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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

作者: 文章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26日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任会长张海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殖深厚,著述宏富,造诣精深,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系作者对五十余年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作者回忆了在近代史所所经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追溯了长期以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历程,其内容之深度、广度不仅是作者本人经历的写照,也是五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启示意义。本刊特发表张先生的这篇自述,以飨读者。

 

前言

 

我出生在1939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家乡在汉口以西不过50公里的汉川县农村。大革命时期汉川县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还成立过苏维埃政权,日本侵略军到过那里,新四军也在那一带活动。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那里驻扎。我上过一年私塾,1946年上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

 

1951年小学毕业,我考上湖北省立马口中学(省重点),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1954年的长江大水,冲掉了我上高中的梦想。1954年7月到1956年8月,我在家乡种田,当了两年农民,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全过程,当过高级农业社会计。1959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也经历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全过程。

 

我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交问题。我本来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报考外交学院,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我没有能够去读外交学院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来了。此后,我的人生和我的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一、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1964年8月中旬,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年,我刚满25岁,青春焕发,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满40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两鬓已初现华发。

 

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我被分配在政法组,替政法组中国代表刘思慕做秘书,整理会议记录。郭永才被分配在历史组。在那里服务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的人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前学了一个月文件,包括“前十条”“后十条”“刘少奇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等。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在全所大会上,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读了决心书。10月30日我们抵达张掖县城,学习一周,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的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的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我和王忠先生(副研究员,专长西藏史,现已过世)分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贾家寨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农村生活了8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1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2月,中央有新的文件俗称“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似乎有点难舍难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是纠正了“桃园经验”的偏差。2013年7月我顺道到贾家寨探访,遇到了当年生产队褚队长,他还认识我。他说当年工作队把他们都解放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很是感谢。

 

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于口几个生产队里,目的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大学生劳动锻炼时间。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7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在黄县县城作劳动锻炼总结时,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个时候批判吴晗,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1个月时间,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要我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他很着急。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地点是江西。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领导的,1963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这期间,学部各研究所除了批判吴晗,还批判“三家村”“青春漫语”。“青春漫语”是在《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执笔者是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那时候,各大报纸大张旗鼓批判“三家村”,学部则在组织批判“青春漫语”。批判的材料都印出来发给我们,各所都开批判会。1966年5月下旬,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署名的,矛头直指杨述及其“青春漫语”。5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全所(部分人员在江西“四清”工作)大会,批判“青春漫语”。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发言。西郊组党分支部决定大家可以写大字报,参加“文化大革命”。学部《新建设》编辑部在近代史所张贴大字报,揭发副所长黎澍替《光明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是大毒草。黎澍是大家都很尊重的理论家、近代史所领导,忽然被揭发,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我写了一份大字报,质问黎澍何以写出那样的大毒草。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在西郊组和所里贴了出来。

 

1966年6月4日,学部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和沈庆生到学部大会上发言。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还配发了史绍宾的长篇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清早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社论。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相当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论点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点名。第二天我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学部大会上发言。我想,前一天有社论,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发言,应该回应一下社论,我就在发言稿的最后加写了几句话。我把这个发言稿给西郊组的负责人余绳武同志看,他没有反对,说可以。随后我知道西郊组内有不同意见。余绳武告诉我,是否讲以及如何措辞,由我决定。6月4日,在学部批判杨述大会上,学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等)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我说,我们一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台下有人高呼刘大年下台。哲学所、《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学部党委特别是关山复包庇杨述,把矛头对准学部党委,刘亚克等人上台争夺麦克风。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学部“文革”的正式开始。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近代史所也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6月15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不知道所里在酝酿什么。6月15日上午,部分党支委、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当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确定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会。我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随后成立的近代史所“文革”领导小组里,我担任副组长。组长还是学部“文革”小组(后来是学部联络委员会)成员,所里的工作主要由我来管。这样我就成了近代史所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主要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批判刘大年和黎澍先生。对其他人,触动不多。在我后来挨整的时候,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还有荣孟源、金宗英、丁原英等先生都替我说过好话。

