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秀全从基督教中吸取了“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

洪秀全是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究竟向西方国家找到了什么？只要我们从事实出发，回答只能是基督教，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洪秀全曾经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洪秀全最早接触到的基督教教义也还不是圣经，仅仅是一本宣传基督教的蹩脚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个接触过程也是很偶然的。

《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爷火华（God Jehovah）”；“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神爷火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劝世良言》，1959年香港版（下同），页7、45）。”洪秀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641）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写的《原道救世歌》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开辟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它否定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存在，它说：“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洪秀全所谓的“天公”也就是上帝。人不能不拜上帝而拜其他的神，“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统治下，如来佛、观世音以及孔孟、关岳、金花夫人、送生司马等各种神、佛、大仙、偶象都被地主阶级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洪秀全一下子宣布这些神、佛、大仙、偶象根本不是神，而是妖。你拜它们嘛？得不到好结果！洪秀全正是利用《劝世良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的反动意识形态宣战。

洪秀全还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这个总的宗教教义，阐述了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的政治平等思想。《原道救世歌》认为，人的肉身受之父母，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人的这个灵魂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因此，它说：“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既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那末，拜上帝是大家的权利，“何得君王私自专”！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按照《原道救世歌》的理论，封建皇帝与人民，地主与农民，主人与奴仆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平等思想，启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猛烈冲击着封建统治秩序。

到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又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在天国，只有皇上帝才能称皇称帝，在人间，最高封建统治者自称“皇帝”，那当然是“僭越”了。《原道觉世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缅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因此，他号召拜上帝会的人起来“共击灭之”。

洪秀全怎么会相信上帝呢？当初洪秀全是根据儒家经书验证《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是正确的，因而加以接受的。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三字经》中有一段很通俗，但很说明问题的话：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

共条路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

　“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千年………　………至宋徽

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　自宋徽到于今

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在稍后刊刻的《天条书》初刻本中，洪秀全还大量地引证儒家经书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例如：

1．引自《诗经》的：“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同上，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同上，皇矣）“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同上，商颂，那之什·长发）

2．引自《书经》的：“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上帝弗顺，祝降时丧。”（泰誓下）“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

3．引自《易经》的：“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

4．引自《孟子》的：“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梁惠王下）（以上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81—82）

根据这些资料，洪秀全得出结论说：“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天条书》，见同上，（一）页82）洪秀全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先秦时代，“皇”和“帝”只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称号，人间的君王是不称“皇”称“帝”的。到秦王赢政统一中国以后，他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才决定把“皇”、“帝”二字结合起来，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独有的称号。

此外，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阐述人的灵魂是上帝所赋予时，也引用儒家经书来证明，他说：“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尊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93）

因此，我们今天说洪秀全向西方找到了上帝，可是，洪秀全自己却认为这是“尽返真醇”，也就是“复古”，而不是向西方学习。石达开在白龙洞题壁诗中也有这样两句：“毁佛崇上帝，移民复古风”。崇上帝就是复古风嘛！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基督教的上帝，用独一真神发动群众，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样，太平天国革命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页425）。但是，对宗教的客观作用要作具体的分析。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革命领袖也还不能用科学理论动员和武装群众，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停留在自发的水平上，往往从“天”和“神”那里找到推动革命斗争的武器。“替天行道”是一种口号，根据“神的授意”，为在人间创造一个“天国”而斗争，又是一种口号。这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往往披着“宗教”外衣的原因。陈胜起义时，“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煹火狐呜，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史记·陈涉世家》）北宋方腊起义时，曾利用明教发动和团结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元末农民起义也利用过宗教。韩山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首领，它“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贼蜂起，遂至国亡。”（赴翼：《廿一史扎记》，卷30，页655，中华书局1963年版）

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了九天玄女娘娘赐宋江天书三卷的故事。洪秀全也把《劝世良言》看做上帝给他的“天书”。一八三七年考试失败后，他曾经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他把病中的幻梦作了描述，说有一位至尊的老人给他宝剑，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铲除魔鬼，洪秀全阅读《劝世良言》以后，对病梦作了新的说明。他说，那位至尊的老人就是上帝。他说：“这几本书（指《劝世良言》——引者）实为上天特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王时幻想的结果而已。”（《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848）

