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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江 会 述 论

作者:闻黎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5年10月30日

大江会,是罗隆基、何浩若、沈宗濂、浦薛凤、闻一多、潘光旦、时昭瀛、吴文藻、吴景超、顾毓琇、梁实秋等部分清华学校毕业生,于二十年代在美国建立的一个提倡国家主义的社团。它的人数不多,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人们对其了解甚少。笔者由于写作《闻一多传》涉及到这个组织,随之产生了兴趣。现仅就所知勾沉如下。

一、由通讯团体到“大江学会”

1923年春,在清华学校部分留美学生中,已经存在着几个自发的通信团体。这些团体基本上是以出国前的各年级为范围,大家以书信形式互相报告消息,也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1921级的罗隆基、吴泽霖、何浩若、闻一多、浦薛凤、沈有乾、钱宗堡,1922级的潘光旦、时昭瀛、闻亦传、刘聪强、陈石孚、刘昭禹,就都是这些通信团体最初的成员。

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大多数学生从十二三岁起便长期相处,共渡八年的求学时光,这使道同者很容易建立起不一般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上述这些人都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五四运动期间,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吴泽霖、何浩若都是全校学生领导机构--“学生代表团”--的成员。1919年 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清华学校派出五位代表,其中就有罗隆基、闻一多、钱宗堡。那次会上,罗隆基还当选为学联的评议员。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清华相继出现的三赶校长,及改组董事会等风潮,也正是以这一批人为主力的。

接着,1921年夏天一次反抗北洋政府暴力行径的斗争中,清华学生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那年春天,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为抗议北洋政府长期拖延教育经费,宣布停止职务,遂后又于6月3日在马叙伦、李大钊的领导下齐集于新华门前请愿。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殴打请愿者,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六·三惨案”。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索薪斗争,遂宣布罢课抗议。作为清华学校,因向有美国退还的庚款做后盾,故事件发生前并未参与,以致惨案发生后,学联批评清华学生不该置身事外。此时,清华学生也认为时机已迫,万难坐视,于是通过了“同情罢课案”[①]。 但是,清华当局与北洋政府沆瀣一气,为了破坏学生斗争,他们宣布大考如期举行,凡不参加者一律视为自请退学,取消学籍。学生们对此极为愤怒,表示罢课并非逃考,罢课终止时定参加补考,但遭到学校的拒绝。

这时,最严峻的是当年的毕业班。一个月前,赴美就读学校的名单业已公布,连出国治装也由上海订做了,他们只需参加最后一次大考,即可出洋。其实,这次大考对毕业班来说也仅是一种形式,因为清华实行的是学分制,即使不参加大考,其学分也已经够了。然而,学校的决定无疑又把他们置于风浪的顶端,若拒绝大考,就意味着八年的寒窗会付之东流。这真是一次人生关口的重大选择。

6 月18日是大考的第一天,全校八个年级有七个年级的学生拒绝参加,可是毕业班却分化了,只有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闻一多等29人没有屈服。他们宁肯牺牲留学,也不向邪恶低头,结果受到“自动退学”的处分。后来,有美国人参加的董事会认为开除这么多学生在经济上很不合算,因此改变策略,说只要写个悔过书就可次年出洋。但此29人坚持“利害不论,是非必争”,无一肯写悔过书。1922年 4月,管辖清华学校的外交部发出一纸“部令”,诡称“诸生当时尚非主动,事后深知改悔,酌理衡情,不无可恕”等等[②]。 对此人格侮辱,罗隆基、吴泽霖、闻一多与高镜莹曾联名写下《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文中指控部令“污侮人格”,“捏造罪名”,是耍弄“滑头手段”和施加“威压政策”。他们大声疾呼:“君啊!天下的事还有比出洋更要紧的没有?”[③]

  正是在上述斗争中,这些人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融洽,出国后很自然地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不过,最初作为通讯团体,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只是为促使改良清华交换意见,同时因对留学生中存在的颓唐涣散有所不满,打算体现清华学生的合作精神,并在干枯孤寂的留学生活中添加一些新的兴趣与新的精神。[④]

1923年上半年,通讯团体的一些同学为了给清华母校的刊物组织稿件,书信往还愈加频繁。这时,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保持青年学生的爱国传统。6 月中旬,吴泽霖、罗隆基自威斯康辛赶到芝加哥,与闻一多、钱宗堡等人就酝酿成立一个学会问题交换了看法。接着,他们借 9月初美国中部的中国留学生在麦迪逊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夏令会之际,在清华同学中发起了一个“新清华同学会”;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叫做“大江学会”的组织。有迹象表明“新清华同学会”即是“大江学会”,只是前一种名称似乎旨在联络感情,而后一种称呼则使该团体具有了某些政治色彩。