 

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是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此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

 

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

 

1970年5月30日,工宣队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此前,我被关押在“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和美术馆,长达七八个月,完全失去自由,被迫交代问题。到了干校,我被编入二排八班。二排任务是盖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拿瓦刀砌墙。半年之内,盖了5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在干校,白天盖房,晚上接受审查,开批判会,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

 

1971年1月,学部干校离开息县,搬到明港军营。在息县干校,主要精力是做体力劳动,建设干校。到明港军营,目的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11月,学部军宣队在某范围内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我被允许参加。“五一六分子们”很高兴,大都坚持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统帅”的黑材料,弄得军宣队很尴尬。军宣队批判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新的黑后台。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无法进行下去。2015年9月我到成都出席会议,顺便到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看了那里收藏的原学部军宣队总指挥余震副军长的有关材料,发现当时军宣队内部对清查运动有分歧,“清查”推动不下去,军宣队几次向中央报告,要求撤出学部。看来,那时主持学部清查运动的军宣队是左右为难的。

 

到了1972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1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写读书心得。我在行动上还是不自由的,但是看这些书,已经没有人来干预了。

 

7月,学部五七干校人员全体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不能自由出入,每天在大院里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记得从1973年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英语和日语广播,我利用晚上和早晨收听。我也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翻译了大约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1972年下半年,所里成立民国史组,由李新领导。许多年轻朋友都可以进入民国史组,我被排除在外,心里自然是难受的。

 

1974年12月某日,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对我宣布了经学部领导小组批准的结论,大意为:经审查,我的问题不属于“五一六”问题,没有“五一六”错误,更没有“五一六”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影响,由于识别不了“王关戚”,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不属于清查范围,今后好好总结教训就行了。随后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解除对我的审查。1975年初,军宣队通知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组。我选择了翻译组,当时还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翻译组懂各种文字的人都有,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种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进行中,没有多少时间工作,很难达到提高外文水平的目的。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组何重仁与龙盛运两位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不要在翻译组耗时间了。后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近代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实际上是批投降主义,组里提出怎样结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贯彻到近代史研究中来。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李秀成当时是投降主义,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毛主席“评水浒”的一些道理。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全心全意地进入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务。

 

我用三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文章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罗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罗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发表的政论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国,我的文章主要是从观点上针对它们。我把文章送请何重仁、钱宏、龙盛运看,他们都感到很满意。最后我还送给刘大年同志看,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过后从结构上对文章作了调整。

 

1975年年底,当时学部领导小组经中央同意,决定要把《历史研究》从国务院科教组拿回来,还是请黎澍来做主编。黎澍上任前开过几次座谈会,请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学者来,讨论如何接办《历史研究》。所里党总支派我做会议记录,然后整理座谈纪要。第二次座谈会散会后,我把我写的文章交给黎澍同志,这篇文章就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这正是黎澍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认为在学术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还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按照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我心里又针对罗思鼎与梁效的那些观点,所以不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文章的风格,而且结尾还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

 

在近代史组,除了写文章,我还接受了一项安排,协助刘大年同志做些《中国近代史稿》的辅助工作。刘大年从1971年4月离开干校回京,接受郭沫若院长的任务,把1962年出版的4册《中国史稿》扩编为10册,前3册为古代史,由历史所尹达负责,后3册为近代史,由刘大年负责。刘大年建议,后3册独立出来,称为《中国近代史稿》,获得郭沫若同意。1975年底我参加《中国近代史稿》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协助刘大年处理稿件,核对注释。《中国近代史稿》撰写初稿的作者有丁名楠、钱宏、樊百川、刘仁达、金宗英、张振鵾、王明伦、龙盛运、严敦杰、俞旦初等人,初稿经钱宏处理后交给刘大年。刘大年改过的稿子再交给我,由我来整理并核对史料出处。我看到刘大年改过的书稿,几乎看不清原稿的模样了。此外,我还负责为书稿选择历史图片、编绘历史地图。《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在军宣队领导下,近代史所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刘大年任总支书记,郭永才、黎澍、李新任副书记。我被安排协助刘桂五做学术秘书的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推荐我去出席,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在组长李新领导下,把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张海鹏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批斗。我那时的了解是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过激倾向,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