恩格斯在评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时指出：“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彩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德国农民战争》，1962年中译本，页50）。”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西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在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所谓“洪秀全吸取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洪秀全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把它和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理论文章。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洪秀全是在一八四三年阅读《劝世良言》的，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后才读到《圣经》。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前，洪秀全阅读到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仅止于《劝世良言》，我们翻开　《劝世良言》，再三阅读也没有发现任何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阐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思想，这些思想和《劝世良言》风马牛不相及，和圣经更无关系。这些文章反映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思想，同时，洪秀全也从儒家经书中吸取了思想资料。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运用《礼运篇》的材料描画了一个革命奋斗目标。

《礼记》的礼运篇是不是孔丘的著作，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是，洪秀全是把《礼运篇》当作儒家思想加以接受和运用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在广州阅读了圣经，这是他第一次全面地接触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

《圣经》中有没有所谓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话：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　且卖了田业家业，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同心合意，天天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百姓的喜爱。”（《新约圣书》，页192，1913年圣书公会中译本：下同，）第四章又有下列一段话：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变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同上，页196）

所谓《圣经》中的原始基督教思想，大概就是这些了。

一八五○年十一月初，金田起义前后，开始实行了体现财产公有和消费平等的圣库制度。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

“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于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这种圣库制度和前引《新约》《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是十分相似的。圣库制度这个体现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形式，很可能是从《新约》《使徒行传》中得到启示而确立的。但是，洪秀全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本身，不大可能是从圣经中取得思想资料的。这因为：第一，早在洪秀全接触圣经以前，他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就已经形成了；第二，从整个说来，圣经并没有宣传信教的人要把全部财产上缴给上帝，也没有宣传平均消费，即使《使徒行传》也不例外。《使徒行传》第十章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该撤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约在第九点钟，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对他说：您的祷告和您的周济，已经上达，在上帝面前蒙纪念了。”（《新约圣书》，页210。）第十一章又有一段说：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伽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意，照着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交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众长老那里（《新约圣书》，页206。）。”可见，基督教的信徒仍然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没有实行财产公有，消费当然也不会是平均主义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圣库制度和天地会组织的“米饭主”制度有渊源关系。我们认为：不一定。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从时间上看，根据苏凤文的《堂匪总录》，最早见到文字记载搞米饭主的是道光三十年冬河池州的韦世尧，韦世贵。圣库制度的建立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前，它不迟于米饭主的出现。而且河池州在广西省的西北边，远距金田村有五、六百里，那里有“米饭主”的消息，也不可能一下子传到金田。另一个与二韦同时的米饭主凌二妹，住在北流，更远在河池州以西几百里。二是米饭主制度和圣库制度的内容，不尽相同，米饭主是收容饥寒群众，供应衣食的天地会堂会首领。他供给参加堂会的穷苦人民的生活，但穷苦人民对地主老财斗争中挣得的财物也要完全归于米饭主。这就是说，它实行的是米饭主所有制，米饭主是作为慈善主向穷苦人民恩施衣食的。圣库制度则规定群众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变卖，易成现金，缴纳于公库，自己的衣食也由公库开支。“每一伍卒的卒长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碗也跟最低的士兵一般（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页224）。”它实行的是财产的公有制和消费的平均主义。米饭主制度和圣库制度是不相同的。圣库制度恰恰和《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四章的有关记载相近似。

（三）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批判

洪秀全吸取了《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也接受了《使徒行传》中的一些平均消费，财产公有的形式，用来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具，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劝世良言》。

第一，《劝世良言》从来没有宣传政治和经济平等思想。在政治上，它宣扬：“各有灵志者，皆宜敬伏上权，盖权无非由神，且所有权者，皆神命之，是以抗权者，抗神之例，且伊抗者，自取罪罚。”（《劝世良言》，页77）在经济上它宣扬：“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劝世良言》，页105）这些都是维护政治上、经济上的等级制度。

