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史学会近代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传承与理论省思：社会史复兴四十年”工作坊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会，围绕社会史复兴四十年的学术演进、理论方法与未来走向展开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198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倡议并组织召开了中国社会史研讨会，40年前这次会议是社会史复兴的重要标志。四十年来社会史研究不断开疆拓土，新领域、新视角层出不穷，社会史研究由复兴走向繁荣。如今，社会史研究倡导的“眼光向下”，关注民众历史等主张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如何在既有基础上推陈出新，为史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成为学界面临的现实困惑。具体而言，研究中还存在着细化与碎片化，学科融合与边界模糊，领域、视角丰富多彩与主线缺失等张力，亟待集思广益以探索新理路。

 

 

与会学者从时代变迁与社会史学术演进脉络探讨社会史复兴以来的成绩与不足，并反思新的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指出，AI新技术革命与世界百年变局对社会史学科造成双重冲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已不足以解释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主张以中国道路为主体构建“全球治理”范式，将中国传统概念与当代全球治理议题相贯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教授梳理近十年来的社会史理论探索，分析了学界讨论的热点，包括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等。他认为，相比于此前强调借鉴海外社会科学理论，近年学界越发自觉地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理论命题。《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朱浒研究员认为，当下历史社会学常以社会学问题为出发点，历史学容易沦为社会学的注脚，历史学者应从历史演变过程出发把握整体性知识网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景和教授认为，社会史需重新回答“社会是什么”，重视代际方法论对话，回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付海晏教授指出，社会史面临经验丰富而理论贫乏的困境，碎片化症结在于缺乏从纷繁现象中寻找规律的能力，呼吁从中国经验中生长出具有普遍对话能力的标识性概念，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认识论根基。与会学者认为时代巨变，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理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要双向赋能，“社会历史学”更能凸显史学本位。

 

 

 

社会史研究重视对新方法、新视角的探索，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与会学者围绕数字史学、医疗史、知识史、概念史、水利社会史等展开讨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倡导“有生命的知识史”研究范式，强调知识生产是人与物在实践中博弈、纠缠的结果。他指出，中医知识系于长期临床实践而逐渐建构，因此主张将研究对象从静态文本转向实践中的知识，使医学史研究围绕“生命之道”展开，实现史学与医学双向赋能。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李恭忠教授从概念史的角度揭示了不同语境下“社会”内涵的变化。数字化时代，“社会”这一概念的含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需回应个体化与网络化并存的新型社会形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梁晨教授以量化数据揭示战时危机倒逼资源、资本与人才三重要素系统性整合，推动了社会工业化进程，但国家垄断模式亦内含效率悖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俊峰教授提出，水利社会史研究需要从“乡土中国”到“水利中国”的视角转换；他指出多因素塑造了地域社会结构，并呼吁水的社会史研究要关注商业资本与国际因素。与会学者就量化方法、概念分析框架、“水土中国”与“乡土中国”如何对话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达成共识，跨学科须守住史学本位，要加强对“人”的关注。

 

 

 

 

社会史研究需要展开古今中西对话，中国近代社会史与古代社会史、西方社会史的研究互为参照，互相启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梳理了西方社会史研究诸类型，认为社会史作为学科边界已淡化，其“自下而上”与“边缘性”方法论视角已成为历史学各分支的普遍常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员以清代八旗制度为例，分析了旗民分治政策下族群边界的流动性与协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康副研究员总结指出，社会史复兴四十年来，不仅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更是改造了历史学者的思维方式，其方法论已融入史学各分支。面向未来，须推进本土概念学理化、重建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并在全球视野中确立中国主体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