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50余年研究的简要回顾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个起步较早的近年来又获得很大发展的传统学科。

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不仅是外交事务，还包括许多内政事务）都受着中外关系的影响，因此，几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的同时，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便已展开。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面世，可以认为新中国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告建立。

在前30年研究中，研究者突破了解放前关于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局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许多问题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研究命题，也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国学者得以直接了解外部世界，视野大大拓宽，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纷纷面世。根据狭义上的近代史划分，叙述晚清到1919年间（个别的到1911年或1949年）的中外关系史的著作主要有：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1986），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1987），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1988），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1994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1994）等。稍晚些时候，从90年代初开始，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综合性专著的出版也陆续问世，主要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1990）、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1994）、张圻福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纲》（1996）等。

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各双边关系都有通史性著作面世，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1993），张振鵾、沈予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一卷（1986），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1994），刘志清《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1998年），黄鸿钊《中英关系史》（1994），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1996），杨元华《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1995），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1998）等。

更多是则是若干高水平的专题性研究，其专著数目当在百种以上，此处无法一一列出，其论文篇目则不可尽数。它们分别对某一阶段、某一专题、某一事件、某一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对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有关各专题研究的具体评介，请参见拙文《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此处不再重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其热点所在很有趣地呈现出一种倒时序现象。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研究环境在不断改善，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人们对历史的探究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

最初出现的热点，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者对马歇尔调停和其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探讨。可以理解，7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客观地探讨中美关系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研究外国对华政策也比研究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对国民政府外交的研究，首先取得重要突破的是对抗战时期的研究。这是中国人团结御侮的一个时期，人们在对抗日外交的研究和评判上容易达成一致。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专著便有20多种，是整个近代史中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人们在总体上对抗战时期的外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肯定了它是颇有成效的一种抗日外交。此后，抗战前10年间的中外关系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兴趣，尤其是南京政府发动的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但相对于抗战时期来说，对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评价，至今仍有较大的差异，未能形成基本的共识。

近几年来，对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成了较多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常以“北洋政府”来称呼北京政府，其统治时期被视为腐败和混乱不堪的时期。不仅我们对它持否定态度，台湾学界也在很长时期内对它重视不够。但近年来研究者们注意到，在北京政府的后期，尽管其政治上腐败，但在外交上却很有作为的，研究者们大都对此予以了适当的肯定，认为它的修约运动为国民政府后来的外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对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上，海峡两岸的研究者目前大致处在同一阶段上，双方具有较多的共识，交流也比较密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不是对过去研究的一种否定，它不是简单的翻烧饼，而是一种深化，一种补充。研究者现在能够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问题，不是去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从新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以往的研究。以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为例，这是一个以往的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近年来，研究者在对列强获取不平等特权进行分析时发现，清政府官员在这些重大权利的出让中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甚至有时还引为得计，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形成上都有这种情况。在指出这一令人痛心的现象后，作者丝毫不否认列强在猎取不平等特权中所应负的主要责任，坚持认为，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外交讹诈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的基本原因。

更为冷静和成熟的研究，自然会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而更易于为人们所接收。如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数目，一段时期曾流行着共订立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说法，这一数字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究其说法之起源，实际上是将王铁崖先生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中所收各类条约、协定、契约、合同等都视为不平等条约。有研究者指出了这一说法的不当，一是该书所收的1100多个文件并非都是条约，二是该书所收条约也并不都是不平等条约。这一说法澄清了我们以往对于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模糊认识，已被研究者广泛接受。

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存在着薄弱环节。人们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比较注重，但对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便显不足。这些年来，比较系统地论述外交制度史的只有一部25万字的著作，相关文章也很少见。这相对与其他各方面的丰富的研究来说，少得可怜。而实际上，外交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如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专职外交部门的职司及地位变化等便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关于外交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这些年来，虽偶有一些对某一人物的外交思想的研究，但分量不足，且很零散，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考察显得很薄弱，迄今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当然，这也是研究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外交思想的研究不是看几本外交人物的言论集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透过具体的外交活动来考察和分析。只有在对近代外交史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隐藏在背后的外交思想的演变作出比较成熟的研究。因此，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但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缺少了这一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很难说是一个系统的门类齐全的学科。