《劝世良言》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所以论拜求天上神父者，不拘上下尊卑贵贱人等，惟以谢罪求免，感恩，垂怜，要求帮助善养宝贝灵魂之德而已。”（同上，页39）这段话肯定在现实世界上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不过在拜上帝这一点，却“如其子女一般。”洪秀全与此针锋相对，他不仅主张在拜上帝这一点上，万国男女不分尊卑贵贱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主张在现实世界上也不分尊卑贵贱，“普天之下皆兄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劝世良言》还说：“救世主见那富人自夸其义，遂以言试之曰：尔若果要守全律，则可去卖了尔凡所有产业，而将卖产业之银，施赐给与贫穷之人，则尔必有财帛存在于天，又可来随从我而学常生之真道也（《劝世良言》，页21）。”这段话是讲“救世主”“试”富人是否真诚信道，也是开开顽笑的，并不是说“救世主”主张经济平等，废除私有制。财帛还“存在于天”嘛！洪秀全则主张废除私有，实行“天下为公”，把“乖漓浇薄”的私有制社会变成为“不存此疆彼界之私，不起尔吞我并之念”的社会。

第二，对于“蛇魔邪神”，《劝世良言》中没有一处提到“该杀”，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出问题说：“拜之为神岂合天理乎？”（同上，页4）它还宣扬：“神天上帝之诫者，即是勿行杀害之事。”（《劝世良言》，页21）与此针锋相对，洪秀全从农民的革命要求出发，明确指出：基督教这种“过于忍耐或谦卑”的精神，“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864）他反复提出“邪魔敢冒天恩”，“该诛该灭”（《原道觉世训》，同上，（一），页95）。世间所立一切魔鬼该杀。”（《太平天国》，同上，（二），页641）

第三，《劝世良言》宣扬“休作恶，学行善，寻正道”（《劝世良言》，页10）。它所谓的“休作恶”，指的就是“勿奸、勿杀、勿偷、勿妄证”（《劝世良言》，页77），丝毫没有涉及到“禁止鸦片烟”的问题。当时，禁烟是斗争的焦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毒害中国人民，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向中国大肆推销鸦片。中国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投降外国侵略者，竭力反对禁烟。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鸦片。洪秀全反映了阶级的和民族的利益，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坚决主张禁止鸦片，他提出：“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原道救世歌》）洪秀全严厉禁烟，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第四，《劝世良言》讲天国，是指人死后的天国。洪秀全却把这个天国搬到现实的地球上来。他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开创天国是也。”（《前遣圣书批解》，见《太平天国史料》，页77）天上天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开创地下天国，则成为鼓舞群众斗争的革命口号。

可见，《劝世良言》没有给洪秀全带来革命。洪秀全仅仅利用了它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洪秀全反而根据农民的革命需要提出了许多和《劝世良言》针锋相对的思想。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劝世良言》所宣扬的基督教本质上是不同的。

（四）洪秀全从什么角度反孔

众所周知，洪秀全是反孔的，他一信仰上帝以后，就砸掉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他还编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早在一八三七年，他上天堂见“衣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认其罪。”（《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842）这位“衣皂袍之老人”指的就是上帝。这个神话对孔老二的批判是很温和的，但是，在封建理学统治的近代社会，洪秀全敢于向地主阶级的“圣人”打出这一枪，应该说这是革命创举。

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以后，这个神话广泛流传，内容也有了发展，对孔老二的批判更加猛烈。它说：孔老二本来在天堂，因为不接受批判，忽然逃到人间来变成了“妖”，迷惑世人。上帝大怒，把他捉到天上去，“罚他种菜园。”（张汝难：《陵省难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719）用现代的话说，“变妖”就是变成反革命；“罚他种菜园”就是判他劳动改造。

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把这个神话，编成一个完整的、十分动人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神话故事。

太平天国还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日》，（一），页313）“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同上，（三），页232）有人记载当时天京搜禁“妖书”的情况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同上，（四），页735）