  “大江学会”成立时似乎形成过一个非正式的文件,可惜未能找到。不过,从罗隆基1924年 2月14日致清华学校施晃同学的信里,我们可以窥知一些线索。那封信中说“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还说前三项代表着“大江学会”对内的性质,而“谋国家的改造”表明了其对外的性质。当时罗隆基还进一步解释道:大江学会绝非“互相提携”、“彼此引援”的社交式盟社,亦非“争立法院的多数”和“掌行政部的全权”的政党,而且他们的活动及手段也决不仅仅限于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还说明了他们的共同信仰,这就是:“大江会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只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⑤]

罗隆基在信中所说的国家主义,原是19世纪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思潮。最初,马志尼创建的“少年意大利”就是在这面旗帜下集合起反抗异族压迫的大军。后来罗马尼亚、比利时、塞尔维亚、德意志诸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曾吸取这种思想作为发动民众的精神武器。至于国家主义的原旨,本是强调国家民族的存在,以团结国内人民反对外族侵略。但是,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被某些民族沙文主义者所利用一样,国家主义也曾被德意志的一些学者改造成“鲸古主义”、“嚣奋主义”,使之成为弱肉强食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俾斯麦在它的外衣下疯狂掠夺非洲、大洋洲殖民地,遂使“国家主义”一词沦为侵略扩张的代名词。然而,早期的国家主义毕竟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过重要作用, Nationalism 在中文里就被译作“民族主义”。况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土耳其、捷克、南斯拉夫、芬兰等国也正是在 Nationalism 的旗帜下,得到复兴的。

  国家主义最早被称作民族国家主义,简称族国主义(Nationalism),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所把它称之为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意思大体相同。二十年代普遍将其译作国家主义。严格地讲,“族国主义”本系主张每一民族独立而成一国家。不过大江学会的会员们认为汉满蒙回藏已混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因此提倡国家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而其主要含义就是:“吾中华民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国家至上”。[⑥]

“大江学会”选择国家主义作为改造国家的思想武器,是在对比和分析了大量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之后,才做出来的。当时,会员之间曾对世界各国复兴和衰败的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而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无疑给了他们相当的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人民在基马尔派领导下掀起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穆罕默德六世的封建统治,摆脱了英法意等列强的奴役。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是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攻读政治学的浦薛凤曾对此做了专门的研究。他于1924年 2月完成的《理性的国家主义》,就认为土耳其的成功是“少年土耳其鼓吹国家主义的结果”。[⑦] 而20年代初期的中国,面临着的民族危亡与上述诸国有许多共同之处,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工读主义实验的失败,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大江学会”很容易接过国家主义这面旗帜,以作为拯救祖国的灵丹妙药。

还有一件事对“大江学会”崇奉国家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3年秋,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路过威斯康辛,何浩若和东方美、刘衡如等几个中国学生慕名前去拜访。罗素认真听罢何浩若的陈述与观点后,坦率地承认在中国现状下只有推行国家主义一途,否则无以自存。当时,何浩若对国内的有些现象也很不理解,他觉得“国家主义最高的要求,也不过是为了民族争自由平等”,可“偏有人说爱国是偏狭的,中国若提倡国家主义,将来定与大战前的德国一样破坏世界和平”。带着这个不解,他问罗素:“你说国家主义万恶,为甚么还劝我们采取?”罗素则说:“我不仅劝你们采取国家主义,并且劝你们实行武力的国家主义”;而且“英美提倡国家主义,可以增长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实行国家主义,可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若要世界和平,终须弱小民族自决”。末了,罗素还反问到:“不如此,诸位又有什么较好的方法?”。[⑧]罗素是以主张泯除国界和建立世界大同而闻名于世的,其时中国正有许多人引用他的话来反对国家主义。而此刻罗素的这一态度,无疑对“大江学会”选择国家主义为信仰又起了催化的作用。

二、“大江学会”改组为“大江会”

“大江学会”成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北方,安福系祸国,曹琨贿选总统,又一次暴露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专制与腐败,引起全国各界的极大愤慨。在南方,国民党召开“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帝国主义列强亦借端临城劫车案,再次掀起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叫嚣。这些消息传到海外,促使大江学会会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与此同时,时时袭来的民族歧视,也极大地伤害了会员们的自尊心。在科罗拉多,清华的五四健将陈长桐去理发,理发师竟公然声称不伺候中国人。毕业典礼上,按西方习惯由一男一女成列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可竟没有一个美国女生愿与黄皮肤的中国留学生站在一起。梁实秋驾车去丹佛,被美国人违章撞坏了车子,警察却对中国人实行强迫罚款。至于见到黄肤色的人就忍不住要问:“你爸爸是洗衣服的吗”,则更是司空见惯。诸如此类直截了当的侮辱、冷峻的保持距离、高傲的施予与怜悯,都不能不使人深刻感受到个人的荣辱与国家民族地位的依存关系。这种强烈的刺激,使在国内时的天之骄子几乎无法忍受。他们渴望祖国的独立与自由,渴望实践自己探索着的理论;他们不仅是信仰,而且还要宣扬自己的主张。于是,改组“大江学会”这一问题就不约而同地在学会会员心中酝酿起来。到了6月,有人提议正式改组学会,并认为“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⑨]