 

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和科研处。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从事纯粹学术活动的10年黄金时间。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中间差距是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10年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共产党内的思想倾向绝不是铁板一块的。这是我离开大学后,通过“文革”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二、我的学术和事业

 

1978年至今,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一)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1978-1984年出版)和4、5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图片搜集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的编绘(地图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长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历史、辛亥革命史、留学生史、皖南事变历史、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了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这些学术论文,至今读来,尚不觉落伍。这些论文,分别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两本论文集中。我还对孙中山、毛泽东做过一些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2004年我在《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试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文,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战略集中原则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学术界认识比较混乱的问题提出了讨论。2015年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对二战史做了总的回顾,认为二次大战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从酝酿、爆发到高峰再到结束,原因都极为复杂。我们必须看到,二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爆发点或者起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战争结局和战后对战争的不同认识。在这个总体认识下,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我在抗战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努力论证抗战中存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用这个观点解释抗战的全过程。今年(2017年)我在抗日战争14年或者8年的争论上发表了几篇网络文章,提出了我的基本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注意。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门史、台湾史以及两岸关系史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其中,多篇台湾史和两岸关系史的论文在台湾的报纸和刊物发表。我还主持编写并出版了《台湾简史》和100多万字的《台湾史稿》。有关台湾历史与现实方面的文章,九州出版社在2011年初出版了我的专集《书生议政——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此书此前在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

 

第四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作出了探索,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贡献了个人的绵薄之力。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文集《张海鹏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之一。这本文集中编入了我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诸多探索与思考。200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在《历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等论文,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这些文章,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我和我的另一学生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作品。我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心得和主张,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和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上。

 

1998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了“沉沦”“谷底”和“上升”的规律性变化。2007年在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东亚文化》发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第五件,2006年我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社科院学部主席团要为学部委员出版专题文集,我清理出当选学部委员以后发表的文章,结集为《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13年1月出版。学习出版社按照中宣部指示,将我列入《学习理论文库·理论家自选集》学者,我按照要求,将在报刊上发表的带有理论倾向的文章结集为《张海鹏自选集》,2012年出版。

 

第六件,2006年3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一文,与此前《冰点》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相商榷,引起了港澳台以及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转载。2013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与李国强合作),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反响,“琉球再议”一时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标题。日本官房长官当天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当天拒绝日本的抗议;次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也就此回答记者的提问。国内外新闻媒体对这篇文章作了广泛报道和评论。

 

第七件,我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发表多篇有影响的时政性论文。1994年9月2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论两岸暂时分离的由来——评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被收入国台办新闻局编《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1994年重要谈话和文章选编》。2009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以及4月3日发表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被收入《人民日报》理论部编《人民日报系列解答理论文章(一)“六个为什么”——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解答》《人民日报系列解答理论文章(二)“六个为什么”——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解答》,成为一些单位的学习材料。同年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被收入中宣部《学习》活页文选,新闻媒体广泛转载。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我都曾在《求是》杂志发表撰文,论述香港、澳门的历史和回归祖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事业方面

 