问题是：洪秀全从什么角度反孔？反孔夫子的什么东西？

我们认为：洪秀全是从相信一神教思想的角度出发反孔的，是从反对偶象的角度出发反孔的，是从孔老二不崇拜上帝的角度出发反孔的。

《原道救世歌》说过：“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页87）

《原道觉世训》也说过：“皇上帝亲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象来跪拜也。’今尔凡人设立各偶象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象，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同上（一），页97）

正是因为这样，洪秀全反孔，也反道、反释。“毁佛崇上帝”，不是反释吗？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要祭祖宗。祖宗，是作为神来对待的。“天地君亲师”，都作为崇拜的偶象。把皇帝、孔夫子、老祖宗和天，即上帝，同样地作为崇拜的对象，洪秀全当然要反对。这样，他反孔，反释，反道，反祖宗，也反皇帝了。

（五）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

洪秀全是反孔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已经认识到孔孟之道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反儒英雄。历史的真象是：洪秀全自幼熟读孔孟经书，他和儒家思想的关系，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两个字：反对。

早在三十年代，对洪秀全究竟怎样对待传统的儒家思想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论。罗尔纲同志根据史料认为：

　 “天王洪秀全本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薰陶，虽以耶稣发动革命，而其所认识的教义，仅限于梁阿发的《劝世良言》，故当时所著述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其后起义建国，急于宣传，而军事倥偬，未及删改，遽尔付刻。及定都天京，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定一尊于上帝，以谋宗教上、思想上的统一化，于是排斥儒教。”（《太平天国史料考察集》，而51）为了论证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排斥儒教”，除同意别人提出的材料外，罗先生还列举了四条材料。这四条是：

（一）《太平诏书》歌训本（初刻本）与诏字本（后刻本）两种本子的不同之处有三端：第一，歌训本所引孔、孟之说，诗、书之语，诏字本或全无，或改称古语。第二，歌训本所引古事，凡为儒家所常道而不合于耶稣教义的，诏字本无。第三，歌训本由古道今或以今溯古的，诏字本不作上帝，则作天王自己。此三端不同，其意义至为明显：因为歌训本保存浓厚的儒家思想及传说，与耶稣教义抵触之处还多，诏字本则避免沾染儒家色彩而力求耶稣教化。

（二）天条书有两种版本：初刻本博征儒家典训名言，保存中国传统思想和礼俗，修改本则不引儒家典训名言，力避沾染中国传统色彩。

（三）建都天京后，天王即从事于删改诗书，以求适合于其教义。

（四）初刻本《天条书》和修改本《天条书》关于“丧礼”的规定不同。如前者虽然规定不准做佛事，但大殓成服还山还是依儒礼而行，至下柩时大声喝唱一项，实与中国民间流行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迷信没有区别，后者则以“去世”为“升天”，乃“头顶好事，宜欢不宜哭”，不但没有喝唱一项仪式，即“大殓成服还山”的儒礼也看作“旧时坏规矩”，尽行除去（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页41—47）。

罗先生列举的这些资料，都是事实。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把“诗云子曰”改成“古语云”；把“诗经”改成“诗□”，以及葬礼的改变等等，完全没有触及思想实质，仅仅是文字上、形式上、仪注上的改动而已。正如罗先生所说的：洪秀全力求不沾染儒家的“色彩”而已。

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是：究竟洪秀全有没有接受儒家思想？如果接受的话，接受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作为封建统治武器的儒家思想的要害是三纲五常。很早，洪秀全就接受了这个思想。一八三七年，他就“予诏”说：“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515）一八五一、五二、五三年连续三年，由洪秀全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大量宣传“三纲”思想，例如：

“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

“长幼天排定，从兄道在恭”；

“妻道在三从，毋违尔夫之，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洪秀全吸取了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后期也并没有改变。一八五七年刻的，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天父诗》充满了这种思想。请看：

“生杀由天子”。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太父诗》，第253、378、475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

批判地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农民革命服务，那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洪秀全却接受儒家思想中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生杀由天子，三纲五常。

