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0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主办的革命史系列讲座2026年第2期（总第6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阳明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涛研究员应邀作题为“城市史视野下的孙中山革命”学术讲座。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李在全研究员主持，所内外30余位学者参加。
讲座伊始，徐涛研究员指出，传统孙中山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展开叙事，存在重“生前”轻“身后”、重宏观思想轻微观实践的局限。未来的孙中山研究有两大核心开拓方向：一是生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引入共时性思维，在全球地理学近代转型背景下，探究孙中山空间观的生成与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推动研究从单一时间叙事转向时空并重；二是身后的记忆空间生产研究，梳理192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孙中山纪念空间的建构过程，分析其对城市景观与集体记忆的长期塑造。他同时强调，孙中山与全球城市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将 “城市”作为核心研究路径、以单体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仍是当前更为切实可行的学术选择。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典型的“迈入城市的革命者”，十三岁离开翠亨村后，一生行迹几乎全部集中在全球各大近代城市，革命思想的生成、革命资源的汇聚与革命实践的展开，均与城市空间深度绑定。徐涛研究员系统分析了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演变，厘清了孙中山抵沪次数与寓沪时长的关键史实，指出两者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上海是孙中山观察世界、联络华侨的“视窗”；1911至1913年，上海成为辛亥革命光复起义与南北和谈的核心“舞台”；1916年以后，上海最终成为孙中山的“家”，其人生晚期在上海与广州两地居住近十年，生活重心在上海。他进一步分析了孙中山选择上海的结构性原因：首先，上海“一市三治”的租界格局提供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栖身之所；其次，作为近代中国的人才、经济与舆论中心，上海既是革命筹款的核心基地，也是宣传革命主义的“麦克风”；而国际化都市的便利条件，则为孙中山开展国际联络、获取全球信息提供了重要支撑。结合孙中山上海政治活动分布图，徐涛研究员展示了其在沪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124 次会晤、29 次讲演、19 次信件往来等活动，高度集中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区域，直观呈现了上海作为革命枢纽的空间特质。
其后，在思想建构层面，徐涛研究员重点考证了《建国方略》三书在上海的成书历程。1916至1920年孙中山寓沪期间，是其思想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均在此写就并出版。针对以往研究偏重文本内容分析的不足，徐涛研究员提出了“《建国方略》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这一核心问题，详细梳理其成书过程与后续演变，《会议通则》1917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后更名为《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并非用一种语言写作，结集出版之前，中英文交织发表，过程十分复杂，耗时近四年，是孙中山一生用时最久的著作，宋庆龄、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等人在修订、润色与国际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会议通则》《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汇集而成《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文本的生成史，可以发现孙中山的经典文献是在特定的革命人际网络与政治语境中不断生成的产物，与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等人的思想互动，也深刻影响了“知难行易”学说与实业建设思想的最终成型。
讲座最后探讨了孙中山身后的记忆空间生产问题。徐涛研究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与记忆史的兴起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新转向，汪利平、李恭忠、陈蕴茜等学者对孙中山纪念物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重“生前”轻“身后”的研究取向。以上海为例，1925 至 1949 年间，孙中山符号经历了独特且复杂的变迁：“大上海”建设时期融合了大量的孙氏印记，体现在城市规划的三民主义化、兴建总理纪念碑、总理铜像、中山医院等标志性建筑；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对上海孙中山纪念物进行了系统性破坏，汪伪政权控制上海后，与重庆国民党政府激烈争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战后国民党又对相关遗迹进行了全面修复。上海对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建构与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相比，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互动环节，周斌、李珊、魏兵兵等所内同仁就徐涛研究员讲座内容提出问题并发表见解，徐涛研究员予以细致回应。讲座结束后，李在全研究员进行总结。他指出，徐涛研究员的讲座极具启发性，对城市史视野下孙中山革命的再研究，将有助于拓宽研究视角与思路。本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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