第一件,我从1988年9月担任副所长,1994年1月担任所长,到2004年7月退下来,有16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在治所方面,投入许多精力。无论是学科的调整与建设、图书馆建设、所刊的建设,都曾有所着力。在治所的经历中,有一点尚可值得提出的是通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开拓了近代史所的国际学术联系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空间。这一点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也与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关系。在1990年前,近代史所基本上没有以本所名义召开过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召开会议大多以中国史学会名义,近代史所承办。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在我的推动下(当时所长王庆成先生在美国访问1年),以本所名义召开了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定名为“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名流几乎都应邀出席,台湾学者第一次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辽宁省社科院的名义,在沈阳召开了“‘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大会秘书长,是实际的组织者。1992年6月在北京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举办了“孙文思想与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联合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1993年1月在北京与美国华人学术团体联合召开了“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1月在杭州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孙逸仙与儒家人文精神”学术讨论会。1995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近代史所承办“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我任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出席开幕式。1995年12月,我在珠海主持“香港史研究现状与前景”学术研讨会。1997年12月,近代史所与香港大学联合在香港举办“香港历史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我作为社长主持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社主办“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由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小汤山举办“1949年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海内外学者80人出席。2000年9月,在顺义区怡生园举办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举办“‘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本所与华中师大等单位在湖北省咸宁市召开“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7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8月,本所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中国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任内,差不多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为近代史所与世界各地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以上这些会议的经费,来自于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大多数是由我来筹措的,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探索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学术研究人才的路子,形成了通过所内青年学术讨论会督促、培养青年学者成长的路子。这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引起了俄罗斯和美国学者的注意和评价。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专门著文,向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研究人才的办法和经验。从1999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至今未停。同时推动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从专刊已出各种专著看,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件,组织推动并主持编撰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本所建所之初范文澜所长、刘大年所长一再倡导的出版一套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的夙愿。范文澜所长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刘大年所长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卷也只写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550万字,是第一部这样篇幅的近代通史,起始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所的学术精英,反映了目前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的水平,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好评,2010年12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1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到今年,这套通史出版已经10年,出版社认为有再版的必要。目前我正在组织《中国近代通史》的修订,争取尽快推出修订再版。

 

第四件,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首席专家,组织推动编撰了大学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2012年出版)。这本教材正在高等院校推行中。

 

第五件,协助刘大年和白介夫(北京市政协前主席),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成立。1990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提议下,刘大年、白介夫商议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具体组织、策划工作由我承担。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正式成立,刘大年任会长,白介夫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之一。以抗战史学会名义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1991年发行创刊号,我任主编。2004年,我辞去这个学会和刊物的一切职务。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对于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1980年,我接受丁名楠先生的委托,在推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方面做过一些工作。1984年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时我担任秘书处常务秘书。1987年,我主动辞职。2007年我被推举为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在这一职务上,推动了2010年“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举办。

 

第六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1995年抗日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国会通过了村山富市首相提出的中日历史研究的计划,中日外交当局之间做了长时间的沟通。我国外交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对日历史研究的窗口,我院尚未定议前,外事局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推动了这一提议的决定。1998年,我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为主任,郭永才、何秉孟为副主任,我也忝列副主任。我还策划推动了10人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是刘大年,1999年底刘大年去世后,我成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在国内实行招标制度,推动了国内抗战史的研究;在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下面成立了日本方面的评议委员会,以著名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为座长。中日双方的专家在1998-2003年间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双方隔年互访,对改善中日学者间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无助益。

 

第七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2002年,在李铁映院长、朱佳木副院长大力支持下,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推动了所内和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为台湾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也为服务于祖国统一事业略尽绵薄之力。2004年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名义,召开了多次台湾史学术讨论会,吸引日本和台湾学者与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使台湾史研究中心产生了学术和政治影响。最新一次讨论会于2015年10月在广州举行,会议名称是“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2年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台湾史研究室,十多年来,这个研究室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发表论文外,还出版专著以及会议论文集十多种。

 

第八件,1998年我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2004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9年4月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推动中国史学会的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推动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申办。

 

经过五年筹备,2015年8月23-29日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会学者逾2000人,外国学者900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会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习主席的贺信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习主席对历史研究作用的评价,给与会的中外历史学者极大的鼓舞!