1924年 9月初,“大江学会”一些会员与1923年赴美的部分清华留学生,相约于暑期里齐集于芝加哥。前来者有威斯康辛的罗隆基、何浩若,明尼苏达的时昭瀛、吴景超,科罗拉多的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与芝加哥的一些留学生,租用一家位于芝加哥大学附近 Drexel Street 街上的 Drexel Hotel 小旅店。在这里,大家连日交换意见,经过两个星期的讨论,归纳出以下三项共同看法:“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 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⑩]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家进一步讨论了组织问题,确定了若干原则。讨论组织名称时,宣嚷了好几天,最后勉强同意仍使用“大江”二字,定名为“大江会”。这名称“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11]

“大江会”的成立典礼在旅店的客厅里举行,仪式简朴而郑重。会场悬挂一面绸质的五色旗,长约一丈,是梁实秋出国前特意定制的。会员们在这面代表国家利益的旗下宣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12] 这里,他们特别提出“大江的国家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狭隘的军国主义。这样的命名虽减少了理性上的哲学性,却显示了“大江会”不愿附合人声的个性。

同一时期,美国东部的清华留学生也利用聚集在波士顿的夏令会,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其中赞成国家主义者,自然亦列身于“大江会”。“大江会”具有同人性质,我们正式看到的会员有名单有29人,全部为清华毕业生。他们是:1921级的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浦薛凤、闻一多、熊祖同、罗隆基、薛祖康,1922级的沈镇南、潘光旦、时昭瀛、陈钦仁、陈华寅、张继忠、黄荫普、刘聪强、蔡公椿、魏毓贤,1923级的王化成、孔繁祁、吴文藻、吴景超、徐宗涑、顾毓琇、梁实秋、翟桓,1924级的胡毅、胡竟铭。[13]

从这个并不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得出,大江会员的素质非同一般,至少19人在30年代初便成为大学教授;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顾毓琇尚在求学期间,就写出了电机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些后来被列为大学丛书;梁实秋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著有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闻一多作为新诗的开路者之一,后来耕耘楚辞唐诗也硕果颇丰;罗隆基始终从事政治活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潘光旦、闻一多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何浩若在美国即投考洛威治军校,后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抗战爆发后,大江会员有 4人参加了庐山谈话会,罗隆基、梁实秋始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参事室,14位参事中大江会员竟占有 6人(即浦薛凤、王化成等)。他们当中,有人担任过教育部次长,有人担任过外交部次长及条约司司长,有人担任过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及军委会外事局局长。沈宗濂出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主任(戏称“驻藏大臣”)时,坚决反对英国对西藏的分裂,对保卫中国领土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他们当中出任大学校长、院长、教务长、系主任者,更不在少数。仅从这一点,“大江会”就很值得重视。

三、“大江会”的政治主张

  “大江会”在政治上积极提倡“大江会的国家主义”。什么是“大江的国家主义”呢?在《大江会章程》中,它解释其定义为:“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大江会”的使命是“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而目前首要的任务为“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14]

  “大江会”的纲领性文件是《大江会宣言》,但是,这个文件似乎颇为难产,它定稿于1925年6月1日,时距“大江会”成立已经10个月。宣言的执笔者是攻读政治学的罗隆基,与当时还在研究经济学何浩若。稿脱后,即由攻读国际法的时昭瀛、王化成译成英文散发,中文稿则由吴景超寄回国内发表(最早发表于《清华周刊》,接着刊于《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同年年底北京《晨报》亦有连载)。该宣言共分四个部分:一,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二,中国目前变乱的原因;三,大江的国家主义;四,“大江会”宗旨。综括其内容,基本有三个方面,即:一,叙述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之危局;二,认为世界国际历史就是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冲突的历史,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三,构划出改造中国政治、教育、经济、国防的蓝图。“大江会”对形势的分析及救国的方法,在这长达18000余言的文献中,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其大致如下:

第一,叙述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危局。

宣言认为列强虽然借助鸦片战争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但因当时它们正在瓜分非洲,尚未能竭力谋我。1885年以后,非洲瓜分大局已定,乃席卷东来,中国的厄运才真正开始了。随之,中国裂土分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逐步丧失。而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九国公约,“名则尊重中国主权,保持中国独立,实则束缚、桎梏、宰割、支配中国之凭据”。中国在列强逼迫下,庚子前只能维持利益均沾,“使中国一部分土地人民为其他一国之奴隶”,而庚子后则只能维持门户开放,“以全中国之土地人民而列强公共之奴隶”。政治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列强恃其武力强开商埠,倾销洋货,复谋海关权,使中国的工商业失去护卫,国库收入受到限制,国家经济不得不仰给于外货;而贷款的担保为赋税、山林、矿地、交通等经济命脉。如此循环,全国经济尽入外人之手。外国资本家依仗债权,将资本主义移植中国,“结果外人为中国之资本阶级,而中国为世界之劳动阶级”。至于文化,教会教育旨在使中国青年一代完成洋化教育,以便列强驱使指挥。所谓退款实欲操纵中国的教育、出版、图书事业,“火中华之书,庐中国之居”。

