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第四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暨三大体系建设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和民间研究机构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共同探讨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高国荣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历史学界近年来着力加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构建我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历史学者要加倍努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高国荣研究员

 

 

 

本次会议共有四场报告研讨及一场圆桌讨论，各分组研讨由三到四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核心议题，展开跨学科的深度交流对话。       

 

 

  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兰梁斌作《侯外庐先生的史学研究与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报告。他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特点、时代局限与未竟之业等方面展开，提出推动中国思想史三大体系建设，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尚需做到三大贯通：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贯通，精英思想研究和大众思想研究贯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和全球思想史研究贯通。当今思想史研究还需回应我们今天的时代关切，深刻把握“两个结合”，并且要从西方标准和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更自信、更有主体性地解读中国历史的特点，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利栋报告的题目是《史学与时代——从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以范文澜的史学研究为例，提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兼具革命性与学术性双重特质。这些史学家因特殊的时代环境，其学术研究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著作中蕴含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现实关怀。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特别关注版本的时代性，不同时期的版本修订往往折射出政治语境与学术范式的变迁。他进一步提出，对比分析版本的演变，可以揭示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变化，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进程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仕春报告的题目是《近五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进路》。他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全文数据库为资料来源，聚焦目前社会史学术研究的重点、热点，阐明前沿领域：第一是数字史学与社会史的关系。第二是概念的社会史研究。第三是物的社会史研究。第四是医疗卫生史研究。第五是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融通。他提出，当前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但难以勾勒社会史整体图景；因此目前的社会史研究需要思考如何形成体系化、整体化的研究、以回应时代需求，为当代社会提供解释。

 

 

 

会议现场照片（一）

 

 

 

 

 文明互鉴与本土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泽颖报告的题目是《敦煌写本真伪之争与20世纪初期的法国汉学》。她探讨了法国汉学界曾就敦煌写本的真伪问题所发生的激烈争论，揭示出海外敦煌学发展初期的波动过程，呈现了敦煌文献西传的复杂历程，也为理解20世纪法国汉学界的权力结构与学术生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东琪报告的题目是《晚清知识分子的文明形态话语》。她的报告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明概念的多元演化；二是中外文明比较，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反思西方文明的兴衰与局限；三是对文明交往的思考，主张立足本土、和平平等，并探索超越冲突的中间地带。她着眼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重新审视晚清知识分子的文明形态话语，为理解中外文明比较、建立中国特色的文明研究话语体系提供了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报告的题目是《近代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她总结梳理了近百年来国内外家庭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和专著，并指出当前家庭史研究的新趋势：视角从精英男性转向非精英女性；时段从长时段转向更精细的短时段；方法上，计量史学和跨学科融合日益明显；史料运用更为多元，口述史、档案等极大地丰富了历史面相。她强调家庭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从而回答“我们是谁”的时代之问。

 

 

 

会议现场照片（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徐志民，阐述了“正确抗战史观”的核心内涵。他认为，正确抗战史观至少包含以下五点内容：1.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4.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5.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徐志民还批判了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历史修正主义、以及美西方学界贬低或否认中国抗战历史地位和世界贡献的错误言行，呼吁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广泛搜集多方史料，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构建中国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合力。

 

抗日战争纪念网执行副主编唐智轩以《从民间实践看抗战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当前网络空间存在大量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如否认731部队存在、否认南京大屠杀、贬低中共抗战贡献等错误观点，而正面声音相对不足。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挑战，学界与民间应共同努力，将学术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用扎实的史料证据捍卫抗战历史真相，维护正确的历史观，这对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太行人民抗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石湘涛作为一位来自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基层学者做了题为《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富矿”应该怎样去挖掘？》的报告。他通过实地走访102岁高龄抗战老兵等25位见证者，获得大量鲜活口述史料，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线索。在会议上，他也坦言基层研究存在局限，收集的资料多为初级汇编，难以提升为高质量成果。因此他诚挚邀请专业学者前往左权县这一“红色富矿”实地指导，共同挖掘抗战历史资源，帮助基层研究者突破局限，实现从资料收集到深度研究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馨蕾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抗日根据地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与反思》。她提出了从物质文化史视角研究抗战根据地的新路径——研究聚焦战争中的日常生活，通过地图、钟表、草鞋等日常物品，通过“小物件”连接宏大历史与个体体验。她指出，物质文化史视角有助于深化对战争环境下军民生活的理解，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层次。梁老师同时也关注到了物质文化史所面临的史料分散、普通民众声音缺失等挑战，期待更多年轻学者共同参与挖掘史料。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高超群研究员报告的题目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定位与用稿》。他强调该刊的投稿需要兼具历史学与经济学双重属性，分析列举了选题缺乏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不明确、文献综述简单罗列、论证逻辑不严谨、史料使用单一等投稿常见的问题，并就选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应结合新史料与真问题；明确研究视角并贯穿全文；文献综述要客观梳理学术脉络；论证需按经济变迁自身阶段划分；善用过程性档案并处理不利史料等等。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何钧力报告的题目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关于历史的社会学研究》。他系统介绍了社会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的现状，总结了当前社会学研究中与历史相关的成果，并提出未来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要涉及更具体的细分领域议题，既要有当下热点，也要有历史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审刘江作《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复印报刊资料为中心》报告。她首先回顾了书报中心的历史之后，进而指出目前近代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情感史、环境史、边疆史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她特别指出，抗战史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数量也超过不少其断代史；边疆史地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显著增加。刘老师同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重实证、轻理论”的倾向，要加强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建设的力度。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编辑崔瑾以《数智时代与历史理论研究》为题，介绍了期刊具体情况。他认为，AI推动了史学研究微观化，能高效处理海量碎片化史料，同时对历史因果关系提出新挑战，通过模式识别发现深层关联。他强调，历史理论是AI应用的“方向盘”，批判性思维是评估AI的“黄金标准”。历史学家应主动为AI应用设计框架，利用多元视角训练模型，在互动中不断修正偏差。编辑部期待通过历史理论与AI技术的深度融合，在数字时代将历史研究推向新高度，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历史叙事体系。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国荣主持了圆桌论坛。与会学者表达了对跨界交流、多元对话的浓厚兴趣。学者们一致认为，本次论坛凸显了三大特点：一是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深度对话；二是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学院派与民间学者的优势互补；三是关注文明交流互鉴，自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会者普遍认为，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模式为青年学者成长提供了新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注入了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