此外，研究中存在着不均衡现象。以国别而言，除了美、日、俄（苏）、英等几个大国外，对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以门类而言，对于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研究比较注重，而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仍显薄弱。

二、 新世纪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一） 多重视角的观察将使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加丰满

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素。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史，已有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着眼的。一种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一种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收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主张以一种标准来统一视角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放眼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只有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才能全面地反映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应该防止片面性，防止过分夸大某一侧面的影响。当我们研究列强的侵略层面时，不能完全无视中外之间的正常的交往活动，将外人在华的一切活动都归于侵略之中。当我们研究列强某些举措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刺激作用时，也不能以偏概全，将动机和结果过分美化，无视列强对华侵略这样一个主要的基本事实。应当将列强的所有活动都纳入我们的考察视野。只有均衡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真相，使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二） 鼓励各分支学科的交叉渗透

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个列强起着主要作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诸多列强既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因此，任何双边关系的研究都必须注重多边关系的存在和影响。受掌握语种和个人精力的限制，大部分研究者侧重于某一双边关系的研究。尽管中美、中日、中苏、中英等双边关系史的研究已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分支学科之间仍缺少充分交流。研究者的视野受到限制，这便损害了研究成果的深度和精确性。

因此，应鼓励和加强各分支学科的交流。如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应多多参加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英关系方面的会议，反之亦然。各双边关系的研究者都应关心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各分支学科的互相交流，将会促进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并使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更加精确和深入。

目前，各双边关系史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少力作，能够反映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比较起来，综合性的中外关系史著作则显得薄弱了些。目前已有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综合著作很多是在80年代出版的，且其目的主要为高校教学之用。十几年过去了，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资料发掘还是在认识深化方面，今天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些著作似已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因此，综合这些年来各个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众专家之力，撰写具有权威性的多卷本《近代中外关系史》，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上议事日程。

（三） 热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与薄弱环节的加强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即使是那些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还是以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为例，在这一领域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有待研究。小者如，“不平等条约”这样一个我们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它究竟在何时出现，何人最先提出，迄今我们对此仍无确实的研究。大者如，不平等条约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条约可以称为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重大的基础问题。

近代以来中外之间订立的若干条约明显地具有不平等性质，把它们称为不平等条约毫无争议。但还有若干条约性质并不明显，它们主要是中国开始提出修约要求后出现的，是中国与列强间折衷的产物。与此前同类的不平等条约比较起来，中国在这些条约中已经收回了若干权利，它在实践中对中国是有利的。但这些条约仍然残留着不平等的痕迹。如何界定这些条约的性质呢？还有一类条约，严格地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完全对等的。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双方的国力差距，由于列强深入到中国的程度与中国进入列强国内的程度大不相同，双方所实际享有的利益相距甚远。这类条约是否属于不平等条约？这些问题都大有讨论的余地。

此外，对中国历届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的修约努力、成就和局限性，也许会更容易形成共识。这里，也许有必要重复一下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外交家群体是考察近代中外关系时绝不可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仅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还对外交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并在特定的时期直接参与外交决策。以往对于他们的研究很少，但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这一群体。近年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收入了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7 位外交家传记，可称是迄今为止外交家研究的最重要进展。这一研究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此基础上，由对外交家个体的研究扩展到对外交家群体的整体研究成为可能。

近代中外史的研究要向前推进，除了要在已有相当基础的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外，还需化大力气在薄弱环节上取得突破，需要开拓和发展新的领域。在这一方面，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良好的趋势。在双边关系史的研究中，一些以往未曾注意到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中朝关系、中越关系等重要的周边国家关系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发展下去，并涌现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人们的研究兴趣有可能向这些领域倾斜，逐步形成新的热点。外交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可望成为新的亮点。近年来对于外交家及政治家的外交思想，已有若干个案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逐步发展的基础上，系统的外交思想史将迟早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将会面临更多的机遇。时代的发展会提出若干我们今天尚未认真注意的课题，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会不断发掘新的研究天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呈现出崭新的面目。总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这还有赖于有志于这一研究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