第二,宣扬“大江的国家主义”为救世良方。

世界国际历史就是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冲突的历史,宣言认为国家的存亡胜败取决于国家主义观念之厚薄。美洲红人与非洲黑人因无国家观念,而形同散沙毫无自卫能力,这才沦于被征服民族。而美洲移民因有国家观念才发动独立战争,终于迫使欧洲放弃侵略政策。近百年之历史更说明了国家主义对弱小民族的重要意义。1815年拿破仑之惨败,实由于被压迫各国的国家观念勃然振发。其后,梅特涅欲以奥代法,继续侵略他国,意大利、荷兰、瑞士、波兰等弱国,恃国家观念动员人民,奋起抗拒,获得胜利。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独立,皆国家主义战胜帝国侵略主义之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土耳其、捷克、南斯拉夫、芬兰等国得以复兴,成为独立之国,亦国家思想之成功。故曰:“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而中国自古以来,历史与哲学均不承认国家,自以为中国即天下。又因只知有君、有个人、有家庭,而不知有国家,以至对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等变乱,“皆知有主子之成败荣辱,而不知有中国之胜衰存亡”。中国十余年的动乱,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操纵军阀互争,国民又无国家观念以自卫而造成的。“大江的国家主义”即要“促进中华人民对国家之一种自觉性”,提倡“成仁取义,死节赴难,为国牺牲之气节”,以“抗拒帝国侵略主义之残暴”,以获得中国“主权完全独立,领土完全归还,修正一切不平等条约,解除一切不平等待遇”。

第三,勾画出改造中国的蓝图。

政治上驱除老腐愚顽、与民为害的政治人物,拥戴有智识、有道德、有才能之政治领袖,组织适合20世纪之青年政府。教育上,扫除一切宗教式的洋化教育,以国家主义为教旨,改革养成士绅流氓之黑暗教育体制。经济上,促进工业革命,由政府制定一切社会立法,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凭据;预防机器工业制度所造成的流弊。国防方面,主张实行征兵制,提倡节育,废除娼妓,禁绝烟毒、赌博等等。

综上所述,“大江会”对中华民族的危急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它所要进行的是一次与国家前途和命运生死相关的革命。它的主要斗争目标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它的目的是为着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会员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没有无力的悱恻、凄楚和伤感,而是表现了在强者面前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因如此,虽然他们在旗帜上写的是“大江的国家主义”,可实质上他们将欲进行的斗争,仍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范畴。在这一点上,它顺应了当时东方革命的时代潮流,因此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大江会”的阶级局限性也相当突出。它以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势力、推翻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终极目标,这实际上仅仅是中国革命的最低要求。大江会要建立一个没有外族欺凌、人人平等、自由竞争的桃园,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会员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历史法则。因此,在革命的方法上也只能又一次重复改良的旧梦。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大江会”身上再次得到了征明。不过,以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来说,这并未掩盖“大江会”的历史进步意义。

四、“大江会”的基本活动

大江会员都是思想开阔、富有才华并且20岁出头的青年,他们一旦认准的方向,行动起来就特别活跃。

鼓吹“大江的国家主义”无疑是“大江会”成立后的重要任务。会员们首先利用各种场合开展舆论宣传,宣传的重点在于强调民族存亡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方面。如翟桓的《爱尔兰新芬运动与国家主义》和陈石孚的《土耳其复兴史》,是从世界发展史的历史经验中为复兴弱小民族提供有益的借鉴,用以证明国家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凝聚力。何浩若的《中国之歧途与末路》,从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力图寻找近百年来中国被动挨打的内因和外因。沈有乾的《国家心理略说》一文,则从理论上考察了“国家生活之根本”,并“评论国家主义之得失”。

  会员们都是攻读学位的莘莘学子,他们研习的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社会、法律、历史、统计诸科,无不成为驰骋思想的武器。胡毅的《北美排华史略》是中国较早研究华侨史的专文,这篇论文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文中引用的大量史实与统计数字,有力地证明了华侨对繁荣美国经济的重要贡献,控诉了美国政府对华侨和种种残酷迫害,读来令人深思又令人发指。《近代种族主义史略》是潘光旦的一篇论文,他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介绍世界各种思想,使人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弱小民族若不奋起抗争,就会被淘汰。吴文藻编写出一份《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分类书目》,目的是系统介绍国家主义的源流、派别,以划清“国家与邦、国邦,或国民邦之区别,国家与种族、民族、人民、政府、主权、社会等之区别,国家与国民性、国家主义之分别”。