 

这是115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对大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在申办和筹备大会召开方面不无微劳。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作为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和科洛姆纳市举办的两场纪念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并在会场上阐述了中国学者的观点。科洛姆纳市举办的学术会议是中国史学会与俄罗斯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我撰写了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在北京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也在重庆举办的中俄史学会上宣读。这篇文章的观点,还在南京、成都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做了演讲。文章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8月号,同年《新华月报》第18期全文转载。此文经过修改,以“Thetwo starting points of World War II:a reexamin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伦敦Routledge出版发行的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16年第1期上。

 

第九件,我从2003年起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前后10年。在这期间,参与了对高等学校学位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在参与学科目录调整中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是把学科目录中原来的一级学科历史学提升为历史学门,下设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三个一级学科,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务院学位院委员会领导下,作为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与钱乘旦一起主持制定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简介以及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这些文件已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年版)。

 

第十件,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2002年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委员,参与了委员会若干会议,发表了一些建议。还参加了清史编纂工程中通纪、典志、传记、图录部分的工作,担任了一审或者二审审稿。

 

第十一件,我有幸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湖北代表团,出席了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几次以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的考察。作为代表,我积极履行职责,每届大会期间,都提交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议。有些建议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建议都收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编辑的文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汇编了2006年、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议案和建议,2006年我有5项,2007年我有11项。在社科院选出的人大代表中,我提出的建议是比较多的。

 

三、我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实践

 

我从在大学学习,到进研究所工作,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审查最艰难的时候,都曾花时间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给了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基本的信仰,也给了我有关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知识。我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学习到了有关唯物史观的系统的知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的战争》等著作,教给我怎样用唯物史观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我从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学习了毛主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所形成的一系列结论。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学习和理解的程度不一定很好,不一定很深刻,我学到的,理解了的,在我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都努力实践、运用这个理论;或者按照我所理解到的深度,努力去宣传这个理论;或者在我主持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的时候,努力去倡导这个理论。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或者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有人说,唯物史观是教条。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成为教条。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如果你只死死记住那几个条条,那就是教条。如果你在社会实践中领会那个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那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就不是教条,而是活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研究工作的活的指南。我们之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说,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识,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的,是可以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因此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不是不可知的;历史现象是可以理出头绪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历史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网络工具,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赖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等经济属性直接相关的阶级斗争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似迷离混沌的社会状态中发现历史的规律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一定都要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先后演进,像中国历史,就没有经历过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通常是把1840-1949年期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归入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仅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且努力追索历史过程的本质,把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结合起来。我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历史的思索,都努力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努力体现科学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结合。中国近代史起自晚清,经过民国时期,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连接。中国近代史不仅中国人在关注,欧美、日本等国家都在关注。不仅历史学家在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持有各种意识形态的人都在寻求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就不仅仅是对一般历史进程的解释,好像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解读那样;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道路的认识,近代历史必然导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性的认识。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坚持唯物史观作指导,不坚持科学的方法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我在研究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历史的时候,在研究孙中山、黄兴等历史人物的时候,在研究“皖南事变”历史的时候,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历史的时候,在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及其归国运动的时候,在研究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的时候,在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历史的时候,在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历史的时候,都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认为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符合历史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一文以来,近30年,我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结合毛泽东同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那种带有宏观探索和理论思考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论文被广泛转载;也受到海外学术界的注意,据我所知,在苏联、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或者被评论,或者被转载。这些论文指出,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要充分估计中国人民,特别是近代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也要恰当评价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在近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进,中国传统社会也开始走向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总起来说,中国人民只有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为中国人民自己的真正的现代化扫清道路。

 

一些论者试图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取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对这种研究取向,我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上论文分别收集在我的论文集《追求集》(1998年版)、《东厂论史录》(2005年版)中。200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作撰著的学术史专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提出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在我主持编著的一些论著中,我也努力贯彻以上的精神,努力贯彻唯物史观的原则,比如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同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2000年与王忍之同志共同主编的学术性普及读物《百年中国》(共92册),以及2007年出版的由我担任主编的我院重大课题《中国近代通史》中,我都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面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所反映的错误倾向,我曾毫不含糊地展开批评。我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观。我想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995年,我院科研局让我就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动态作一个报告,我在科研局的会议上,就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倾向性问题作了剖析,列举了近些年近代史学界以及报刊所反映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错误观点,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因。科研局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让我将报告整理出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为题,发表在《要报》和《信息专报》上,同时还以这个题目,在院党办主持的会议上,在中央国家机关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年,我还针对一些人试图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在教育部社科中心和北京市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研讨会上作了发言,那篇发言以《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为题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给予了转载,在北京的高校也产生了好的影响。1996年,我在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不能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发言,也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这一年,我还依据以上的认识,完成了《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的论文,阐述了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原则性争论问题。这篇长文先后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并且被多处转载。我还以上述论文为题,在北京市高校工委主持的北京地区高校政治课教师报告会上作了演讲,也产生了积极效果。