洪秀全接受儒家的这些思想决不是偶然的。原因要从农民阶级的特点来分析。这个阶级具有两重性，它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它是劳动者，在封建社会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它是革命的阶级。它反对压迫、剥削，要求平等、自由。这样，它是一个革命民主派。我们正是这样理解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从这一点说，他反对旧制度，渴望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洪秀全能够提出《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土地纲领，猛烈地冲击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小私有者，它不可能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它渴望建立一个新的天国，但是，这个天国是什么样子，它只能从现存的思想资料中寻找答案西方的圣经主要是作为麻痹人民的鸦片输入的。洪秀全从中吸取了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再要吸取其他一些建国之道是很困难的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在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这个支配地位，不仅指对封建地主阶级说的，也是指对农民阶级说的。洪秀全在青年时代读了四书五经，熟悉儒家思想，他接受了三纲五常，作为建设新国家的思想武器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农民，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它有家长制思想。在一个家庭以内，有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在家庭范围之内是有“权威”的。小农的家长制思想，进一步扩大，很容易接受专制主义——“生杀由天子”。，这是农民领袖接受封建地主阶级的三纲五常的另一个思想基础。

“三纲五常，天子专制”，这是哪个阶级的主义呢？显然，这是地主阶级的主义。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个人认为，把它称作中国式的“皇权主义”倒是很恰当的。皇权主义不是农民自己的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义。农民阶级是一个革命民主派，它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因此，它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可是，当农民领袖洪秀全建立起一个政权的时候，它又不得不从地主阶级那里接过这个主义。这样，洪秀全又成了一位“皇权主义”者。

洪秀全接受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政权，能不能说是封建政权呢？不能。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首先要看它保护谁？打击谁？

洪秀全做了天王，宣扬了三纲五常，但是，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它坚持打击封建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清王朝。一八五三年，又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不分男女分配土地。这一切当然说明这个政权是农民政权。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按照人口平分土地，既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把千百年来农民的要求，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腐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我们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天朝田亩制度》有空想的一面，它有反动性。这不是因为它主张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而是因为它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用心是善良的，但是勉强实行的结果，只能与提倡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起着破坏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洪秀全很快从《天朝田亩制度》退了下来。这就是他批准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建议的“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他不是改变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如果是这样，那当然是正确的；他是从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改变为基本上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妖产”及庵、观、寺、院和民间公产除外）这当然是一个退步。

封建土地所有制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在太平天国前期，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太平天国保护地主阶级向农民收租的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仍然打击着封建地主阶级及它的集中代表——清王朝。

在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一对矛盾中，原来处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的农民阶级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翻了身，成为统治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这个农民政权虽然是短暂的，但这是一个质变。这个新的政权，是从旧社会中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带有旧社会的一些弊病，或者说“色彩”。它接受了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它保存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它继续坚持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它就是一个农民政权。

在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农民革命政权，这似乎是矛盾的。应该承认是一个矛盾，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因为有这个矛盾，这就决定了农民政权只能是短暂的，它不能持久，它要变。

在后期，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有几件值得重视的事件。

一是一八五九，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向西方学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面貌建设国家的许多措施，洪秀全作了“赞同”的批示。这说明洪秀全的思想和太平天国政权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

二是一八六○年十月，洪秀全给苏福省所属郡县“四民”颁布了诏旨。诏旨说：

　 “四民既列版图，各宜遵守条命，信实认真，克守天教。联又念前时天兵征剿，尔等四民畏惧天威，抛弃家产，今虽欣然就抚，各安农业，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余一余三之积。联格外体恤民难，于尔民应征钱□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氏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其各体谅朕心，益坚信认，安居乐业，同顶爷哥朕幼纲常，同享真福于万万年也。”（见《太平天国资料》，页3—4）仔细研究天王这个诏旨是很有意义的。“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根据我国传统的说法，农包括地主阶级在内。在太平军进攻苏州地区的过程中，“畏惧”太平军，“抛弃家产”的主要是地主阶级分子。“钱□”，也主要是清王朝向地主阶级征收的。天王降旨酌减钱□，实际上是减轻包括地主在内的负担。把天王的这个诏旨看成是保护包括地主阶级分子在内的“四民”是不为过分的。

