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7日上午，应经济史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在近代史研究所做题为“停滞与创新：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的讲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副所长高国荣研究员出席，所内外共60余人参加。

 

 

 

李伯重教授首先从概念入手，对“信息”（information）一词的内涵与历史语境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不同学科对信息的界定侧重点不同：信息学关注信息处理与存储，人类学强调信息在社会关系中的功能，传播学关注信息的传播渠道与影响。英文“information”在日本多译为“情报”，在中文语境中通常写作“信息”或“资讯”。历史上，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从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到近代的邮政、电报、电话，再到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系统的演变。

 

 

 

谁需要信息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李伯重教授将信息需求分为政府和商人两类。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信息收集的核心在于治理国家。自秦汉起，中国就形成了由下至上的“雨泽奏报”制度，州县一级官员必须定期向朝廷奏报当地降水情况；至宋代，雨泽奏报制度在程序上有了明确要求，开始“层层递报”；清代形成了完整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每个月的上旬、中旬和下旬都需要向朝廷上报相应数据。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便能够更好地预测粮食短缺并调配地方仓储。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称此制度为中国最大的“民生福利系统”。此外，政府还设立信访机关和情报机构来掌握政治相关信息，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匦使院，是中国最早的中央政权的信访机构，也奠定了后世官方信息收集制度的基础。

 

 

 

政府也发布和传播信息，包括公文、布告和邸报。邸报作为官方信息发布的重要媒介，始于唐后期。各藩镇设立进奏院收集中央政令与人事任免信息，宋代逐渐形成邸报雏形，明代邸报由朝廷统一编印并向全国各级官吏发布，清代则继续沿用。邸报内容包括各类官员任免、灾荒、税务豁免等，《红楼梦》中贾政阅读邸报的描写即体现其在社会日常中的作用。

 

 

从商人角度看，信息对于交易至关重要。商人需要价格、数量、供求、运输和市场趋势等信息，以便在商业活动中占据优势。李伯重教授回溯明代以前的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包括口头交流、书信、邮驿与邸报。口头交流多在茶馆等公共场所进行，民间还发展出葫芦语、锁子语、江湖行话等暗语以保护商业秘密。书信虽然普遍存在，但私人递送成本高，普通商人常依靠往来商旅或僧人顺路代送。邮驿系统自春秋战国始建，汉唐时期完善，宋元进一步分级管理，使急件能够在日行数百里间迅速传递。信鸽、急脚、急足等方式也被用于民间通信。

 

 

 

 

邸报对商人而言同样重要。宋代“小报”为民间私印报纸，虽无专业采编，仍满足一定信息需求。明清时期，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与印刷业发展，民间报纸（如“京报”）出现专业化采编与刻印，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商人通过报纸获取物价、灾荒、兵乱及人事变动等商业信息，影响全国粮食、盐、布匹等商品的流通。

 

 

 

李伯重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明清时期商业信息传播的新形式。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公所和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形成完整网络。晋商通过“联号”制度保持分号与总号间的频繁信息往来，徽商则依托宗族纽带。会馆与公所成为跨地区商人信息交流中心，分布于全国主要城市。民信局从明朝中期起出现，为商人提供信件、包裹及报纸传递服务，形成半官方、半民间的高效信息传递体系。

 

 

明清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促进全国市场发展。李伯重教授援引彭凯翔教授研究指出，18世纪中后期苏州、安庆、武昌三地粮价波动趋势高度一致，显示商人基于高效信息网络调配商品的能力。这一信息革命不仅推动商业流通，也催生全国性集会和思想交流，例如复社举办的虎丘大会，都依赖商业网络的信息传递。李伯重教授认为，明清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为全国精英阶层的思想碰撞与明末思想繁荣提供了基础。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信息收集与传播的发展分为两个轨迹：一是政府系统内的制度化信息收集与发布，稳定且层层递进；二是商人驱动的商业信息网络，从口头交流到邮驿、邸报、民间报纸及民信局，不断创新与扩展，推动经济、社会乃至思想文化的变革。讲座最后，李伯重教授强调，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演进，也为当代信息社会提供历史参考。

 

 

 

在问答环节，金以林研究员、云妍副研究员等学者与李伯重教授展开交流，围绕抗日根据地识字运动、革命时期信息传播路径，以及传统与现代信息体系的衔接与差异等议题畅叙所思、热烈探讨。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为现场听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启迪的知识盛宴，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