 

针对我院学者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的观点,我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的评论文章,批驳了这本书中歪曲、诬蔑中国近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的错误言论,指出“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这篇文章也被多处转载,受到了广泛关注。1998年,我院《要报》增刊发表了我的《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也是以学术动态的形式,反映我的基本观点。2003年“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在黄金时间播出长篇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和北京地区的几位学者曾经集会探讨,共同认为这个连续剧的倾向是错误的,并向中央作了反映。我写了《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刊登在我院《要报》上。这篇短文为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内参》转载,并在网上广泛传播。同时,我还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是一部历史政论剧,而不是历史正剧——关于历史剧〈走向共和〉的零星感想》,在我院《社科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宣扬什么历史观》的长文,分析这个电视连续剧违背历史事实、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给观众和读者以正确的引导。

 

最近的例子,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复刊号上发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广州某大学退休教授在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否定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正确的观点,否定近代中国人的反帝斗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有关部门要求《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这一举措在台港以及海外媒体产生强烈反效果。2月下旬,《中国青年报》约我写稿,评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我本来不赞成那篇文章的错误观点,以完成任务为己任,在一个星期以内完成了写作和修改任务,发表后反映很好。我在文章中除了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具体史实驳斥了对方曲解史料而得出的错误观点外,还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具体史实,强调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特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强调唯物史观不可动摇。我在这一部分里指出:“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由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新华网记者为这篇文章发了摘要通稿。国内的大部分网站,国外的大部分报纸都作了报道。当天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采访我,认为我的文章很平实,出乎他们的意料。我调查了头三天网民的反应,支持的占60%,反对的占不到40%。支持的人中,有人对文中提出的唯物史观不理解,甚至反感。2006年12月14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一个网上博客对我强调唯物史观提出了强烈批评。我欢迎读者的批评,我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考虑他们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对此我将乐此不疲,不会松懈。

 

2006年电视台播出了《大国崛起》的电视剧,引起人们的关注,评价不一。这部电视剧,讲述了9个国家在历史上崛起的经验,意在告诉观众,中国要做这样的大国。但是电视剧隐瞒了一个真相:即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对别国的侵略。《大国崛起》的总策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长篇访谈,大谈《大国崛起》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西方人发明了“妥协”的观念,而中国人只知道斗争。他说:这部片子将来播放了以后,中国观众要能领会和学会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那两个字就是“妥协”。2007年初,我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为题,在《人民日报》著文,简要阐述了我的见解,然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结合英国、欧洲的发展经验,分析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我指出:人类历史,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妥协与斗争,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绝对不是西方只有妥协,中国只有斗争。这就像革命与改良一样,人们往往称赞改良,不喜欢革命。其实,历史上,革命与改良,也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有人以为,革命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这完全是误会,少数人的煽动是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恩格斯说:如果不通过革命,就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共产党人是最欢迎的。他说:“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这就是为什么痛恨、反对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可以延缓革命却不能阻止革命发生的原因,也是欢迎革命的政党和阶级可以推动革命却不能随意制造革命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往往是斗争以后出现妥协,革命以后,会有大规模的改良。国际条约,往往是斗争以后的产物,或者是战争以后的产物。妥协与斗争甚至战争,是紧密相连的。斗争和妥协,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难道西方只有妥协,没有斗争,只有改良,没有革命吗?现代国家的建立,除了“妥协合作的方式”就没有别的了吗?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各国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就是现今的世界,也是既有合作和妥协,也有不合作和不妥协。美国要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联合国斗不过美国,只好妥协。历史的面像,不止一面,往往是两面甚或多面,只说一面,是片面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偏概全,就说不出历史的真相。