三是在一八六一年，洪秀全又重行刻印了《天朝田亩制度》。这表明他还想坚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

这三件事说明洪秀全的思想处在矛盾斗争之中。他想坚持《天朝田亩制度》，也想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又倾向于向资本主义发展。

至于后期在苏南浙江地区，一些太平天国地方官员公开支持保护地主向农民收租，甚至发生公开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这只能看成是部分质变。对这个部分质变，我们当然要给予重视，因为部分质变往往会促进总的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但是，决不能把事物的部分性质的变化当作根本质变。即使是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仍然坚持打击清封建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变。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仍然是一个农民政权。

（六）洪秀全的天命论、宿命主义思想

洪秀全从儒家和《劝世良言》中还接受了另一方面的消极的思想----天命论、宿命主义。儒家宣扬大命论、宿命主义；基督教和《劝世良言》也宣扬这些东西。

《劝世良言》在许多地方宣扬“守贫”、“安分”、“行善”，要革命人民服从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例如，它说：“现在我等敬信真经圣道之人，捐金刊布之书，不啻数十种，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劝世良言》，页89）；“世上之人，所有吉凶祸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所以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劝世良言》，页7）；贫穷虽极，亦不须太过伤心，惟固穷守分，凡事听命于神天上帝，总要存心积德，慕及常生之福，比世界之福更为好，越长久之业也。”（《劝世良言》，页50）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那样一个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条件下，农民阶级本来就具有宿命思想。这就是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和儒家所宣扬的宿命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宣扬“天道祸淫唯福善”，“死生灾病皆天定”。洪秀全批判“赌博”，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说：“命果有兮何待赌，命无即赌愿难偿，总之贫富天排定”。他还宣扬“孔颜疏水箪飘乐，知命安贫意气扬。”这两句十分露骨，在修改本中被删去了，但是，仍保存了象“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样的句子。洪秀全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次子，是上帝派他到尘世来杀妖的，并且，他得了“天书----《劝世良言》”，这样，他也就宣传了天命论。

洪秀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震动世界的大革命，但是，他的世界观从总的说来，却是唯心主义的。

在革命酝酿和革命初期，洪秀全利用天命论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八五六年内讧以后，人们对拜上帝发生怀疑，宗教逐渐失去了作用。一八五九年，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为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540）这时，洪秀全仍然迷信“天命”，这时，“天命论”成了他克服困难，再一次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绊脚石。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天历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天王洪秀全发出诏旨说：“哥前恩诏，诛灭畜生来救人，普天万方信基督。天父天国，天兄天国，遵天遵日将妖逐。任妖万飞，任妖万变，天要诛他一锅熟。”（同上，（二），页680）过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天历五月十六日），他又发出诏旨说：“本月十一五更候，朕时亲身觐父皇。十五四更朕亲征，朕同幼主暨东王，联嘱幼主大放胆，万有爷爹不用慌。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漫漫来，就见太平天堂通。……”（中国近代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页685）

一八六一年六月，正是安庆保卫战紧张进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军加紧活动的时候，洪秀全再一次提出“杀妖灭鬼”，这种坚持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可贵的，但是，诏旨暴露了他的宿命主义有了发展，他幻想得到上帝的保护取得胜利。为了说明他的天国是奉上帝之命建立的，他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不久又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他“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他相信他的事业是上帝交给他的，上帝会保佑他保持“铁桶江山”。他说：“联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李秀成供词》）正是这个宿命主义思想阻碍他下主动转移，撤离天京的决心。

这些宗教奇谈当然挽救不了革命。

洪秀全“这个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经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运动的中心，他就宁愿为正义和光荣的事业而死，都不肯在庄严的道路上折返回头。”（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页568）呤□这句话对了一半。对的，他讲了现象；错的，他没有接触到本质。不是洪秀全“宁愿”为正义和光荣的事业而死，而是他迷信“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天命论、宿命主义捆住他的手脚。用罗尔纲同志的话说就是：宗教从“发动革命的工具，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太平天国史稿》，页102）这正是历史的悲剧所在。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