  “大江的国家主义”也包括着文化的内容。大江会员中有几个人特别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梁实秋的《公理》是他为数极少的小说之一,它以一件真实遭遇为题材,叙述中国留学生亲历的人为刀俎之悲惨境况。顾毓琇则在云南护国起义 9周年前夕,一夜完成剧本《荆柯》。该剧歌颂了中国历史上这位慷慨行义的壮士,刻意表现的正是《大江季刊·发刊辞》中所说的“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高风亮节。

对文学甚有研究的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的最有力的提倡者,他认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15]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用充满爱和恨的笔写下了《长城下之哀歌》、《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洗衣曲》等一批至今诵之不绝的爱国名诗。

1924年 9月,闻一多到纽约艺术学院后,结识了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他们在当地华侨的赞助下,自编自演了几出新剧,其中《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的英文古装剧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大家相约回国从事国剧运动。纽约的消息传到波士顿,使那里的留学生亦见猎心喜。于是顾毓琇赶编了《琵琶记》,梁实秋把它翻译成英文,谢文秋、冰心、徐宗涑、沈宗濂、曾昭抡、王国秀、高长庚、黄仁霖等人都参加了演出。剧中,顾毓琇饰牛丞相,冰心饰丞相之女,梁实秋饰蔡中郎。1925年3月28日,《琵琶记》在波士顿美术剧院正式公演,亦引进轰动。上述成功给他们相当的鼓励,于是他们趁热打铁,成立起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这个团体除了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顾毓琇、梁实秋外,还有梁思成、林徽音、熊正瑾、瞿士英等。当时,他们决心用戏剧的形式进行中华文化的改革,为此余上沅曾写信给胡适,希望能得到国内的支持,并建议北大也能“开设‘戏剧传习所’或‘研究会’”。[16]

除了在思想上积极宣传外,会员们还开始为改造中国进行了学术和理论上的准备。我国较早提倡优生节育的潘光旦原来是研习动物学的,正是参加“大江会”后才改习人类学。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要避免中华民族被淘汰,优生和节育实在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在潘光旦的影响下,吴文藻亦由政治学改读社会学,原读新闻学的陈钦仁也是这年转入社会历史学。何浩若更激进,干脆投笔从戎了。他们的此举绝非心血来潮,推动他们的力量,是爱国的激情。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再次高涨。大江会虽远隔重洋,却未置身事外。相反,这正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反帝宣传,提供了契机,并且他们在团结留学生声援国内风起云涌的斗争方面也做得很出色。

暑假初,为讨论对待国事主张,全美中国留学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代表共33人,大江会员竟有 9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百分之二十八。他们是:威斯康辛的何浩若,芝加哥的王化成,爱渥互的孔繁祁,明尼苏达的吴景超、时昭瀛,大波士顿的顾毓琇、沈宗濂,费那大费亚的蔡公椿,以及作为国事后援委员会代表的罗隆基。罗隆基还担任了会议主席。当时,美国东部和中西部还分别有两个中国留学生的组织,前者派出的代表是时昭瀛,后者为刘英士。在全美、东美、中西美三方代表中,大江会居二,势力不能算小。

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由罗隆基、时昭瀛和刘英士拟成《全美留学生代表会议报告》,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发的是对目前国事主张的原则,即:以反帝国侵略主义为目标;在罢工期内留美学生总会继续以全力为后援;手段取非暴力之反抗,目前以反抗英国为入手步骤等。这一部分中,他们特别指出留美学生应赞助并促进本国召集一次国际会议,以修正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解决王卅惨案的办法及一切国际条约,凡与中国利害有关者,未经中国代表签字誓不认为有效。报告还认为,这个国际会议有两种资格者必须被召集,即:甲,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之英美诸国;乙,俄国等远东重要国家。这次会议的中心,也应当是取消领事裁判权及修正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部分指出反帝国侵略组织之原则,主要为:本代表传阅希望在美同学自行组织爱国会社,对内以提倡爱国精神,对外以反抗列强帝国侵略主义为目的;各分会代表应负责设法使其会员赴本届各部年会,并设法援助年会宣传国家主义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请留美总会将1920年赈济款项移作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经费;由学生总会刊行中文周刊,鼓吹反帝国侵略主义;主张鼓吹军国民教育,及一切军事训练;暂就本年夏季回国的同学中,选派代表赞助国内反帝国侵略主义运动等。[17]

当然,“大江会”不会忘记鼓吹“大江的国家主义”,它把这次反帝斗争也当作一次实践宣传其思想的演习。9月3日,东美中国留学生年会在雪拉鸠斯大学召开。会上,大江会员不遗余力地宣扬国家主义。在一次以“今日中国应否采取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为题的辩论竞赛中,由梁实秋、浦薛凤、沈宗濂三人组成的哈佛大学队,得心应手地发挥了他们的口才,将收回教育权力的观点阐述的淋漓尽致,结果战胜了对手哥伦比亚大学队。这次辩论不是观点之争,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留学生的一般政治倾向。会后选举新职员,“大江会”的蔡公椿被推举为新会长。[18]