 

2009年年初,《人民日报》为了深入回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六个为什么”),邀请学者撰写文章,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发展方向等方面阐述“六个为什么”所提出的问题。我应邀撰写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等4个方面,论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关注,网民发表了不少意见和商榷。此后,我应《人民日报》要求,以回答网民商榷的方式进一步作了阐述。我还就这个问题做了延伸研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长文,进行了系统论述。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还应邀以中国史学会名义撰写长篇文章,《人民日报》在2009年9月1日发表,这篇文章题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做了对比,从历史坐标、国家的空前统一、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篇文章,中宣部《党建》杂志、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予以转载。外交部党校还邀请我为在那里学习的驻外大使、公使等外交官作了报告。201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人民日报》理论部再次邀请我撰写了《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点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的理论文章。“点赞”是网络语言,《人民日报》开始不愿意使用,我坚持了。这是《人民日报》理论文章第一次使用“点赞”这个词语。不久后,习近平同志也用了这个词。

 

2010年,日本政府鼓动起了钓鱼岛国有化的喧嚣,使本来“搁置争议”的钓鱼岛问题浮出水面,变成敏感话题。我约请我院边疆中心李国强研究员合作撰写了《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这篇文章于2013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要闻版发表,文中有几个亮点: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1895年1月日本内阁偷偷作出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是借甲午战争的胜利窃取钓鱼岛,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1879年日本政府强行把琉球王国灭亡,改作日本冲绳县,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引起了中日之间的长期交涉,我在文章结尾有一句话:长期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这篇文章发表当天,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了日本抗议,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就这篇文章回答了记者提问。国内外新闻媒体围绕这篇文章开展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

 

我还有一个机会直接面对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宣讲唯物史观。台北出版的《历史月刊》,在1998年时值创刊10周年,编辑部打电话给我,要我给该刊撰文,纪念创刊10周年。我了解到该刊发表我的文章,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从1990年开始与台湾学者接触,1992年5月率团最先赴台出席学术活动,对台湾学者有一定了解。我知道他们一般对我们所说的唯物史观采取不理睬甚至敌视态度。我决定直接向该刊的读者宣讲唯物史观。这年《历史月刊》2月号发表了我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的长文。我在这篇文章中系统解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这个原理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历史事实,包括帝国主义侵华问题、洋务运动问题、辛亥革命问题、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资产阶级历史作用问题、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问题等分别给予了解说。其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张玉法院士、该院近代史所前所长陈三井研究员告诉我,台湾地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学者大概都看过这篇文章。著名的民国史专家蒋永敬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我的文章。1999年,我随同李慎明副院长访问香港科技大学,也以这个题目对该校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们发表了演讲。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大概不会公开接纳我的观点,但是,他们读过了我的文章,不会完全不产生任何影响,迄今未见他们的反驳文章,则是事实。

 

四、结束语:体会与感悟

 

我进入工作单位,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同志领导下工作,不仅读他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在他们辞世前后,我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我在撰写有关范文澜、胡绳、刘大年、吕振羽等前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功绩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这些文章的发表(包括一些网站特别是大学网站的传播),我想对我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有一些好的影响。

 

前贤范文澜先生,主张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要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前贤罗尔纲先生提出先读40年书,然后再来写文章。这些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必备条件。我甚心向往之,但是我未能做到。现在的时代条件变化了,整个世界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先读40年书再来做学问的时代氛围不存在了,但是“二冷”精神还是要继承的。社科院要创造一种氛围,让有志成才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出不了学术大师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前进。所以,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软弱无力。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

 

但是,我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我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撰写的学术论文,都是努力学习这种方法论,努力实践这种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一直在努力中;当然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学术活动中都要这样去做。

 

