃考察“凉（冷）血动物”这一科学概念传入近代中国的脉络，揭示出20世纪初从西方、日本传入的科学知识和名词的大众化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评议环节，就左承颖的报告，吕文浩进一步论及中国社会学中生物学派的代表人物潘光旦对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关系的认识，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人文区位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刘宇认为此文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华早期传播面相，从科学思想的跨文化传播出发，可以将达尔文生态学思想与民国初年社会思潮的关联愈加凸显出来。针对李侃的报告，王建伟认为“凉血动物”这一概念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运用及其隐喻的成立是一大亮点，可以将这一概念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关系更紧密地勾连起来；湛晓白指出该研究与概念史多关注具有高度政治性、竞争性、分歧性含义的重大概念不同，展现出“凉血动物”这一生物名词对历史的建构作用。

 

 

 

第三场讨论聚焦政治实践中的知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仕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邢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靳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楠先后报告。邢科从全球文化互动的视野考察“民主主义”概念的生成与意涵，及其在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词义扩展的“民主”开始影响中国，在其“主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代表不同政治方向和思想流派的一系列概念。当列宁所使用的“民主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新民主主义”概念在全球文化互动中应运而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靳帅探讨了从“五四”到“五卅”期间，发生于江浙地方社会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形式、内容与组织变革，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与组织动员中，“帝国主义”观念在江浙地方社会的下渗。马楠分析1919年至1925年国民党在沪组织变迁与党务干部的更替演变，在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中考察党务这一新知识的落实为实践的复杂过程，并重新审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前的两党冲突。

 

评议环节，针对邢科的报告，王建伟强调“民主主义”的阐释空间非常大，不仅要关注“民主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表现，更要将概念史研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比如关注“民主主义”在中日社会化实践中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珊对“民主”在“主义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概念很感兴趣，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民治主义等概念的传播与演变。关于靳帅的报告，马建标建议充分发掘能够展现商家对抵货运动复杂态度的史料，并深入探讨学生参与抵货运动对其政治信仰、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审胡永恒指出，可以加强论证从帝国主义理论传播到反帝罢工发生这一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就马楠的报告，马建标强调研究国共两党干部的升降更替，还应关注其与地方势力、外部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刘宇建议加强对国共两党组织和制度的分析。

 

 

 

 

 

第四场讨论聚焦知识史理论及其书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主持，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侃良、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历史学（英文）》编辑甄皓涵先后报告。王侃良追踪中村春作、金文京等学者对历史语言学中“汉文训读”的研究，认为他们提出了新的历史认识方法，即“文化翻译”与“汉文文化圈”，有助于再审、重构东亚世界形成的内在机制，凝练出新的区域视角。甄皓涵考察了欧美知识史研究的谱系沿革与理论进展，梳理出更为复杂的复线知识史脉络，进而在中西知识史研究路径的比较中归纳了中国“知识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尝试寻找中国知识史研究的独特之处与发展方向。

 

评议环节，关于王侃良的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孙青指出汉文训读是一种跨文化的互动方式，在宏观梳理“汉文文化圈”的研究脉络基础上，可以聚焦于具体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和语境，考察这一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实践；李珊从异质文化的“接触地带”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汉字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就甄皓涵的报告，唐仕春认为由于西方的知识史理论正在发展之中，厘清欧美多元的知识史脉络和中国已有的“知识研究”状况，有助于与西方学术理论展开平等对话，参与知识史理论建构；孙青指出中国的“知识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脉络，且由于文本传播的机制不同，中国知识史的讨论应区分时段。

 

最后在圆桌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围绕知识的多元含义、历史研究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知识史研究的方法路径、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姗姗首先介绍本次工作坊的缘起及问题关切。随后，王建伟认为好的历史研究应积极回应当代问题，这是学科发展的活力所在。孙青继而提出好的历史研究能够推翻一些常识，并就如何理解“近代”、作为方法的知识史等问题予以阐释。唐仕春结合近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访苏参观团的研究，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可以与晚清民国时期日本、欧洲的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比较。李珊认为应在多学科的交流互动中思考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其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吕文浩强调要寻找好的切入点来深化知识史研究。刘宇论及知识史研究的去中心化与泛中心化问题。

 

总之，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选题共同探讨了“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展现出多元的研究面向、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以及初步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