与此同时,“大江会”在中部年会上也出尽风头。中部年会的中心议题即“国家主义与中国”,会员们几乎左右着所有会序。年会分四个小组,各组主讲人均为大江会员。罗隆基主讲“中华民国之国家主义”,时昭瀛主讲“列强在中国之政治侵略”,何浩若主讲“列强在中国之经济侵略”,翟桓主讲“国家主义实施之方法”,经过讨论,各组一致认为目前形势下确有采取国家主义的必要,会议通过的中英文宣言体现了这一精神。换届改选时,新会长由王化成出任,中文书记则由吴景超担任。同年,年会还推选“大江会”的吴泽霖为全美留学生总会会长候选人。[19]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引起“大江会”的自豪,那就是其会员作为全美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了瀑地会议。瀑地会议是美国民间发起的,主要讨论如何应付中国民众的反帝浪潮,也讨论向美国政府的若干建议。会议邀请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和领事郭秉文出席,并请 5位留学生列席,罗隆基即是其一。罗在会上颇为活跃,以致这样的会中竟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国家主义问题。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案:一项是向美国政府单独建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另一项是主张假使英日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话,美国亦应采取单独行动。这些主张,对美国政府后来制定关税及治外法权等政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罗隆基在会上的突出表现,在美工商界的华侨于10月中旬公推他回国报告瀑地会议详情,同时列席在国内召开的关税会议。[20]

五、“大江会”在国内的活动

“大江会”会员都是正在留学的青年,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国外,而国内的工作是由个别回国者开展的。

  闻一多是第一个回国的“大江会”会员。1925年 6月,他踏上国土的第一天,便目睹到五卅惨案的斑斑血迹。于是,他把早已写好的几首诗加了跋和序提前发表。在《醒呀!》的跋中,他说:“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等的呼声”,“目下正值帝国主义有沪汉演成这种惨剧”,所以“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21]《七子之歌》的序是这样写的:“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22]这首诗曾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后来成为上海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的刘湛恩看到它时,马上收入自己正在编写的《公民诗歌》。《清华周刊》转载《七子之歌》时还加了附识,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不如是之感动也。今录出之聊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23]

“大江会”会员在国内的最初活动,是参加由北京各大学教授为主的“关税自主促成会”,闻一多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资格成为其中一员。不过,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几件事,莫过于与中国青年党李璜等人的合作。

  李璜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袖,曾留学法国,1924年9月回国。李璜回国后,筹办起《醒狮周报》,还组织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年党的外围组织。1925年夏秋之交,李璜从武昌大学转到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就在《醒狮周报》刊出发起“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启事。闻一多对其中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八个字很感兴趣,认为与“大江会”纲领颇相吻合,便主动找到李璜家里,代表“大江会”要求加入。当时,他坦率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并认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24]这天,闻一多还对李璜谈到他们出版的《大江季刊》就是为了宣传国家主义。李璜马上表示愿意让其党人代为销售,这使闻一多很是满意。后来,李璜果真让人把《大江会宣言》贴到北京大学的墙上。

这时,罗隆基自美国回国参加关税会议,对这件事很是赞成。另外,清华1920级的邱椿(大年)此时亦从美国毕业回国,他在美国时也曾与刘师舜等组织了个鼓吹国家主义的团体--“大神州社”,一度打算与“大江会”联合,但未成功。现在,大神州社也愿意与醒狮派联合。于是,12月13日,罗隆基、闻一多、余上沅(以清华半费资助赴美留学,与闻一多一起回国,此三人代表“大江会”)、邱椿(代表大神州社)、李璜、李光忠、张杰民、钟相青(此四人代表醒狮社),共同召开了“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筹备会”。19日上午十时,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在北大宴会厅召开了新闻招待会,由邱大年任主席,李璜报告说明三大主义,公开联合会缘起。

20日,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千余人,历时三小时。主席谢循初,讲演者有李璜、燕树棠、罗隆基、林德懿、邱大年等。罗演说中:“兄弟到美国留学,美国人多不肯与我们说话,此是何故?盖美人不承认我们是中国人,含有歧视之意味。但反言之,中国之军阀政客,则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几年来中国之乱象,其原因虽复杂,而国人对于国家二字,真正是不认识的。因此形成兵士为某一军阀之兵士,不是国家兵士;某政客是为某系做官,不是为国家做官;某教育家是为某党宣传主义之教育,不是为国家教育。此种不明‘国家’二字之结果,就弄得河山破碎,国将不国。兄弟现在对国家主义进行的工作,有三点极宜注意:一,有意识的运动。现在的爱国运动,有许多是无意识的运动,譬如反对关税会议,不反对法权会议,就是一个矛盾。关税会议与法肆会议都是根据华府条约而来者,大概国人以为关税会议是要向外人拿钱,应当注意,法权会议是无钱可拿,就不注意。此种真是中国人之劣性,实在可哀。二,要有预备。现在的爱国运动,多半无预备,譬如拿几面纸旗,跑到天安门闹一趟,到了明天就不管了,后天并不记得。此种运动,实在得不着多大利益。三,要尊重国家人格。革命要靠自家,决不可借人宾的力量来革命。借人家的力量,未必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纵然能达到目的,亦是耻辱。兄弟今日所欲表示者止此。最后我有一句诚恳的话,‘大家抱定国家主义的灵魂,向帝国主义下总攻令’。”[25]