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我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有关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等。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而是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有时候,从现实中得到启迪,去研究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有时候,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去观察现实中的问题。在这种研究中,始终要注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但是需要谨慎,因为历史不等于现实。如果把历史和现实混淆在一起,就可能出问题。

 

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写历史也不能用现实的需要改铸历史。今天我们在搞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框架改写历史是不行的。今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能说历史上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今天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历史书上也去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形象,这是历史书吗?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强调社会稳定,难道我们要在历史书上也强调社会的稳定吗?当然,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某种和谐时期,或者出现过某种稳定时期,这些历史时期如果对历史的前进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也要依据事实做出判断,提出研究结论。总之,研究历史,要依据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不能简单化。

 

党中央赋予了中国社科院崇高的地位。中央要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与智囊团。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一种期望,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当然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理论方向。但是,它不能代替学术研究本身,所以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所谓最高殿堂,应是指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要取得最重要的成果,要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趋势。所谓思想库与智囊团,从狭窄方面理解,应是指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事务的决策方面提供对策方案和中央决策所需要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资料。因为社科院不是实际工作部门,在对策上不大可能提供政策上的执行方案,应该是运用学术上的基础,提供宏观思路和发展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实际生活中的对策方案。

 

从以上认识来说,我觉得我们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我认为,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换句话说,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争取党和国家的支持,为这个坚强阵地和最高学术殿堂里年轻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合适的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哲学社会科学几次发表讲话,强调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这些意见极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努力贯彻这些讲话精神。

 

2016年我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论述《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我认为,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文明的冲突、告别革命、历史的终结等。这些风靡世界也曾风靡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的流行,在根源上与其中一些概念和理论紧密相关。我国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所坚持的概念和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国文明起源、汉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融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接受,甚至现在也不太受中国年轻学者重视。在西方许多学者眼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是对立的,正是由于这一偏见,他们总是难以冷静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习惯于排斥中国历史学者提出的概念和理论。

 

在我看来,今天,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并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历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否则,话语体系就是无根的浮萍,话语权也就是空谈。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比如,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自甲骨文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会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是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

 

我国历史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如何在这一悠久历史传统基础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立我国历史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国历史学者还要做很多努力。我虽然已届晚景,也要为此而奋斗不息。

 

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当学生时,就曾下决心当一个历史学家。回顾在研究所53年的工作,所得成绩微小,令人惶恐不安。1978年以前,没有条件做学问,1988年以后,不能专心一意做学问、坐冷板凳,限制了我在学业上的进步。当然,53年来,我没有虚度光阴。我利用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以及在国外访问的机会,乃能写出一些差强人意的文章。约略统计一下,迄今为止,我独自编著的著作(包括6本论文集)共有9本,参与编写、参与主编或主编的著作和资料集近30种。论文和各种文章350篇,序跋50篇,各种会议开幕辞50篇,各种访谈34篇(以上都是公开发表的)。

 

现在,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所有学术上的愿望都只能打折扣了。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停止思考,还没有停止笔耕,还在龟步爬行,唯有如此,在学术的路上,还可以多走一步半步,庶几少生浩叹也。

 

台湾有家出版社愿意为我出文集。我把这次出版文集当成一次我的学术事业的总检阅。约略统计一下,40年来,我发表过的各类文章超过400篇。我从中检出143篇,编成四卷:第一卷“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第二卷“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探索”,第三卷“从中国近代史看港澳台以及中日关系”,第四卷“时论:从中国近代史出发”。这四卷,大体上反映了我的学术视野。

 

我希望以这四卷文集,告慰我的师长,献给我的同辈和我的年轻的朋友们。由于台湾的政治局势,这四本文集何时能出版,现在还是未知数。但是我已经编出来了,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在大好的时代里,只要勤恳耕耘,勤于思考,在你们当中是可以出史学大师的。我预祝你们成功。我作为你们的前辈,在学术的道路上,留给了你们一些可供参考或者批判的东西。虽然我取得的成绩渺小,但是我要说,我沿着前辈的足迹,思考了,探索了,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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