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日下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受邀作了题为“重省《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的学术讲座，赵妍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所内外共20余人参加。
戚学民教授首先谈及研究《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的意义。他认为，两传收录了有清一朝主要的儒学人物和文史学派，是当今学界了解清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在其正式刊印前存在多个稿本，而最终问世的内容经过了刊刻者大幅度的修改与删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国史馆和民初清史馆档案较好展现了《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纂修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帝制解体后清史纂修者历史书写中隐含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文本的影响。
修史者是影响《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内容生成的主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于两传出自何人之手尚存在争议。在朱师辙、夏孙桐等人的描述中，最后定稿者应为清史馆负责人柯劭忞。不过，戚学民教授根据档案所见《儒林传》《文苑传》修改笔迹以及金梁个人回忆指出，《清史稿》定稿之时柯劭忞年事已高，清史馆历任纂修官均已离馆，金梁在《清史稿》刊印阶段掌握着实际权力。金梁受聘时职责限于校刻，其对传文进行大规模结构性修改，属越权行为，致使《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最终的成书弱化了国家意志，而蕴含较多金梁个人化的主张。
其后，戚学民教授对《清史稿·儒林传》《文苑传》刊刻时改动的内容进行举例分析。就《儒林传》底本的选择而言，刊印者放弃马其昶的版本，而在缪荃孙稿本基础上进行相当程度的增删改定。同时，缪荃孙的《序》被放弃，金梁对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加以修改后，将其作为《清史稿·儒林传》最终序言。在传记设立上，增加王闿运、王先谦、李善兰、郑杲四位正传。《文苑传》同样是在缪荃孙《文学传》基础上修改而成，金梁另行作序，增加魏禧、申涵光、冯桂芬、林纾等人的正传，陈恭尹、徐松、俞正燮、方东树、周寿昌、何绍基、吴汝纶、李慈铭、张裕钊等人列入附传，并且调整传记顺序。
戚学民教授强调，历次稿本中删削、增添、改写的内容折射出清史纂修者学术价值取向的变动。以孙奇逢的传记为例，清中期阮元主要负责的第一次稿到第三次稿，侧重记载孙奇逢的忠勇品格，在学术倾向上凸显其阳明学宗旨；而清末陈伯陶主持的第五次稿增加孙氏的践履事业，并补其易学、经学研究成绩；至民国时期《清史稿·儒林传·孙奇逢传》最终定稿，孙奇逢学术形象发生了显著改变，其学术渊源从最初的由程朱转向阳明学，被改写成宗阳明学，但受益于程朱理学，其学术表现也从重点强调其践履，转为同时强调孙氏的经史研究成绩。
总体来说，清中期以来近百年的纂修历史中，《儒林传》《文苑传》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成书过程，不同时期史家对文本带有倾向性的删削与重组不仅改变了“史法”，还显现出转型时代种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戚学民教授提示，一般而言，政治权力与文化相表里，传记结构的排列顺序既有其内在的学术脉络与编纂逻辑，同时也受官方政治意识影响。例如，增加湖湘学派人物传记反映了近代湖南势力的崛起，而《魏禧传》较晚才被纳入《文苑传》，则是民国以后清王朝正统性被解构的结果。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中西史学传统中的客观性、如何认识人物正传副传的划分标准、如何理解清朝官方的文治法则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讲座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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