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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田:不忘师恩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19年8月9日 更新时间:2019年08月16日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尽心尽责的老师。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让我明白了人生的追求,懂得了怎样做人的道理。今天,我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记得他们,不忘老师的教诲之恩。

 

我在北京朝阳门外吉市口二条小学上学的时候,有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生在1955年上五年级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齐志敏授课,王朝向校长来听课。齐老师首先检查上节课留的作业:复述一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我被齐老师点名复述。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按老师的要求复习了,这篇课文的主要情节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回答的很流利、顺畅,获得了齐老师的好评。没想到第二天语文课,齐老师又让我复述那篇课文。对此,许多同学脸上流露出疑惑的神色。当然,我复述的还是很好。结果,齐老师给了5分,记在了平时的成绩表上。齐老师解释说:“昨天语文课后,王校长问为什么没有给复述课文的那个同学成绩?应当给成绩!这是对学生的鼓励。我认为王校长说的对,所以今天再复述一遍,既是加深印象,也是对昨天课堂不足的弥补。”同学们听后,知道了原因,也都表示理解。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6年六年级时的一次历史考试之后。教历史的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并把我的试卷放到桌子上。秦老师和蔼地说:“你看看,为什么没有得满分,原因在哪儿?”我看了看试卷,指着一个地方回答:“这儿漏掉了两个字。”“对了,以后要细心呀。”秦老师满意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鼓励。原来,在一个填空题“五四运动为______准备了条件”中,我只写了“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没有写“成立”,结果被扣了2分。

 

1957年夏,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二中,开始了初中生活。在二中的三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韩少华老师。韩老师脸庞白净,一头黑发,一件中式对襟上衣,一双布鞋,走路稳健,说话时语气和缓,十分儒雅。因为老师住校,往来备课室、教室和饭厅之间,我们每天都能见面,偶尔也打招呼。韩老师不教我们班语文,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教室楼前悬挂的小黑板。二中那时只有一座教室楼,还是简易的,在一进校门的西侧。大约从初三时候开始,教室楼前每天都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一句格言或警语,激励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小黑板上的内容一天换一次,负责这件工作的就是韩少华老师。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小黑板上写的是“达摩老祖面壁九年……”我想,韩老师找的这些格言或警语,都是对学生们的激励吧。

 

二是举办的写作知识讲座。从初三开始,韩老师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利用星期天时间,专门举办写作知识讲座,同学们自愿参加。讲座一直延续到高中阶段。韩老师的讲座非常吸引人,我上高中时每星期也要回二中专门去听。韩老师讲座的内容,多是围绕怎样写好作文展开的,包括一些方法和技巧。我记得,韩老师曾经总结出10种写好文章开头和结尾的方法。韩老师还特别举了吴伯萧的“菜园小记”一文的结尾“黄色的窑洞门旁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为例,用以说明结尾如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是韩老师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散文。我在二中读书时,韩老师已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了。因为我喜欢文学,所以对韩老师发表的散文都认真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寻春篇”,文中既描写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景色,又有深刻的寓意,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后来,袁鹰先生还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评韩少华的散文”的文章,这以后,韩老师的散文创作进入了新阶段。

 

1960年夏,我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因为学校新建,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特意从北大各科系抽调40余名青年骨干教师来附中任教。这些青年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如邱忠孝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黄铁军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章熊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这些老师不但学历高,而且师德好。北大校领导原打算让他们来附中工作两年,再回北大。后来由于形势有变,轮换制度没有执行。尽管如此,这些老师们并无怨言,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塑造着同学们的心灵;以“肩负天下,敢为人先,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标准,为同学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我记得,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黄铁军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在我的这篇作文后面,黄老师写了这样的评语:“有时,一堂课给我们的教育是很深的。你这篇作文能紧紧抓住一堂课的启示去展开、去发展,使自己的认识水平、思想觉悟提高,是一篇较好的文章。在段落安排上也比较严整,不松散,不离题万里,去谈些无用的话,语言运用也很精练,这些应当继续发扬,戒骄戒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除了上述评语外,全文共有23处作了修改。一篇1000多字的作文,黄老师竟然如此认真批改,让我十分感动。

 

我还记得,上高三的时候,学校举行作文比赛,由章熊老师主持。比赛的题目是“冬有春色”。我作为班代表参赛,获得了二等奖。章老师在赛后总结时说:“作文理解题意很重要。特别是命题作文,要表现出新意,不太容易,这就需要平时广泛阅读,关心时事。”他还就“冬有春色”这一具体题目进行了讲解,我听后很受启发。除主持作文比赛外,章老师还主持每周一次的“早自习范文分析”。在当天早晨上正课之前,喜欢文学的同学都集中到一个教室,由一名同学对范文进行分析、讲解,听的同学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章老师最后做总结。章老师曾让我分析讲解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驯鹰的人》,使我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水平。

 

1963年夏,我高中毕业,本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不料却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对此,我感到有些郁闷。后来,我了解到历史系老师的情况,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成就的,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宁可老师和齐世荣老师更是如此。当时,宁老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史学界引起轰动。齐老师掌握多门外语,翻译过苏联蒙古史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以及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我想:宁老师和齐老师不也是在师范学院吗,他们能做出骄人的成绩,说明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大学期间,我以宁老师和齐老师为榜样,在专业上刻苦学习,努力奋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在这之前,我给宁老师写信,谈了我的想法。宁老师很快回了信,鼓励我继续深造。1979年冬,研究生学习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我利用《清实录》《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皇清开国记》《满文老档》等资料,写成了《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政策》一文,请宁老师帮助审阅。一天晚上,我去找宁老师,想听一听老师讲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时宁老师负责系里的教学和学院的学报编辑工作。老师让我先谈写作的经过,包括对引用资料的看法,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等,然后谈了他自己对这篇文章肯定的意见。那时学术界正处于恢复研究工作阶段,相关成果还不是很多,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还算是“开创性的”吧。最后,宁老师表示:“这篇文章就在咱们学报发表吧。”当时,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啊。这篇文章在《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后,又收入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中,在中国民族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得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都说明了老师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应当不忘师恩,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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