这天的成立大会,国魂社、少年自强学会、国家主义青年团亦列名其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人便认为“大江会”是青年党党徒在美国组织的一个团体(这种说法最早见于1939年张执一写的《抗战中的政党与派别》。直至80年代朱建华、宋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和90年代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也都沿用了这一旧说)。其实,“大江会”的建立与中国青年党毫无关系。两者之间发生联系,只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而此时“大江会”成立已有一年了。

“大江会”参加北京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后,主要活动是参与组织了两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是1926年1月底召开的“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

该联合会成立时,正是第一次国奉战争中郭松龄前线倒戈反奉之际,日本在张作霖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公然声称“满蒙”与其有利害关系,决定出兵干涉。12月19日,日军阻止郭军进占营口,随后于郭奉决定性的巨流河战役中切断郭军后路,导致郭军惨败,郭松龄夫妇被杀。其间战事紧张之际,张作霖曾调黑龙江部队南下。但暗中支持郭、冯的苏联中东路局以奉军未交纳车费为名,中止中东路交通。而张作霖也不示弱,扣留了苏方路局长。一时双方剑拔弩张,外间纷纷传说苏联亦有出兵的可能。如果战事扩大,东北人民必将生灵涂炭,而日苏两国若在中国境内交战,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因而全国为之震动。

闻一多被一个月来雪片般的警报弄得坐立不安,激愤的情绪促使他去找李璜商量,建议由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一次“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李璜城府较深,认为反对日本自然人无异词,而若反对苏联,则势必会引起共产党的捣乱,因此主张先不动声色的秘密准备。性格坦直的闻一多觉得这是书生之气,战争都打到家门口了,哪个中国人会熟视无睹呢?他耐不住妥慎缓进,自己跑到北京大学第三院和北京艺专的广告栏前,贴出了“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筹备会”的启事。[26]

1926年1月29日晚,“大江会”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团、醒狮社、夏声社、蜀光社、大神州社、国民党各团体联合会40余团体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了“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会上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江伟藩和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姜华相继发言。他们提出筹备召开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的三项方案,即: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警告日使俄使与张作霖、散发反对日俄出兵宣言。[27]当提案付诸表决前,会场中有人表示反对。接着,就出现了骚乱,争吵中彼此竟动起手,有 4人受伤。这次小打,加深了闻一多对共产党的成见,他对共产党人阻挠通过决议十分不理解,在一封给梁实秋、熊佛西的信中,他这样写到:“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从皆喑。于是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鼻端而已。”[28]

第二次是同年 3月中旬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1926年2月中旬,报载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回国途中在伊尔库次克被苏联国防局扣押,一夜即无踪影,显系被害。又有消息说,被驱逐回国的华侨常常被拘,并有因刑而残者。一位叫彭昭贤的人,来找李璜哭诉,李璜便约请罗隆基、闻一多、余上沅、还有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守和)、老同盟会会员张颐(真如)、清华大学教授邱椿(大年)、北京大学教授常燕生等相商。当即决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的礼堂召开一次反俄援侨大会筹备会,推李璜、罗隆基、闻一多、常燕生、邱椿组成主席团,以李璜为主席。[29]闻一多对这次活动是很认真的,他曾经亲自绘制了些讽刺漫画,交给王施真去翻印。其中一幅最大的,上面画着一个恶魔在阴霾四布的天气中拿着粗长的鞭子殴打裸体跪在地上求饶的人众,象征着侨胞的悲惨。[30]这些画的作用,似乎比用文字发布的标语传单效果还要好些,《晨报》在一则消息中还特意介绍了它。

这次大会的矛头是也指向了苏联。但是,也应当承认,苏联当时的一些措施,的确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感情容易冲动的闻一多不是个政治家,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爱国主义色彩。而共产党人当时是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他们强调世界主义,说爱国主义是狭隘的,工人是无祖国的。这些,与闻一多的认识有相当的区别,加之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也极力抨击,所以闻一多称其为伪共产主义者。

这次会于 3月10日下午在北大三院举行,到会者有三四百人。闻一多和罗隆基等都坐在主席台上。大会由李璜主持,他首先报告开会的意义,继之旅俄华侨代表王会卿报告侨胞在苏联受虐待的情况,彭昭贤接着叙说了苏联对中国的野心。这时,台下出现了嘈杂声,会场顿时紧张起来。当李璜宣布散会时,场中便开始了混战,60多人的共产派与80多人的国家主义派形成了两个界线分明的营垒,桌椅、木棍都成为对打的武器,玻璃窗也碎了,双方都有人负伤。[31]事先,李璜对此似有所料,忙叫他的学生引导罗隆基、闻一多等从主席台后门走出。

闻一多与李璜的最后一次接触,发生在三一八惨案前后。惨案的前几天,北京的空气十分紧张。日本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国民军,引起各界民众的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死,于 3月16日联合英、美等国,向执政府发出八国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北京民众为了表示抗议,决定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闻一多被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激怒了,他决定也去参加这次大会。不知李璜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学生到闻一多家,劝他不要参加。闻一多很不理解,亲自去亮果厂李璜家质问。他说:“才打了一回架,我们并未打败,你就怕在群众运动中露面了吗!”接着,他又说:“我要去参加,以免学生们说我们怕事。”李璜则解释道:“一多,你知道共党已调动京外工人数百来京,要发动首都革命么?他们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又曾来约我们去参加共同领导否?你要去,这不是唱花脸,而是为共产党跑龙套,如果在乱军之中受了伤,送了命,报不出账,我对朋友是应有道义的责任。”这番话也许说动了闻一多,他想了一下,说:“遵命!遵命!”但又紧接着说:“我们也应该发动一次大示威,以张国家主义派的声势!”[32]

由于闻一多的力促,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于17日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题即讨论反对八国通牒问题。会上,大家决定通电全国,并于18日上午单独举行示威游行。我们不知道闻一多是否参加了那次游行,但是在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队伍离开执政府不到两个小时,天安门开完国民大会的民众团体队伍也来到执政府门前,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闻一多对这次惨案极为痛心,他写的《唁词--纪念三月十八的惨剧》、《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等,就是对这次惨案的控诉。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一度联合了起来。他们共同召开会议,讨论抗议办法,可是又因为在领导机构人选上产生分歧而分裂。不过这些活动闻一多是否参加,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文字记载。不过闻一多对李璜的印象似乎还不错,他曾称对梁实秋说李璜是一介书生,李璜“光风霁月,国士无双”[33],但也认为他“只能鼓吹主义”,而“国家主义的实践”恐怕“还待大江”。[34]

此后,作为“大江会”就再没有与青年党发生关系了,它在国内的活动了也就此而结束了。后来罗隆基、梁实秋等曾应青年党所请,到“知行学院”讲课,那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以“大江会”的名义。至于潘光旦、罗隆基、闻一多等到君劢主持的国家主义据点的政治大学任教,也是求职的关系,与“大江会”无关。

  青年人做事容易虎头蛇尾,“大江会”以轰轰烈烈始,却以默默无闻终。当大批会员从国外回来时,看到国民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干得还不错,加之他们各自为生计谋出路,也就不再独树“大江会”这面旗帜了。不过,从会员以后的各自经历中,仍能看出“大江的国家主义”的影子。



[①] 《清华罢课风潮始末记》,《民国日报》1921年7月5日

[②] 北洋政府外交部通告,见清华学校1922年第34号通告。

[③] 《清华周刊》第244期,1922年4月21日

[④] 《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32、14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⑤] 《关于新清华学会及改组董事会二事的答复》,《清华周刊》第309期,1924年4月11日出版。

[⑥] 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第8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出版)

[⑦] 浦薛凤:《理性的国家主义》,《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1925年7月15日出版。

[⑧] 何浩若:《只要此心不死我们终有一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⑨] 闻一多:《致家人》,《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80页。

[⑩]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49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11]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12]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0页。其中誓词后来在《大江会细则》中规定为“我誓以我的名义为誓,愿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章程,服从多数,为中华民国牺牲一切。”

[13] 《大江会会员一览表》,《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

[14] 《大江会章程》,《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15] 《致梁实秋》,《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91页。

[16] 《余上沅致胡适》,《胡适来信书信选》上册第296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出版。

[17] 《全美留学生代表会议报告》,《清华周刊》第24卷第5号, 1925年10月9日

[18] 《校外新闻》,《清华周刊》第24卷第11号,1925年11月20日

[19] 张忠绂:《留美清华生中部年会报告》,《清华周刊》第24卷第17号,1926年1月1日

[20] 《校外新闻》,《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年11月6日

[21] 闻一多:《醒呀·跋》,《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

[22] 闻一多:《七子之歌·序》,《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1925年7月4日

[23] 吴嚷:《七子之歌·附识》,《清华周刊》第30卷第11、12期合刊。

[24]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出版。

[25] 《昨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晨报》1925年12月21日

[26]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6页。

[27] 《昨日各团体之反对赤白帝国主义出兵大会》,《晨报》1926年1月30日

[28] 《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06页。

[29]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7页。

[30] 施真:《纪念闻一多先生》,《青年生活》第3期,1946年8月1日

[31] 《国家主义者与共产派昨日空前之大血战》,《晨报》1926年3月11日

[32]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5页。

[33]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68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月出版。

[34] 《致梁实秋》(1926年1月23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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